理查德·哈斯：为什么说巴勒斯坦建国对以色列有益

　　1967年阿以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42号决议，确立了以色列以放弃战争中获得的领土换取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核心分歧上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更不用说持久的成果了。

　　是时候改变这一现状了。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持久协议的机会已所剩无几，且正在迅速消逝。政治和现实中的障碍很快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妥协将变得更加困难。

　　得益于自身的努力，以色列当前处于有利的战略环境，边境及地区威胁已显著减弱甚至消除。以色列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如此有利的位置来应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带来的战略挑战，而这一挑战需要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的回应。

　　但这种有利环境不会永远持续。尽管以色列在白宫有一位愿意在关键问题上支持它的朋友，但美国和欧洲对以色列的长期支持并非板上钉钉，特别是如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将以色列视为否认他人权利的“弃儿国家”。

　　以色列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真诚地寻求与巴勒斯坦妥协与和平共处，要么冒着失去长期福祉所需的国际支持的风险。尽管两国方案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已成为禁忌，但它仍是实现以色列繁荣与安全的最佳希望。巴勒斯坦拥有自己的国家对他们有益自不必说，但对以色列同样有益;事实上，帮助建立巴勒斯坦国有可能为以色列带来与他人同等的利益。

　　艰巨的任务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曾多次接近达成以土地换和平的协议。但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外交努力屡屡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勒斯坦领导人——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前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及其继任者——由于政治上的软弱，无法或不愿接受以色列在领土、耶路撒冷地位及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上的提议。哈马斯对和平的反对更为根本，因为这需要他们接受犹太国家作为地区永久一部分的存在。

　　巴勒斯坦拒绝基于妥协的两国方案，代价高昂。目前，超过500万居住在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生活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而非他们自己的治理之下。达成过去巴勒斯坦领导人所拒绝的外交成果已变得更加困难。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地情况发生了变化。和平的障碍显著增加，特别是西岸约140个以色列政府授权的定居点(以及另外200个未经授权的据点)，这些定居点居住着超过50万以色列人。每个定居点和据点都使得以土地换和平及建立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更加困难;每增加一名定居者，都会为这种交易带来政治阻力，并提高重新安置人口的经济成本。

　　以色列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左翼政党影响力减弱，右翼政党则日益壮大。这种政治转变已持续数十年，但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残暴袭击后加速。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政府依赖极右翼宗教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这既反映了这一转变，也加速了其进程。

　　许多以色列人及其全球支持者——即使是对内塔尼亚胡在战争中的行为及对以色列民主的冲击感到愤怒的人——现在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担心这将成为武装派别发动行动的基地。一些人认为，两国方案非但不能满足巴勒斯坦的政治野心，反而会刺激其进一步扩张。还有一些人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不仅出于上述原因，还因为他们觊觎加沙和西岸作为犹太定居地。事实证明，不只是激进的巴勒斯坦人觊觎“从河到海”的全部土地。

　　由于这些及其他原因，宣称两国方案已无望成为一种普遍观点。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两国方案也仅靠生命维持系统维系。

　　长期安全

　　尽管如此，两国方案尚未完全无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若能建立一个由巴勒斯坦人居住并治理的可行、独立、主权国家——但以不构成对以色列安全威胁为前提——双方都将受益。

　　一个巴勒斯坦国非但不会成为恐怖活动的基地，反而更可能以以色列国防军无法实现的方式减少恐怖活动。因为目前恐怖分子几乎可以肆无忌惮地行动，他们无需对任何领土、经济或公民负责。如果没有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可能面临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相比之下，巴勒斯坦国政府若授权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将面临军事和经济后果，这些攻击将被视为战争行为而非恐怖主义;对于未经授权的境内攻击，主权政府有责任防止其发生。

　　这一现实应激励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非哈马斯领导的政府——以建设性方式行事，同时为以色列提供追责的途径，如果巴勒斯坦领导人无法或不愿履行其国际义务。以色列在10月7日事件后立即获得了国际社会对这种追责的支持。但在超过22个月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杀害了数万巴勒斯坦平民，并使更多人面临极端困境，导致其失去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还将为《亚伯拉罕协定》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创造条件。如果能指明通向巴勒斯坦建国的道路，阿拉伯国家就能更轻松地向其公民“推销”与以色列的正常化关系。沙特阿拉伯实际领导人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明确表示，以色列不愿重启以两国方案为前景的外交谈判，是他与以色列发展更密切关系的主要障碍。同样，巴勒斯坦建国将增强以色列邻国的稳定，尤其是约旦，因为满足巴勒斯坦建国的呼声将减轻约旦王室的压力。约旦长期以来愿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但若大量巴勒斯坦人涌入约旦，打破其人口与政治平衡，可能引发国内不稳定。降低巴勒斯坦问题的突出性还将使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能够专注于其他紧迫威胁，尤其是伊朗构成的威胁。

　　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对以色列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也有益。以色列约有200万阿拉伯公民，若以色列继续挫败巴勒斯坦的政治诉求并苛刻对待巴勒斯坦人，部分公民可能被激进化。更根本的是，巴勒斯坦建国将使以色列免于在民主国家和犹太国家之间做出抉择：给予500万巴勒斯坦人平等权利将威胁后者，而否认这些权利则威胁前者。显然，所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倾向于否认这些权利，这一趋势只会加剧其国际孤立。

　　公开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有助于以色列避免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这一趋势因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正在加速。这将减少来自欧洲的经济制裁威胁，并遏制许多美国人——包括年轻美国犹太人——日益疏远以色列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最终危及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以色列在此问题上的开放态度也可能减少全球反犹主义。

　　最后但最紧迫的是，原则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将为以色列提供退出加沙并换回剩余人质的途径。明确通向两国方案的道路是替换以色列安全部队为阿拉伯稳定部队的前提，也是对哈马斯形成竞争的条件，哈马斯将失去其几乎垄断的“只有它能为巴勒斯坦群众带来国家”的主张。正如英国在北爱尔兰的经验所示，激进团体无法仅靠军事力量击败，还必须在政治上被边缘化，通过提供比持续暴力更有前景的外交途径。

　　少即是多

　　结果的理想性是一回事，可行性则是另一回事。鉴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治现实，近期外交重点应保持适度。对于仍支持两国方案的人来说，近期目标应是保留更宏大外交的可能性，并创造让此类外交有朝一日成功的条件。

　　这一政策应有两方面：一是避免，二是创造。在避免方面，各国政府应避免呼吁巴勒斯坦自决。套用1978年美国促成的埃及与以色列《戴维营协议》中的说法，巴勒斯坦人应有权参与决定自己的未来，但不应单方面宣布或决定。一个巴勒斯坦国必须与以色列共同创建。历史太复杂，领土太有限，无法以其他方式实现。

　　另一种需要避免的单边主义是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等国的声明，这些国家表示若加沙没有停火，将在今年秋季承认巴勒斯坦国。尽管这些国家认为其行动有帮助，但实际上适得其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必须达成妥协，巴勒斯坦人必须认识到，若没有妥协，他人无法为其带来一个国家。此外，目前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选择看似奖励了哈马斯，而非温和的替代方案。

　　以色列的单边主义也必须被抵制。美国需承担这一责任，因为以色列国内政治——源于执政联盟、人口变化及10月7日等事件的影响——已发展到若无人约束，以色列不会自我克制。特朗普政府应明确反对新的定居点、据点及任何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行为，并表明期望定居者和以色列国防军尊重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和财产权。赋予这一立场实际效力的措施(美国历届政府大多不愿采取)是华盛顿明确表示，若以色列忽视美国意愿，未来将无法指望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保护其免受经济和外交制裁。华盛顿还可对以色列施加更高关税，若其继续破坏巴勒斯坦建国的有限前景。美国完全可以在支持以色列安全与支持其无限期占领和扩张之间划清界限。

　　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国家、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政府不仅应推动结束加沙战争并以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稳定部队替换以色列占领军，还应公开提出更大外交进程的愿景。他们应阐明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期望、双方可获得的回报，以及他们为推动这一进程和巩固成果准备采取的行动。这包括为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以帮助重新安置定居者，以及为新巴勒斯坦国提供履行其对公民和以色列义务所需的支持。这需要的是对国家建设——更准确地说，建国——的长期承诺。

　　理想情况下，这将促成更温和的巴勒斯坦领导层的出现，他们愿意以言行安抚大多数以色列人，进而可能促成更温和的以色列领导层的出现。这让人联想到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1973年阿以战争四年后对以色列的主动示好，促使以色列相信他们有了一个值得合作的伙伴，愿意撤出定居点并归还1967年获得的领土。巴勒斯坦国的具体条款将在未来由新一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进一步协商。

　　鉴于相关各方的现状及历史，描述上述路径很难让人乐观。但仍有一些希望的理由。其一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他自视为和平缔造者，且目前有能力扮演这一角色。特朗普在以色列广受欢迎，得到许多自认为是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和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在某些方面，特朗普的处境类似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之所以能向共产主义中国伸出橄榄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像其他可能有此意愿的美国总统那样，需要担心被指责为“软弱”。

　　特朗普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情况类似。他促成了《亚伯拉罕协定》，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最近还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这些都使他免受批评，并赋予他几乎无人能及的杠杆作用。民主党人不太可能指责特朗普通过施压以色列而“出卖”以色列，因为民主党内的许多人希望他这样做。此外，美国积极推动和平将提升美国及其总统在全球的地位。这一选择权在他手中。

　　另一个希望的理由是阿拉伯世界已准备好与以色列和平共处。多个政府已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阿拉伯也准备向前迈进。此外，7月末由沙特阿拉伯和法国主持的联合国会议通过的《纽约宣言》，呼吁哈马斯结束在加沙的统治并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移交武器。这一声明凸显了阿拉伯世界在与以色列共存方面的巨大转变。

　　最后，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的流动性也带来希望。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抗议法院和民主的削弱，以及近期为结束加沙战争和释放人质而发声，表明前总理伊扎克·拉宾寻求谨慎妥协以换取和平的遗产在以色列政治中仍是一股强大力量。

　　现在是时候了

　　实现巴勒斯坦建国需要美国、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需以言行表明他们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处。若他们愿意这样做，以色列政治可能发生转变，且以色列有义务以诚信回应。

　　当然，巴勒斯坦人可能无法成为以色列的外交伙伴，因为他们内部政治分歧严重。若巴勒斯坦人不愿拒绝哈马斯并接受温和与妥协的态度，以色列被视为和平主要障碍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这将避免一些国内分歧及地区和国际责难。尽管如此，以色列仍需应对控制超过500万巴勒斯坦人带来的诸多内部后果，并以比近期在加沙和西岸更人道和负责任的方式对待巴勒斯坦人。但总体而言，其处境将有所改善。

　　巴勒斯坦建国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借用温斯顿·丘吉尔关于民主的著名论断：它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被尝试过的形式”。有人可能对两国方案说同样的话：它是最糟糕的外交结果，除了其他所有结果。

　　无论其风险和不足，两国方案都比其他选择更好。无限期占领的现状可能使以色列进一步成为国际弃儿，永远面对一个觉得自己毫无可失的民族的恐怖主义。强行转移加沙和西岸的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将产生同样效果，并可能破坏约旦及其他邻国的稳定，威胁以色列与这些寻求和平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单一国家方案——让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公民——将威胁以色列的犹太属性、民主治理，或两者兼而有之。

　　以色列1967年和1973年与阿拉伯邻国的冲突期间，其博学的外交部长阿巴·埃班曾说，在和平问题上，阿拉伯人从不错过错过机会的机会。他说得有理。但今天，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以色列。以色列从未像现在这样免受外部威胁。它与埃及、约旦、阿联酋和巴林和平共处，显著削弱了伊朗在该地区的代理人，尤其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相对较弱。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阿拉伯国家，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独特地位——已表示若以色列愿意在合理条件下回应巴勒斯坦民族诉求，它准备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以色列在白宫有一位坚定的朋友。

　　美国应善尽其作为以色列最亲密朋友的传统。政策制定者和美国公民应考虑，今天被视为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可能在历史中被不同评判。为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应在机会永远消失之前，努力促成巴勒斯坦建国。时间已到，机不可失。

　　作者简介：理查德·哈斯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名誉主席。本文原载《外交事务》

　　1967年阿以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42号决议，确立了以色列以放弃战争中获得的领土换取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核心分歧上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更不用说持久的成果了。

　　是时候改变这一现状了。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持久协议的机会已所剩无几，且正在迅速消逝。政治和现实中的障碍很快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妥协将变得更加困难。

　　得益于自身的努力，以色列当前处于有利的战略环境，边境及地区威胁已显著减弱甚至消除。以色列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如此有利的位置来应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带来的战略挑战，而这一挑战需要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的回应。

　　但这种有利环境不会永远持续。尽管以色列在白宫有一位愿意在关键问题上支持它的朋友，但美国和欧洲对以色列的长期支持并非板上钉钉，特别是如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将以色列视为否认他人权利的“弃儿国家”。

　　以色列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真诚地寻求与巴勒斯坦妥协与和平共处，要么冒着失去长期福祉所需的国际支持的风险。尽管两国方案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已成为禁忌，但它仍是实现以色列繁荣与安全的最佳希望。巴勒斯坦拥有自己的国家对他们有益自不必说，但对以色列同样有益;事实上，帮助建立巴勒斯坦国有可能为以色列带来与他人同等的利益。

　　艰巨的任务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曾多次接近达成以土地换和平的协议。但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外交努力屡屡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勒斯坦领导人——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前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及其继任者——由于政治上的软弱，无法或不愿接受以色列在领土、耶路撒冷地位及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上的提议。哈马斯对和平的反对更为根本，因为这需要他们接受犹太国家作为地区永久一部分的存在。

　　巴勒斯坦拒绝基于妥协的两国方案，代价高昂。目前，超过500万居住在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生活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而非他们自己的治理之下。达成过去巴勒斯坦领导人所拒绝的外交成果已变得更加困难。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地情况发生了变化。和平的障碍显著增加，特别是西岸约140个以色列政府授权的定居点(以及另外200个未经授权的据点)，这些定居点居住着超过50万以色列人。每个定居点和据点都使得以土地换和平及建立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更加困难;每增加一名定居者，都会为这种交易带来政治阻力，并提高重新安置人口的经济成本。

　　以色列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左翼政党影响力减弱，右翼政党则日益壮大。这种政治转变已持续数十年，但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残暴袭击后加速。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政府依赖极右翼宗教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这既反映了这一转变，也加速了其进程。

　　许多以色列人及其全球支持者——即使是对内塔尼亚胡在战争中的行为及对以色列民主的冲击感到愤怒的人——现在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担心这将成为武装派别发动行动的基地。一些人认为，两国方案非但不能满足巴勒斯坦的政治野心，反而会刺激其进一步扩张。还有一些人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不仅出于上述原因，还因为他们觊觎加沙和西岸作为犹太定居地。事实证明，不只是激进的巴勒斯坦人觊觎“从河到海”的全部土地。

　　由于这些及其他原因，宣称两国方案已无望成为一种普遍观点。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两国方案也仅靠生命维持系统维系。

　　长期安全

　　尽管如此，两国方案尚未完全无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若能建立一个由巴勒斯坦人居住并治理的可行、独立、主权国家——但以不构成对以色列安全威胁为前提——双方都将受益。

　　一个巴勒斯坦国非但不会成为恐怖活动的基地，反而更可能以以色列国防军无法实现的方式减少恐怖活动。因为目前恐怖分子几乎可以肆无忌惮地行动，他们无需对任何领土、经济或公民负责。如果没有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可能面临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相比之下，巴勒斯坦国政府若授权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将面临军事和经济后果，这些攻击将被视为战争行为而非恐怖主义;对于未经授权的境内攻击，主权政府有责任防止其发生。

　　这一现实应激励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非哈马斯领导的政府——以建设性方式行事，同时为以色列提供追责的途径，如果巴勒斯坦领导人无法或不愿履行其国际义务。以色列在10月7日事件后立即获得了国际社会对这种追责的支持。但在超过22个月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杀害了数万巴勒斯坦平民，并使更多人面临极端困境，导致其失去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还将为《亚伯拉罕协定》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创造条件。如果能指明通向巴勒斯坦建国的道路，阿拉伯国家就能更轻松地向其公民“推销”与以色列的正常化关系。沙特阿拉伯实际领导人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明确表示，以色列不愿重启以两国方案为前景的外交谈判，是他与以色列发展更密切关系的主要障碍。同样，巴勒斯坦建国将增强以色列邻国的稳定，尤其是约旦，因为满足巴勒斯坦建国的呼声将减轻约旦王室的压力。约旦长期以来愿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但若大量巴勒斯坦人涌入约旦，打破其人口与政治平衡，可能引发国内不稳定。降低巴勒斯坦问题的突出性还将使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能够专注于其他紧迫威胁，尤其是伊朗构成的威胁。

　　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对以色列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也有益。以色列约有200万阿拉伯公民，若以色列继续挫败巴勒斯坦的政治诉求并苛刻对待巴勒斯坦人，部分公民可能被激进化。更根本的是，巴勒斯坦建国将使以色列免于在民主国家和犹太国家之间做出抉择：给予500万巴勒斯坦人平等权利将威胁后者，而否认这些权利则威胁前者。显然，所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倾向于否认这些权利，这一趋势只会加剧其国际孤立。

　　公开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有助于以色列避免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这一趋势因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正在加速。这将减少来自欧洲的经济制裁威胁，并遏制许多美国人——包括年轻美国犹太人——日益疏远以色列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最终危及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以色列在此问题上的开放态度也可能减少全球反犹主义。

　　最后但最紧迫的是，原则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将为以色列提供退出加沙并换回剩余人质的途径。明确通向两国方案的道路是替换以色列安全部队为阿拉伯稳定部队的前提，也是对哈马斯形成竞争的条件，哈马斯将失去其几乎垄断的“只有它能为巴勒斯坦群众带来国家”的主张。正如英国在北爱尔兰的经验所示，激进团体无法仅靠军事力量击败，还必须在政治上被边缘化，通过提供比持续暴力更有前景的外交途径。

　　少即是多

　　结果的理想性是一回事，可行性则是另一回事。鉴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治现实，近期外交重点应保持适度。对于仍支持两国方案的人来说，近期目标应是保留更宏大外交的可能性，并创造让此类外交有朝一日成功的条件。

　　这一政策应有两方面：一是避免，二是创造。在避免方面，各国政府应避免呼吁巴勒斯坦自决。套用1978年美国促成的埃及与以色列《戴维营协议》中的说法，巴勒斯坦人应有权参与决定自己的未来，但不应单方面宣布或决定。一个巴勒斯坦国必须与以色列共同创建。历史太复杂，领土太有限，无法以其他方式实现。

　　另一种需要避免的单边主义是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等国的声明，这些国家表示若加沙没有停火，将在今年秋季承认巴勒斯坦国。尽管这些国家认为其行动有帮助，但实际上适得其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必须达成妥协，巴勒斯坦人必须认识到，若没有妥协，他人无法为其带来一个国家。此外，目前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选择看似奖励了哈马斯，而非温和的替代方案。

　　以色列的单边主义也必须被抵制。美国需承担这一责任，因为以色列国内政治——源于执政联盟、人口变化及10月7日等事件的影响——已发展到若无人约束，以色列不会自我克制。特朗普政府应明确反对新的定居点、据点及任何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行为，并表明期望定居者和以色列国防军尊重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和财产权。赋予这一立场实际效力的措施(美国历届政府大多不愿采取)是华盛顿明确表示，若以色列忽视美国意愿，未来将无法指望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保护其免受经济和外交制裁。华盛顿还可对以色列施加更高关税，若其继续破坏巴勒斯坦建国的有限前景。美国完全可以在支持以色列安全与支持其无限期占领和扩张之间划清界限。

　　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国家、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政府不仅应推动结束加沙战争并以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稳定部队替换以色列占领军，还应公开提出更大外交进程的愿景。他们应阐明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期望、双方可获得的回报，以及他们为推动这一进程和巩固成果准备采取的行动。这包括为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以帮助重新安置定居者，以及为新巴勒斯坦国提供履行其对公民和以色列义务所需的支持。这需要的是对国家建设——更准确地说，建国——的长期承诺。

　　理想情况下，这将促成更温和的巴勒斯坦领导层的出现，他们愿意以言行安抚大多数以色列人，进而可能促成更温和的以色列领导层的出现。这让人联想到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1973年阿以战争四年后对以色列的主动示好，促使以色列相信他们有了一个值得合作的伙伴，愿意撤出定居点并归还1967年获得的领土。巴勒斯坦国的具体条款将在未来由新一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进一步协商。

　　鉴于相关各方的现状及历史，描述上述路径很难让人乐观。但仍有一些希望的理由。其一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他自视为和平缔造者，且目前有能力扮演这一角色。特朗普在以色列广受欢迎，得到许多自认为是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和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在某些方面，特朗普的处境类似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之所以能向共产主义中国伸出橄榄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像其他可能有此意愿的美国总统那样，需要担心被指责为“软弱”。

　　特朗普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情况类似。他促成了《亚伯拉罕协定》，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最近还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这些都使他免受批评，并赋予他几乎无人能及的杠杆作用。民主党人不太可能指责特朗普通过施压以色列而“出卖”以色列，因为民主党内的许多人希望他这样做。此外，美国积极推动和平将提升美国及其总统在全球的地位。这一选择权在他手中。

　　另一个希望的理由是阿拉伯世界已准备好与以色列和平共处。多个政府已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阿拉伯也准备向前迈进。此外，7月末由沙特阿拉伯和法国主持的联合国会议通过的《纽约宣言》，呼吁哈马斯结束在加沙的统治并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移交武器。这一声明凸显了阿拉伯世界在与以色列共存方面的巨大转变。

　　最后，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的流动性也带来希望。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抗议法院和民主的削弱，以及近期为结束加沙战争和释放人质而发声，表明前总理伊扎克·拉宾寻求谨慎妥协以换取和平的遗产在以色列政治中仍是一股强大力量。

　　现在是时候了

　　实现巴勒斯坦建国需要美国、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需以言行表明他们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处。若他们愿意这样做，以色列政治可能发生转变，且以色列有义务以诚信回应。

　　当然，巴勒斯坦人可能无法成为以色列的外交伙伴，因为他们内部政治分歧严重。若巴勒斯坦人不愿拒绝哈马斯并接受温和与妥协的态度，以色列被视为和平主要障碍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这将避免一些国内分歧及地区和国际责难。尽管如此，以色列仍需应对控制超过500万巴勒斯坦人带来的诸多内部后果，并以比近期在加沙和西岸更人道和负责任的方式对待巴勒斯坦人。但总体而言，其处境将有所改善。

　　巴勒斯坦建国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借用温斯顿·丘吉尔关于民主的著名论断：它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被尝试过的形式”。有人可能对两国方案说同样的话：它是最糟糕的外交结果，除了其他所有结果。

　　无论其风险和不足，两国方案都比其他选择更好。无限期占领的现状可能使以色列进一步成为国际弃儿，永远面对一个觉得自己毫无可失的民族的恐怖主义。强行转移加沙和西岸的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将产生同样效果，并可能破坏约旦及其他邻国的稳定，威胁以色列与这些寻求和平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单一国家方案——让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公民——将威胁以色列的犹太属性、民主治理，或两者兼而有之。

　　以色列1967年和1973年与阿拉伯邻国的冲突期间，其博学的外交部长阿巴·埃班曾说，在和平问题上，阿拉伯人从不错过错过机会的机会。他说得有理。但今天，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以色列。以色列从未像现在这样免受外部威胁。它与埃及、约旦、阿联酋和巴林和平共处，显著削弱了伊朗在该地区的代理人，尤其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相对较弱。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阿拉伯国家，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独特地位——已表示若以色列愿意在合理条件下回应巴勒斯坦民族诉求，它准备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以色列在白宫有一位坚定的朋友。

　　美国应善尽其作为以色列最亲密朋友的传统。政策制定者和美国公民应考虑，今天被视为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可能在历史中被不同评判。为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应在机会永远消失之前，努力促成巴勒斯坦建国。时间已到，机不可失。

　　作者简介：理查德·哈斯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名誉主席。本文原载《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