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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欧洲官员们清楚地知道,哪些改革对于夯实欧盟的经济基础、使其成为全球强国至关重要。但他们也承认,成员国的政治现实以及欧盟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机制,使得实质性改革几乎不可能实现,除非在危机时刻降临。欧洲官员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危险的赌注:他们等待危机爆发,以此迫使自己解决那些早已公认的问题。如今,他们面临着更严峻的风险——由于未能及时行动,白白浪费了危机带来的机遇。

这场危机爆发时,正值美国对其作为欧洲安全和战略保障者的角色提出质疑,一个充满恶意且高度军事化的俄罗斯构成日益严重的生存威胁,而欧洲却无法有效调动其集体经济资源,从而削弱了自身的集体防御能力。这场冲击始于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当时美国副总统JD·万斯公开质疑跨大西洋关系的基本前提,并建议重新审视美国在欧洲的角色。本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立场,指出华盛顿应优先在欧盟内部“培养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制力量”。此前泄露给媒体的文件版本措辞更为直白。该文件提议美国通过支持右翼政府来分裂欧洲,“目的是将它们从欧盟拉走”。它还提议组建一个“核心五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新集团将由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组成,完全将欧洲排除在外。上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贬低欧洲领导人“软弱无能”,并称他们“不知所措”。这并非仅仅是空洞的言辞攻击和侮辱。特朗普政府的敌意令人质疑跨大西洋联盟的稳定性以及欧洲的自卫能力,并试图削弱欧洲在全球决策中的地位。
欧洲必须认识到,这正是它一直在等待的危机。欧洲大陆正面临被其最重要的盟友边缘化的真正危险,而它能否捍卫自身安全并确保在世界上的未来地位,取决于能否调动资源并采取集体行动。欧盟上周决定无限期延长对俄罗斯央行资产的冻结——尽管这一决定并非一致通过——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即将于12月18日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必须展现同样的雄心,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俄罗斯资产来支持乌克兰。欧洲还应借此机会对其经济模式进行更广泛的改革,包括建立资本市场联盟、完整的银行业联盟以及永久性的共同借贷机制。这些改革并非仅仅是技术性的调整;它们是欧洲构建经济实力的基础,而这种实力对于加强防御、强化能源和数字系统以及发挥全球大国作用至关重要。如果欧洲不抓住这场危机,继续随波逐流,就会使自己更容易受到特朗普及其他试图分裂它的外国势力的攻击,从而危及欧盟的安全和地缘政治地位。
缓慢的改革
欧洲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理念,而在于缺乏执行力。欧盟以共识为导向的机制建立在规则、程序和制衡之上,旨在尊重成员国中的少数派观点,并体现对民主原则的承诺。这既是其优势,也导致了决策瘫痪。时任卢森堡首相的让-克洛德·容克在2007年曾这样描述欧盟的政治困境:“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我们不知道做完之后如何才能再次当选。”这一困境至今未变。事实上,必要措施与政治上可接受措施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为了提供发展路线图,布鲁塞尔定期委托撰写关于欧洲经济未来的大型报告。最近,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和另一位意大利前总理恩里科·莱塔分别于2024年撰写了关于提升欧洲竞争力和改革单一市场的报告。两份报告都详细阐述了欧洲应采取的措施:深化资本市场、完善银行业联盟,并采用共同借贷来为联合项目融资并吸引全球投资。这些建议在欧洲获得了广泛认可,但真正落实的却寥寥无几。
以资本市场为例。欧洲已经努力构建统一的资本市场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完成这项工程将使欧洲能够有效利用自身的储蓄,将目前闲置在低收益银行存款或流入美国市场的数万亿欧元资金引导至欧洲企业、基础设施和国防领域。这将降低借贷成本、增加投资,并使欧洲企业更容易发展、创新并参与全球竞争。一个能够大规模自我融资的经济体才能采取战略行动。但目前,欧洲大陆的资本市场规模小且分散,每个国家在破产、税收、养老金等方面都维持着各自的规则。
欧盟委员会已开始逐步消除跨境资本流动的部分监管壁垒。其最新提案包括设立新的“泛欧市场运营商”地位,这将允许运营证券交易所或电子债券市场等交易场所的特定机构在单一许可证下在欧盟范围内开展业务,从而减少监管摩擦。此外,欧盟委员会还计划通过扩大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即欧盟的投资监管机构)在跨境市场的协调和监管作用,来加强其职能。这些变革固然值得欢迎,但仍远远不够:ESMA仍然缺乏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直接监管大多数主要市场参与者或创建大规模动员资本所需深度统一市场的权力。如果这些方面没有取得进展,欧洲将继续难以筹集其深知至关重要的国防、清洁能源和技术投资资金。
欧盟银行体系的整合也遵循类似的模式。银行业联盟的两大组成部分——单一监管机制(欧洲中央银行直接监管欧元区最大的银行)和单一处置机制及单一处置基金(为以有限的纳税人成本清算破产银行提供集中系统)——已经建立并运行。但第三大支柱,即欧洲存款保险计划(旨在为欧元区内所有银行的存款提供共同保障),却仍未完成,导致整个银行业联盟在结构上尚未完善。由于担心在信用质量和银行体系各异的成员国之间分担风险,官员们一直未能就保险计划的设计达成一致;德国等国一直不愿承担其他国家潜在不良贷款的风险。鲜为人知的是,一些国家的银行还处于政党和裙带关系网络的核心,这为拖延改革提供了政治动机。因此,十多年来,银行业联盟的建设一直陷入谈判泥潭,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欧洲共同借贷是必要改革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的一份报告估计,考虑到投资者对安全、流动性强的资产所赋予的“便利收益”,欧元区可以发行约占GDP 15%的共同债务,而不会挤占各国政府债券的份额,也不会推高欧元区的平均利率。设计合理的欧盟共同借贷可以提供约2.5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各国财政,并为国防投资提供资金池。随着投资者被新增的、安全且流动性强的欧元计价资产所吸引,这将增加对欧洲债务的整体需求。
然而,像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这样传统上节俭的国家仍然反对共同债务,担心选民会强烈反对,认为此举相当于要求它们补贴那些它们视为挥霍无度的伙伴国。这种情绪根深蒂固,尽管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洲大陆迫切需要筹集资金来重新武装、补充库存并实现国防工业基础的现代化,但这种情绪依然存在。战争迫使欧洲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步伐:自2022年以来,欧盟通过了首个《欧洲国防工业战略》,建立了联合弹药生产机制,并设立了联合采购机构。新的“欧洲安全行动”(SAFE)计划也允许欧盟层面进行有限的借贷,为合作国防项目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贷款。
但这些举措仍然有限。SAFE计划由贷款而非赠款构成,而且并非旨在成为永久性项目。本月,旨在加强欧洲国防工业基础并支持联合采购的欧洲国防工业计划预计将正式通过,该计划将在2025年至2027年间提供约17.5亿美元的赠款。但该计划的设计初衷也仅限于促进欧盟层面的有限合作,远未达到建立永久性、大规模的欧盟国防预算或中央国防机构的程度。因此,欧洲的国防融资工具仍然依赖于27个国家的预算、27个国家的采购机构以及27个对威胁认知差异巨大的国家。那些对俄罗斯威胁感知最为强烈或拥有最强财政能力的国家——包括芬兰、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正在各自推进大规模采购计划,而不是将其作为共同战略的一部分。将这些工作局限于国家层面,无论从财政还是战略角度来看,都是低效的。无论是通过大规模的专用国防债券,还是通过更广泛的借贷结构,共同借贷用于共同防御,都将使欧洲能够以经济高效、财政可持续且与其战略目标相称的方式为其安全举措提供资金。
去做就对了
尽管乌克兰战争持续不断,美国也逐渐撤回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改革仍然进展缓慢,仅有的有限进展也被国内民众视为临时性的、一次性的危机应对措施。欧洲必须更好地利用当前的危机,进一步推进必要的改革。时机或许对欧盟有利,因为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能够更好地利用全球金融焦虑情绪。世界各国的财政部和央行都公开担忧过度依赖美元。他们目睹华盛顿越来越强硬地运用制裁和出口管制,并质疑如果美国政府继续——甚至更糟,加大——这种经济胁迫策略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欧洲凭借其庞大的经济体和信誉良好的央行,能够提供深厚的资本市场和大量安全的欧元计价资产,许多大型投资者将乐于分散投资,减少对美国国债的依赖。如果这些资产与资助欧洲公共产品(包括集体防御、能源安全和数字基础设施)明确挂钩,那么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这样做。
上周,欧盟理事会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并援引《欧盟运作条约》第122条绕过一致同意程序,延长对俄罗斯在欧洲持有资产的冻结期限。此举标志着欧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虽然引发争议,但这无疑是对欧洲在生死攸关之际不能被一两个国家的否决权所挟持的必要承认。即将于12月18日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有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并考虑运用类似的程序性工具推进欧盟一体化的其他方面,甚至可能推进那些长期以来因一致同意程序而受阻的根本性改革。
欧洲迄今为止缺乏的是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直到形势迫使其采取行动为止。正是这种犹豫不决,才使欧洲陷入了如今的困境:无论是其传统盟友华盛顿,还是包括莫斯科和北京在内的对手和竞争对手,都不认为欧洲有能力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采纳自身专家的建议,建立资本市场联盟、银行业联盟以及包括可持续国防融资机制在内的共同借贷工具,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种局面。但推进这些项目需要欧洲认识到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当美国正变得不再可靠,而俄罗斯也毫不掩饰其复仇主义和侵略性意图时,拖延的风险太大了。欧洲大陆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加强自身防御,重获竞争力。否则,欧洲将面临被进一步强化的印象:它可以被分裂和控制,而不是被视为全球经济和战略参与者。
作者简介:道格拉斯·雷迪克是国际资本策略公司的管理合伙人,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他曾代表美国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成员。海蒂·克雷博-雷迪克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多年来,欧洲官员们清楚地知道,哪些改革对于夯实欧盟的经济基础、使其成为全球强国至关重要。但他们也承认,成员国的政治现实以及欧盟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机制,使得实质性改革几乎不可能实现,除非在危机时刻降临。欧洲官员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危险的赌注:他们等待危机爆发,以此迫使自己解决那些早已公认的问题。如今,他们面临着更严峻的风险——由于未能及时行动,白白浪费了危机带来的机遇。

这场危机爆发时,正值美国对其作为欧洲安全和战略保障者的角色提出质疑,一个充满恶意且高度军事化的俄罗斯构成日益严重的生存威胁,而欧洲却无法有效调动其集体经济资源,从而削弱了自身的集体防御能力。这场冲击始于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当时美国副总统JD·万斯公开质疑跨大西洋关系的基本前提,并建议重新审视美国在欧洲的角色。本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立场,指出华盛顿应优先在欧盟内部“培养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制力量”。此前泄露给媒体的文件版本措辞更为直白。该文件提议美国通过支持右翼政府来分裂欧洲,“目的是将它们从欧盟拉走”。它还提议组建一个“核心五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新集团将由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组成,完全将欧洲排除在外。上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贬低欧洲领导人“软弱无能”,并称他们“不知所措”。这并非仅仅是空洞的言辞攻击和侮辱。特朗普政府的敌意令人质疑跨大西洋联盟的稳定性以及欧洲的自卫能力,并试图削弱欧洲在全球决策中的地位。
欧洲必须认识到,这正是它一直在等待的危机。欧洲大陆正面临被其最重要的盟友边缘化的真正危险,而它能否捍卫自身安全并确保在世界上的未来地位,取决于能否调动资源并采取集体行动。欧盟上周决定无限期延长对俄罗斯央行资产的冻结——尽管这一决定并非一致通过——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即将于12月18日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必须展现同样的雄心,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俄罗斯资产来支持乌克兰。欧洲还应借此机会对其经济模式进行更广泛的改革,包括建立资本市场联盟、完整的银行业联盟以及永久性的共同借贷机制。这些改革并非仅仅是技术性的调整;它们是欧洲构建经济实力的基础,而这种实力对于加强防御、强化能源和数字系统以及发挥全球大国作用至关重要。如果欧洲不抓住这场危机,继续随波逐流,就会使自己更容易受到特朗普及其他试图分裂它的外国势力的攻击,从而危及欧盟的安全和地缘政治地位。
缓慢的改革
欧洲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理念,而在于缺乏执行力。欧盟以共识为导向的机制建立在规则、程序和制衡之上,旨在尊重成员国中的少数派观点,并体现对民主原则的承诺。这既是其优势,也导致了决策瘫痪。时任卢森堡首相的让-克洛德·容克在2007年曾这样描述欧盟的政治困境:“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我们不知道做完之后如何才能再次当选。”这一困境至今未变。事实上,必要措施与政治上可接受措施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为了提供发展路线图,布鲁塞尔定期委托撰写关于欧洲经济未来的大型报告。最近,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和另一位意大利前总理恩里科·莱塔分别于2024年撰写了关于提升欧洲竞争力和改革单一市场的报告。两份报告都详细阐述了欧洲应采取的措施:深化资本市场、完善银行业联盟,并采用共同借贷来为联合项目融资并吸引全球投资。这些建议在欧洲获得了广泛认可,但真正落实的却寥寥无几。
以资本市场为例。欧洲已经努力构建统一的资本市场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完成这项工程将使欧洲能够有效利用自身的储蓄,将目前闲置在低收益银行存款或流入美国市场的数万亿欧元资金引导至欧洲企业、基础设施和国防领域。这将降低借贷成本、增加投资,并使欧洲企业更容易发展、创新并参与全球竞争。一个能够大规模自我融资的经济体才能采取战略行动。但目前,欧洲大陆的资本市场规模小且分散,每个国家在破产、税收、养老金等方面都维持着各自的规则。
欧盟委员会已开始逐步消除跨境资本流动的部分监管壁垒。其最新提案包括设立新的“泛欧市场运营商”地位,这将允许运营证券交易所或电子债券市场等交易场所的特定机构在单一许可证下在欧盟范围内开展业务,从而减少监管摩擦。此外,欧盟委员会还计划通过扩大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即欧盟的投资监管机构)在跨境市场的协调和监管作用,来加强其职能。这些变革固然值得欢迎,但仍远远不够:ESMA仍然缺乏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直接监管大多数主要市场参与者或创建大规模动员资本所需深度统一市场的权力。如果这些方面没有取得进展,欧洲将继续难以筹集其深知至关重要的国防、清洁能源和技术投资资金。
欧盟银行体系的整合也遵循类似的模式。银行业联盟的两大组成部分——单一监管机制(欧洲中央银行直接监管欧元区最大的银行)和单一处置机制及单一处置基金(为以有限的纳税人成本清算破产银行提供集中系统)——已经建立并运行。但第三大支柱,即欧洲存款保险计划(旨在为欧元区内所有银行的存款提供共同保障),却仍未完成,导致整个银行业联盟在结构上尚未完善。由于担心在信用质量和银行体系各异的成员国之间分担风险,官员们一直未能就保险计划的设计达成一致;德国等国一直不愿承担其他国家潜在不良贷款的风险。鲜为人知的是,一些国家的银行还处于政党和裙带关系网络的核心,这为拖延改革提供了政治动机。因此,十多年来,银行业联盟的建设一直陷入谈判泥潭,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欧洲共同借贷是必要改革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的一份报告估计,考虑到投资者对安全、流动性强的资产所赋予的“便利收益”,欧元区可以发行约占GDP 15%的共同债务,而不会挤占各国政府债券的份额,也不会推高欧元区的平均利率。设计合理的欧盟共同借贷可以提供约2.5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各国财政,并为国防投资提供资金池。随着投资者被新增的、安全且流动性强的欧元计价资产所吸引,这将增加对欧洲债务的整体需求。
然而,像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这样传统上节俭的国家仍然反对共同债务,担心选民会强烈反对,认为此举相当于要求它们补贴那些它们视为挥霍无度的伙伴国。这种情绪根深蒂固,尽管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洲大陆迫切需要筹集资金来重新武装、补充库存并实现国防工业基础的现代化,但这种情绪依然存在。战争迫使欧洲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步伐:自2022年以来,欧盟通过了首个《欧洲国防工业战略》,建立了联合弹药生产机制,并设立了联合采购机构。新的“欧洲安全行动”(SAFE)计划也允许欧盟层面进行有限的借贷,为合作国防项目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贷款。
但这些举措仍然有限。SAFE计划由贷款而非赠款构成,而且并非旨在成为永久性项目。本月,旨在加强欧洲国防工业基础并支持联合采购的欧洲国防工业计划预计将正式通过,该计划将在2025年至2027年间提供约17.5亿美元的赠款。但该计划的设计初衷也仅限于促进欧盟层面的有限合作,远未达到建立永久性、大规模的欧盟国防预算或中央国防机构的程度。因此,欧洲的国防融资工具仍然依赖于27个国家的预算、27个国家的采购机构以及27个对威胁认知差异巨大的国家。那些对俄罗斯威胁感知最为强烈或拥有最强财政能力的国家——包括芬兰、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正在各自推进大规模采购计划,而不是将其作为共同战略的一部分。将这些工作局限于国家层面,无论从财政还是战略角度来看,都是低效的。无论是通过大规模的专用国防债券,还是通过更广泛的借贷结构,共同借贷用于共同防御,都将使欧洲能够以经济高效、财政可持续且与其战略目标相称的方式为其安全举措提供资金。
去做就对了
尽管乌克兰战争持续不断,美国也逐渐撤回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改革仍然进展缓慢,仅有的有限进展也被国内民众视为临时性的、一次性的危机应对措施。欧洲必须更好地利用当前的危机,进一步推进必要的改革。时机或许对欧盟有利,因为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能够更好地利用全球金融焦虑情绪。世界各国的财政部和央行都公开担忧过度依赖美元。他们目睹华盛顿越来越强硬地运用制裁和出口管制,并质疑如果美国政府继续——甚至更糟,加大——这种经济胁迫策略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欧洲凭借其庞大的经济体和信誉良好的央行,能够提供深厚的资本市场和大量安全的欧元计价资产,许多大型投资者将乐于分散投资,减少对美国国债的依赖。如果这些资产与资助欧洲公共产品(包括集体防御、能源安全和数字基础设施)明确挂钩,那么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这样做。
上周,欧盟理事会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并援引《欧盟运作条约》第122条绕过一致同意程序,延长对俄罗斯在欧洲持有资产的冻结期限。此举标志着欧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虽然引发争议,但这无疑是对欧洲在生死攸关之际不能被一两个国家的否决权所挟持的必要承认。即将于12月18日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有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并考虑运用类似的程序性工具推进欧盟一体化的其他方面,甚至可能推进那些长期以来因一致同意程序而受阻的根本性改革。
欧洲迄今为止缺乏的是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直到形势迫使其采取行动为止。正是这种犹豫不决,才使欧洲陷入了如今的困境:无论是其传统盟友华盛顿,还是包括莫斯科和北京在内的对手和竞争对手,都不认为欧洲有能力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采纳自身专家的建议,建立资本市场联盟、银行业联盟以及包括可持续国防融资机制在内的共同借贷工具,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种局面。但推进这些项目需要欧洲认识到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当美国正变得不再可靠,而俄罗斯也毫不掩饰其复仇主义和侵略性意图时,拖延的风险太大了。欧洲大陆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加强自身防御,重获竞争力。否则,欧洲将面临被进一步强化的印象:它可以被分裂和控制,而不是被视为全球经济和战略参与者。
作者简介:道格拉斯·雷迪克是国际资本策略公司的管理合伙人,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他曾代表美国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成员。海蒂·克雷博-雷迪克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