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布·波默罗伊 ：为什么强国领导人比弱国对大国竞争更感恐惧

　　大多数外交政策理论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上：实力带来安全。由于缺乏全球性的执法机制，各国必须积累力量来保障自身安全。它们需要建立强大军队来保卫国土和重要国际利益，同时发展强劲经济来资助军事并抵御外部压力。这些理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主导着各国战略，包括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政策。例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行军事建设和经济自给自足，以威慑对手，他的顾问将其称为“以实力求和平”。

　　权力确实能在物质层面提升安全。但安全感也是一种心理状态。领导人和民众渴望强大军队，不仅是为了实际防护，更是为了获得心理安慰。然而，心理学研究很少支持安全感与物质权力客观水平相匹配的观点。相反，证据显示权力会放大对他人意图的怀疑，从而加剧焦虑。强者在决策时往往忽略谨慎的理性分析，转而凭直觉评估威胁并本能行事。弱者知道自己必须批判性思考来应对环境，而强者则认为可以依赖刻板印象和其他思维捷径。结果，强者以悲观和过度简化的视角看待世界，滋生猜疑与不安。

　　为了验证这一心理学发现是否适用于国际关系，我考察了外交政策精英和普通民众对国家实力与威胁感知的看法。我重点分析了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的俄罗斯决策者，以及当代大国公众的思维模式。研究结果清晰明确：强大国家如同更有权势的个体，往往比弱小国家更缺乏安全感。其领导人和民众更容易臆想或夸大威胁，更倾向于冲动行事，也更容易被激怒。因此，与那些感到国家弱小的人相比，他们更支持发起或升级战争。

　　这一发现令人担忧。如今，世界再度呈现大国竞争格局，强国间的军备竞赛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安全感的追求。但这种策略可能适得其反。随着一国实力增强，它会更坚信对手构成威胁;对手实力增强时，也会视其行动为更大威胁。这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两国实力越强，不安全感越深，从而推动进一步军备扩张，加剧彼此焦虑。

　　为避免此种局面，强国官员应努力缓解权力带来的心理影响。这意味着决策前需深思熟虑，仔细评估所有潜在威胁证据，而非仓促结论。换言之，他们应像管理弱势国家一样思考，而非倚仗强势地位。

　　戴王冠者，寝不安枕

　　国际关系中最主流的观点之一是：实力带来安全，弱点招致不安全。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分析即基于此：“雅典势力的增长及其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慌，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但心理学学者早已认识到，权力并不一定带来理性视角与行为。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四世所言：“戴王冠者，寝不安枕。”

　　二战后，心理学家直接研究权力对个体的影响，试图理解为何普通人在获得权力时会表现出极端残忍。例如，197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为狱警或囚犯，结果狱警迅速变得虐待成性。十年前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中，参与者被指示对他人施加电击(实际为演员假装)，即使是致命剂量，他们仍继续执行。这些争议性研究初步显示，权力会对行为产生腐蚀作用，甚至催生了新的研究伦理规范。

　　随后几十年，苏珊·菲斯克和达彻·凯尔特纳等学者以严谨方法验证这些直觉。他们在实验室中赋予受试者不同资源，观察其观点、互动与行为，并在企业环境中分析老板与下属。结果惊人：权力感会激发冲动与直觉思维。有权势者更倾向冒险、过度自信，导致更大损失;更容易非人化他人、虚伪行事，并依赖偏见;缺乏同理心，将他人视为威胁。一项合作游戏研究显示，权力强大者更不信任队友，更倾向惩罚以威慑自私行为。研究者称，这激活了“不信任他人、依赖威慑”的霍布斯式思维。

　　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个人层面，与高风险外交决策有距离。国家通常有机构促进协商。然而，我的发现显示，心理学文献高度相关：强国决策者比弱国更缺乏安全感、更具攻击性。即使在民主国家，民意本应约束领导人冲动，但调查显示，认为国家强大的民众威胁评估更高，更支持鹰派政策。

　　权力导致腐败

　　美国或许是国家实力增强引发恐惧的最清晰案例。18世纪80年代建国之初，美国物质极度薄弱，经济饱受战争债务之苦，周边环绕众多强大印第安部落。东南部乔克托部落的军事力量相当于美国常备军的十倍。缔造者们担忧新生国家生存，却未惊慌，而是理性评估环境，以外交为主导。乔治·华盛顿定期接待印第安代表团，并支付土地款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警告，“完全安全”的梦想过于理想化。

　　但随着19世纪美国崛起为西半球霸主，其战略转变。决策者视印第安部落为不可容忍威胁，依赖种族刻板印象，将其描绘为好战不理智。于是政府发动攻击。1890年“鬼舞”宗教运动兴起，旨在抵抗西进扩张，美国精英极度担忧，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派遣内战以来最大规模军队，导致伤膝河大屠杀。美国非但未因强大而安心，反而追逐幽灵。

　　这种侵略部分源于机遇：强大后可轻易攫取土地。但决策者明确表示，扩张也因感知威胁。未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言：“我并不认为只有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但我相信十个中有九个是。”历史学家指出，美国官员感到新兴秩序受西部印第安人“持续威胁”。

　　二战后，美国实力再度飙升。战前他国尚能与美国平起平坐，战后美国无真正对手。欧洲多国支离破碎，苏联虽相当但也疲惫：死亡2700万，美国不足50万;苏联城市多遭蹂躏。美国工业、海军与全球基地远超苏联。

　　然而，美国并未表现得如最安全国家般从容。领导人比战前更焦虑。从日本投降起，即担忧共产主义。1950年NSC-68备忘录呼吁大幅增防开支并研氢弹，宣称：“随着实力增强，美国及其公民正处于最深危险之中。”

　　哈里·杜鲁门将其作为冷战指南。三个月内，美军涌入朝鲜，将内战解读为苏联连锁反应，导致世界大战。“如果韩国沦陷，共产主义将肆无忌惮征服更近国家……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相比，较弱的英国与加拿大看得更清，前者称华盛顿充斥“清教徒式复仇天使”，后者视美国反应为过度。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无可争议全球超级大国。但地位未消担忧。1993年，中情局局长称：“我们斩杀巨龙，却身处毒蛇丛林。那条巨龙反而更容易掌控。”冷战后美国军事干预占其总干预四分之一。

　　这些行动部分因强大军力：能迅速全球部署，更愿发动战争。但也源于焦虑增长——对不作为后果的恐惧。如入侵伊拉克，萨达姆无威胁、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康多莉扎·赖斯警告，等待证据代价太大，“不希望最终证据是一朵蘑菇云”。拉姆斯菲尔德称伊拉克政权威胁最大。布什则凭直觉：“我只需要知道我的感受。”结果无数平民丧生、激进化、巨额损失。

　　像弱者一样思考

　　美国并非唯一因强大而不安的国家。俄罗斯也有类似历史。70年代苏联军事优势下，更担忧美国影响，导致代价惨重的阿富汗入侵。如今俄罗斯虽非超级大国，但强大却缺乏安全感。2020年精英调查显示，认为俄罗斯实力增强者最视乌克兰、美国、北约为威胁。普京入侵乌克兰部分出于领土考量，但其言论反复表达对西方利用基辅威胁俄罗斯的担忧。

　　世界正向危险方向发展。强国领导人难消恐惧，但可尝试像弱者一样思考：深思熟虑、同理心、务实。这方面，美国有经验。艾森豪威尔面对苏联扩张与美国军事化政策，于1953年启动秘密战略评估，审查不同侵略度策略，最终选择成本效益更高的遏制而非主动进攻。

　　此类评估无需重组机构，仅需谨慎深思。强大国家应多进行此类演练。例如，或许能避免某些军事集结。特朗普时代某些行动逻辑错误，虽旨在安全，却可能引发新冲突，消耗资源。

　　这并不意味各国不应投资武装力量或经济发展。但领导人和分析家必须摒弃“实力减少不安全”的观念。在外交事务中，权力往往放大不安全感。

　　作者简介：卡莱布·波默罗伊 是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和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助理教授。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大多数外交政策理论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上：实力带来安全。由于缺乏全球性的执法机制，各国必须积累力量来保障自身安全。它们需要建立强大军队来保卫国土和重要国际利益，同时发展强劲经济来资助军事并抵御外部压力。这些理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主导着各国战略，包括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政策。例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行军事建设和经济自给自足，以威慑对手，他的顾问将其称为“以实力求和平”。

　　权力确实能在物质层面提升安全。但安全感也是一种心理状态。领导人和民众渴望强大军队，不仅是为了实际防护，更是为了获得心理安慰。然而，心理学研究很少支持安全感与物质权力客观水平相匹配的观点。相反，证据显示权力会放大对他人意图的怀疑，从而加剧焦虑。强者在决策时往往忽略谨慎的理性分析，转而凭直觉评估威胁并本能行事。弱者知道自己必须批判性思考来应对环境，而强者则认为可以依赖刻板印象和其他思维捷径。结果，强者以悲观和过度简化的视角看待世界，滋生猜疑与不安。

　　为了验证这一心理学发现是否适用于国际关系，我考察了外交政策精英和普通民众对国家实力与威胁感知的看法。我重点分析了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的俄罗斯决策者，以及当代大国公众的思维模式。研究结果清晰明确：强大国家如同更有权势的个体，往往比弱小国家更缺乏安全感。其领导人和民众更容易臆想或夸大威胁，更倾向于冲动行事，也更容易被激怒。因此，与那些感到国家弱小的人相比，他们更支持发起或升级战争。

　　这一发现令人担忧。如今，世界再度呈现大国竞争格局，强国间的军备竞赛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安全感的追求。但这种策略可能适得其反。随着一国实力增强，它会更坚信对手构成威胁;对手实力增强时，也会视其行动为更大威胁。这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两国实力越强，不安全感越深，从而推动进一步军备扩张，加剧彼此焦虑。

　　为避免此种局面，强国官员应努力缓解权力带来的心理影响。这意味着决策前需深思熟虑，仔细评估所有潜在威胁证据，而非仓促结论。换言之，他们应像管理弱势国家一样思考，而非倚仗强势地位。

　　戴王冠者，寝不安枕

　　国际关系中最主流的观点之一是：实力带来安全，弱点招致不安全。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分析即基于此：“雅典势力的增长及其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慌，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但心理学学者早已认识到，权力并不一定带来理性视角与行为。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四世所言：“戴王冠者，寝不安枕。”

　　二战后，心理学家直接研究权力对个体的影响，试图理解为何普通人在获得权力时会表现出极端残忍。例如，197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为狱警或囚犯，结果狱警迅速变得虐待成性。十年前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中，参与者被指示对他人施加电击(实际为演员假装)，即使是致命剂量，他们仍继续执行。这些争议性研究初步显示，权力会对行为产生腐蚀作用，甚至催生了新的研究伦理规范。

　　随后几十年，苏珊·菲斯克和达彻·凯尔特纳等学者以严谨方法验证这些直觉。他们在实验室中赋予受试者不同资源，观察其观点、互动与行为，并在企业环境中分析老板与下属。结果惊人：权力感会激发冲动与直觉思维。有权势者更倾向冒险、过度自信，导致更大损失;更容易非人化他人、虚伪行事，并依赖偏见;缺乏同理心，将他人视为威胁。一项合作游戏研究显示，权力强大者更不信任队友，更倾向惩罚以威慑自私行为。研究者称，这激活了“不信任他人、依赖威慑”的霍布斯式思维。

　　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个人层面，与高风险外交决策有距离。国家通常有机构促进协商。然而，我的发现显示，心理学文献高度相关：强国决策者比弱国更缺乏安全感、更具攻击性。即使在民主国家，民意本应约束领导人冲动，但调查显示，认为国家强大的民众威胁评估更高，更支持鹰派政策。

　　权力导致腐败

　　美国或许是国家实力增强引发恐惧的最清晰案例。18世纪80年代建国之初，美国物质极度薄弱，经济饱受战争债务之苦，周边环绕众多强大印第安部落。东南部乔克托部落的军事力量相当于美国常备军的十倍。缔造者们担忧新生国家生存，却未惊慌，而是理性评估环境，以外交为主导。乔治·华盛顿定期接待印第安代表团，并支付土地款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警告，“完全安全”的梦想过于理想化。

　　但随着19世纪美国崛起为西半球霸主，其战略转变。决策者视印第安部落为不可容忍威胁，依赖种族刻板印象，将其描绘为好战不理智。于是政府发动攻击。1890年“鬼舞”宗教运动兴起，旨在抵抗西进扩张，美国精英极度担忧，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派遣内战以来最大规模军队，导致伤膝河大屠杀。美国非但未因强大而安心，反而追逐幽灵。

　　这种侵略部分源于机遇：强大后可轻易攫取土地。但决策者明确表示，扩张也因感知威胁。未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言：“我并不认为只有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但我相信十个中有九个是。”历史学家指出，美国官员感到新兴秩序受西部印第安人“持续威胁”。

　　二战后，美国实力再度飙升。战前他国尚能与美国平起平坐，战后美国无真正对手。欧洲多国支离破碎，苏联虽相当但也疲惫：死亡2700万，美国不足50万;苏联城市多遭蹂躏。美国工业、海军与全球基地远超苏联。

　　然而，美国并未表现得如最安全国家般从容。领导人比战前更焦虑。从日本投降起，即担忧共产主义。1950年NSC-68备忘录呼吁大幅增防开支并研氢弹，宣称：“随着实力增强，美国及其公民正处于最深危险之中。”

　　哈里·杜鲁门将其作为冷战指南。三个月内，美军涌入朝鲜，将内战解读为苏联连锁反应，导致世界大战。“如果韩国沦陷，共产主义将肆无忌惮征服更近国家……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相比，较弱的英国与加拿大看得更清，前者称华盛顿充斥“清教徒式复仇天使”，后者视美国反应为过度。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无可争议全球超级大国。但地位未消担忧。1993年，中情局局长称：“我们斩杀巨龙，却身处毒蛇丛林。那条巨龙反而更容易掌控。”冷战后美国军事干预占其总干预四分之一。

　　这些行动部分因强大军力：能迅速全球部署，更愿发动战争。但也源于焦虑增长——对不作为后果的恐惧。如入侵伊拉克，萨达姆无威胁、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康多莉扎·赖斯警告，等待证据代价太大，“不希望最终证据是一朵蘑菇云”。拉姆斯菲尔德称伊拉克政权威胁最大。布什则凭直觉：“我只需要知道我的感受。”结果无数平民丧生、激进化、巨额损失。

　　像弱者一样思考

　　美国并非唯一因强大而不安的国家。俄罗斯也有类似历史。70年代苏联军事优势下，更担忧美国影响，导致代价惨重的阿富汗入侵。如今俄罗斯虽非超级大国，但强大却缺乏安全感。2020年精英调查显示，认为俄罗斯实力增强者最视乌克兰、美国、北约为威胁。普京入侵乌克兰部分出于领土考量，但其言论反复表达对西方利用基辅威胁俄罗斯的担忧。

　　世界正向危险方向发展。强国领导人难消恐惧，但可尝试像弱者一样思考：深思熟虑、同理心、务实。这方面，美国有经验。艾森豪威尔面对苏联扩张与美国军事化政策，于1953年启动秘密战略评估，审查不同侵略度策略，最终选择成本效益更高的遏制而非主动进攻。

　　此类评估无需重组机构，仅需谨慎深思。强大国家应多进行此类演练。例如，或许能避免某些军事集结。特朗普时代某些行动逻辑错误，虽旨在安全，却可能引发新冲突，消耗资源。

　　这并不意味各国不应投资武装力量或经济发展。但领导人和分析家必须摒弃“实力减少不安全”的观念。在外交事务中，权力往往放大不安全感。

　　作者简介：卡莱布·波默罗伊 是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和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助理教授。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