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金马奇：特朗普真正想要的，究竟是怎样的世界秩序?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和2024年连任竞选中，他最鲜明的三条本能早已暴露无遗： 第一，他对赤裸裸的权力近乎宗教式的崇拜——“驱动世界的不是原则，而是权力”; 第二，他把国家繁荣当作外交政策的最高准则——“要想再次伟大，就必须先再次富有”; 第三，他把政治与个人魅力彻底捆绑——“只有我能解决问题”。

　　上周发布的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这三大本能系统化、正式化，并将其视为重塑国际秩序的根本驱动力。文件开宗明义：“我们国家的品格，正是其力量、财富与体面的基石”，而守护这一品格的使命，被毫不掩饰地交给总统本人及其“团队”。在特朗普的叙述里，正是他的个人魅力、权力意志和忠诚支持者，合力缔造了“美国的新黄金时代”。

　　这份文件既是保守主义的宣言，也是对传统共和党的颠覆。它不再是里根或小布什时代那种把保守主义国内议程与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捆绑的共和党，而是彻底转向“朋友—敌人”二元论，把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无缝对接：全面清算拜登的“软弱、极端主义与致命失败”，捍卫美国免受“外国污染”，并要在“欧洲、英语世界及其他民主国家”捍卫“文明原则”。

　　一、个人魅力时代的国家战略

　　这份战略既反映了现实，又扭曲了现实。

　　它最精准的地方，在于捕捉到21世纪外交的核心特征：个人魅力压倒一切。“总统外交”被写进正式文件，这在冷战后任何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都不可想象，却完美契合当下这个媒体主导的世界——领导人拥有前所未有的曝光度、自由度和权力。特朗普本人正是这个世界的缔造者之一。

　　但它同时又与现实激烈冲突：它把赤裸裸的实力置于说服力之上，把西半球而非印太地区当作外交重心——即便文件自己也承认，印太才是21世纪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真正心脏，而欧洲正爆发二战结束以来最惨烈的地面战争。

　　文件一方面狂热颂扬美国实力，另一方面又急于给这份实力套上紧箍咒。它描绘的理想世界秩序，既不是美国单极霸权，也不是大国均势或文明冲突，更不是规则导向的自由秩序，而是一个由强人之间私人关系编织而成的“人际网络”——超越盟友、超越民主与威权之分、超越一切制度性约束。

　　在这个网络里，普京可以随心所欲地结束乌克兰战争，而特朗普本人则可以凭借一通电话、一场峰会、一次冲动，随时改写规则。 这不是特朗普想要的世界，这是他已经拥有的世界。

　　二、推销员的胜利与外交的死亡

　　过去十年，多边机构日渐式微，结构化外交几成历史名词。《赫尔辛基最后文件》那种靠职业外交官历经数年谈判缔造的秩序，已成遥远的记忆。今天的世界由一群权力高度集中、个人魅力爆棚的强人主导：特朗普、普京、莫迪、埃尔多安。官僚体系、国际组织、外交部统统退居二线。

　　数字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个人化。公众直接与这些“国家化身”互动，他们的一条推文、一个表情包就能撼动市场、改变战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变得像昙花一现，而“一对一交易”“口头承诺”“私人默契”成了新常态。

　　特朗普正是这个时代的完美代言人。

　　这份战略最显著的特征是彻底的“当下主义”。它几乎没有历史纵深：二战后美国缔造的那套有利于安全、繁荣、自由的国际制度被完全无视，也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性历史叙事。它是为社交媒体时代量身定制的战略——永无止境的“现在进行时”，每时每刻都在刷新、调整、交易。 这种时间观赋予总统近乎无限的个人权力：全世界只能屏息以待，等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三、自我束缚的霸权战略

　　文件充满内在矛盾。

　　它一方面鼓吹在西半球不惜动用武力实施经济战略，在全球其他地区则用关税壁垒固守阵地;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选择性用兵”“收缩战线”“避免过度扩张”。它嘲讽1991年后美国精英误以为“永久主宰世界符合美国利益”，宣称今后只在“直接威胁美国利益时”才出手。

　　可笑的是，越是主动给美国实力上紧箍咒，华盛顿就越需要在“说服”而非“强迫”上展现天才——这是所有非霸权衰退后的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但这份文件偏偏拒绝提供任何说服的基础。

　　在欧洲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它不是在北约或欧盟框架内耐心说服盟友，而是直接号召“在欧洲各国国内培养对当前自由国际主义路线的抵制”，本质上是要把美式保守主义强行输出到欧洲政治肌理里。这不是外交，这是激进的政治干预。

　　“美国优先”口号让说服变得几乎不可能。有效的说服需要同理心、需要长期眼光、需要偶尔为了盟友利益暂时搁置本国短期利益。而特朗普的战略却把外交简化为赤裸裸的强硬姿态，把盟友当作可以随时施压的交易对象。短期看也许能敲来几单“好交易”，长期却必然侵蚀联盟根基。

　　四、乌克兰：最薄弱也最危险的一环

　　文件把西半球置于印太和欧洲之前，暗示非法移民与毒品才是美国头号安全威胁，这本身就令人错愕。更致命的是它对乌克兰战争的处理。

　　一方面，它把“阻止任何对手获得地区霸权”列为美国责任;另一方面又承认“更大、更富裕的国家天然拥有更大影响力”是国际关系铁律，等于变相承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合理”霸权。

　　它鼓吹与俄罗斯达成“战略稳定”，指责欧洲精英阻挠和平，却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欧洲融入路径只字不提，更不敢面对一个最残酷的可能性——乌克兰战败。它幻想只要绕开欧洲精英，就能迅速与普京达成交易，却严重低估了把俄罗斯侵略行为“正常化”将付出的代价：一旦奖励普京对乌克兰的部分控制权，北约东翼国家和非北约国家的稳定将瞬间崩盘。

　　五、总统永远无法完全掌控未来

　　国家安全战略从来不是蓝图，而更像一张愿望清单。 小布什被9·11彻底打乱任期，奥巴马被阿拉伯之春与克里米亚拖入泥潭，特朗普首任被新冠疫情毁了一切，拜登则被2022年俄乌战争与2023年10·7哈马斯袭击重新定义。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也必然会被未来不可预测的危机而非这份文件主导。

　　过去一年，特朗普团队确实展现过一定的“灵活外交”——加沙停火、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平协议都可圈可点。但这份战略文件无意中暴露了更深的悖论： 想解决乌克兰需要与盟友深度协调、精心设计对俄遏制激励，这与向欧洲强推保守主义革命完全对立; 想遏制对手需要最大限度发挥说服力，而非关税大棒; 想真正收缩军事存在，就必须建立超越“文明圈”“英语世界”的、基于相互尊重的全球伙伴关系，而不是沉迷于强人之间的私人交易。

　　特朗普竞选时承诺“让美国不再当隐士”，上台后却对权力及其改变世界的无限可能性表现出近乎痴迷。 这正是他最大的权力悖论：他越是想把美国实力锁进笼子，就越需要用说服力而非强迫来维持影响力;可他的世界观、他的战略文件却偏偏把说服力当作可有可无的累赘。

　　作者简介：迈克尔·金马奇，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碰撞：乌克兰战争的起源与新的全球不稳定》。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和2024年连任竞选中，他最鲜明的三条本能早已暴露无遗： 第一，他对赤裸裸的权力近乎宗教式的崇拜——“驱动世界的不是原则，而是权力”; 第二，他把国家繁荣当作外交政策的最高准则——“要想再次伟大，就必须先再次富有”; 第三，他把政治与个人魅力彻底捆绑——“只有我能解决问题”。

　　上周发布的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这三大本能系统化、正式化，并将其视为重塑国际秩序的根本驱动力。文件开宗明义：“我们国家的品格，正是其力量、财富与体面的基石”，而守护这一品格的使命，被毫不掩饰地交给总统本人及其“团队”。在特朗普的叙述里，正是他的个人魅力、权力意志和忠诚支持者，合力缔造了“美国的新黄金时代”。

　　这份文件既是保守主义的宣言，也是对传统共和党的颠覆。它不再是里根或小布什时代那种把保守主义国内议程与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捆绑的共和党，而是彻底转向“朋友—敌人”二元论，把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无缝对接：全面清算拜登的“软弱、极端主义与致命失败”，捍卫美国免受“外国污染”，并要在“欧洲、英语世界及其他民主国家”捍卫“文明原则”。

　　一、个人魅力时代的国家战略

　　这份战略既反映了现实，又扭曲了现实。

　　它最精准的地方，在于捕捉到21世纪外交的核心特征：个人魅力压倒一切。“总统外交”被写进正式文件，这在冷战后任何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都不可想象，却完美契合当下这个媒体主导的世界——领导人拥有前所未有的曝光度、自由度和权力。特朗普本人正是这个世界的缔造者之一。

　　但它同时又与现实激烈冲突：它把赤裸裸的实力置于说服力之上，把西半球而非印太地区当作外交重心——即便文件自己也承认，印太才是21世纪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真正心脏，而欧洲正爆发二战结束以来最惨烈的地面战争。

　　文件一方面狂热颂扬美国实力，另一方面又急于给这份实力套上紧箍咒。它描绘的理想世界秩序，既不是美国单极霸权，也不是大国均势或文明冲突，更不是规则导向的自由秩序，而是一个由强人之间私人关系编织而成的“人际网络”——超越盟友、超越民主与威权之分、超越一切制度性约束。

　　在这个网络里，普京可以随心所欲地结束乌克兰战争，而特朗普本人则可以凭借一通电话、一场峰会、一次冲动，随时改写规则。 这不是特朗普想要的世界，这是他已经拥有的世界。

　　二、推销员的胜利与外交的死亡

　　过去十年，多边机构日渐式微，结构化外交几成历史名词。《赫尔辛基最后文件》那种靠职业外交官历经数年谈判缔造的秩序，已成遥远的记忆。今天的世界由一群权力高度集中、个人魅力爆棚的强人主导：特朗普、普京、莫迪、埃尔多安。官僚体系、国际组织、外交部统统退居二线。

　　数字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个人化。公众直接与这些“国家化身”互动，他们的一条推文、一个表情包就能撼动市场、改变战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变得像昙花一现，而“一对一交易”“口头承诺”“私人默契”成了新常态。

　　特朗普正是这个时代的完美代言人。

　　这份战略最显著的特征是彻底的“当下主义”。它几乎没有历史纵深：二战后美国缔造的那套有利于安全、繁荣、自由的国际制度被完全无视，也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性历史叙事。它是为社交媒体时代量身定制的战略——永无止境的“现在进行时”，每时每刻都在刷新、调整、交易。 这种时间观赋予总统近乎无限的个人权力：全世界只能屏息以待，等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三、自我束缚的霸权战略

　　文件充满内在矛盾。

　　它一方面鼓吹在西半球不惜动用武力实施经济战略，在全球其他地区则用关税壁垒固守阵地;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选择性用兵”“收缩战线”“避免过度扩张”。它嘲讽1991年后美国精英误以为“永久主宰世界符合美国利益”，宣称今后只在“直接威胁美国利益时”才出手。

　　可笑的是，越是主动给美国实力上紧箍咒，华盛顿就越需要在“说服”而非“强迫”上展现天才——这是所有非霸权衰退后的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但这份文件偏偏拒绝提供任何说服的基础。

　　在欧洲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它不是在北约或欧盟框架内耐心说服盟友，而是直接号召“在欧洲各国国内培养对当前自由国际主义路线的抵制”，本质上是要把美式保守主义强行输出到欧洲政治肌理里。这不是外交，这是激进的政治干预。

　　“美国优先”口号让说服变得几乎不可能。有效的说服需要同理心、需要长期眼光、需要偶尔为了盟友利益暂时搁置本国短期利益。而特朗普的战略却把外交简化为赤裸裸的强硬姿态，把盟友当作可以随时施压的交易对象。短期看也许能敲来几单“好交易”，长期却必然侵蚀联盟根基。

　　四、乌克兰：最薄弱也最危险的一环

　　文件把西半球置于印太和欧洲之前，暗示非法移民与毒品才是美国头号安全威胁，这本身就令人错愕。更致命的是它对乌克兰战争的处理。

　　一方面，它把“阻止任何对手获得地区霸权”列为美国责任;另一方面又承认“更大、更富裕的国家天然拥有更大影响力”是国际关系铁律，等于变相承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合理”霸权。

　　它鼓吹与俄罗斯达成“战略稳定”，指责欧洲精英阻挠和平，却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欧洲融入路径只字不提，更不敢面对一个最残酷的可能性——乌克兰战败。它幻想只要绕开欧洲精英，就能迅速与普京达成交易，却严重低估了把俄罗斯侵略行为“正常化”将付出的代价：一旦奖励普京对乌克兰的部分控制权，北约东翼国家和非北约国家的稳定将瞬间崩盘。

　　五、总统永远无法完全掌控未来

　　国家安全战略从来不是蓝图，而更像一张愿望清单。 小布什被9·11彻底打乱任期，奥巴马被阿拉伯之春与克里米亚拖入泥潭，特朗普首任被新冠疫情毁了一切，拜登则被2022年俄乌战争与2023年10·7哈马斯袭击重新定义。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也必然会被未来不可预测的危机而非这份文件主导。

　　过去一年，特朗普团队确实展现过一定的“灵活外交”——加沙停火、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平协议都可圈可点。但这份战略文件无意中暴露了更深的悖论： 想解决乌克兰需要与盟友深度协调、精心设计对俄遏制激励，这与向欧洲强推保守主义革命完全对立; 想遏制对手需要最大限度发挥说服力，而非关税大棒; 想真正收缩军事存在，就必须建立超越“文明圈”“英语世界”的、基于相互尊重的全球伙伴关系，而不是沉迷于强人之间的私人交易。

　　特朗普竞选时承诺“让美国不再当隐士”，上台后却对权力及其改变世界的无限可能性表现出近乎痴迷。 这正是他最大的权力悖论：他越是想把美国实力锁进笼子，就越需要用说服力而非强迫来维持影响力;可他的世界观、他的战略文件却偏偏把说服力当作可有可无的累赘。

　　作者简介：迈克尔·金马奇，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碰撞：乌克兰战争的起源与新的全球不稳定》。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