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丁塔斯巴斯：土耳其的实力，撑不起埃尔多安的帝国野心

　　9月下旬，当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踏入白宫时，他深知自己必须带回一场胜利。长期以来，埃尔多安一直向民众描绘土耳其在中东发挥领导作用的宏伟蓝图，然而这幅画卷如今正被阴云笼罩。国内的异议声音与低迷的经济形势牵动着他的神经，极有可能损害他执政23载的政治遗产。去年12月，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推翻了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这本看似是土耳其扩大影响力的绝佳契机，但事实证明，重建叙利亚这项艰巨工程，远非土耳其单凭一己之力所能胜任。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接触，似乎为埃尔多安提供了急需的助力。尽管安卡拉与华盛顿在购买俄制导弹、多次入侵叙利亚等问题上摩擦不断，但特朗普依然视埃尔多安为稳定中东局势的合作伙伴。土耳其对哈马斯的影响力，在以美国主导的停火谈判中颇具价值;此外，土耳其还能为加沙和乌克兰的维和及重建出力。与前任政府不同，特朗普似乎十分欣赏埃尔多安的非自由主义风格及其高超的地缘政治平衡术，曾多次称其为“朋友”和“强有力的领导人”。土耳其官员也寄希望于同这位务实的美国总统重启伙伴关系，从而提升本国在中东的地位。

　　起初，他们的愿望似乎成真了。埃尔多安访华盛顿几天后，土耳其情报局长易卜拉欣·卡林便亲赴埃及参加加沙停火谈判——尽管土耳其长期声援巴勒斯坦，但这却是安卡拉首次正式跻身以巴和平谈判。10月13日停火协议签署时，埃尔多安与特朗普及埃及、卡塔尔领导人并肩而立。在总统的支持者眼中，这一幕极具象征意义：一百多年前，英军攻入耶路撒冷，终结了奥斯曼帝国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如今，土耳其正强势回归。近年来，土耳其军队的身影活跃于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而重返圣地政治舞台的中心，标志着其在中东历史地位的最终重塑。

　　埃尔多安希望民众深信这一点。但现实是，土耳其目前的国力与他建立区域霸权的野心并不匹配。特朗普的示好虽然有利于形象包装，但这位美国总统冲动且缺乏条理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实质性地提升土耳其的影响力，也难以说服其他中东国家接受土耳其的领导。土耳其自身正面临着经济疲软、国家权力空洞化等内部沉疴，外有来自以色列等强势对手的阻力，这些都使其难以按安卡拉的意愿重组地区秩序。如果埃尔多安无法兑现开启“新时代”的承诺，随着土耳其在动荡的世界中偏离战略轨道，他所面临的国内压力必将与日俱增。

　　超越疆域的野心

　　埃尔多安的地缘政治构想基于一个简单的信条：土耳其不应仅仅是一个中等强国，它注定要领导整个中东。阿萨德倒台一周后，埃尔多安宣称“土耳其的格局远大于其版图”，“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于78.2万平方公里”。他坚称土耳其“无法逃避自己的命运”，并直言那些质疑土耳其为何插手利比亚或索马里的人“根本不理解大势”。

　　这种愿景虽有其逻辑，但也充斥着浓厚的政治神话色彩。在国内，政府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推行“土耳其世纪”运动，宣扬国家即将走向辉煌。奥斯曼帝国曾被现代土耳其精英斥为衰落的遗迹，如今却被重塑为秩序与多元化的典范。从热门电视剧、准学术会议，到餐厅菜单上诸如“苏丹的喜悦”之类的菜肴，奥斯曼时代被描绘成一个被外国阴谋和内部背叛终结的“黄金时代”。

　　自2018年宪法修正案生效后，土耳其的安全机构已由总统集中掌控，并完全贯彻这一宏图。土耳其军方曾是克制的堡垒，如今却成为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东地中海前沿防御的先锋。国家安全委员会近期的公报强调了土耳其的稳定作用及在加沙维稳的意愿。在私下会谈中，土耳其官员更是将本国描述为从高加索到黎凡特地区的稳定保障者。

　　在埃尔多安治下，土耳其的区域影响力确有扩张。其军事存在横跨高加索、黎凡特及非洲部分地区，海军力量则投射至东地中海和黑海。过去十年，安卡拉与阿塞拜疆、卡塔尔、利比亚、索马里等十余国签署了防务协议。在利比亚，土耳其正深入参与其经济与安全建设;在阿塞拜疆，土耳其不仅在2020年的战争中提供支持，更在震后的基建中占据主导。如今，土耳其还寻求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试图建立一个区域经济联盟，以削弱俄、伊的影响力。此外，蓬勃发展的国防工业也成为土耳其的硬实力标签，除了“王牌”无人机，大批自产弹药、舰艇和装甲车正源源不断地销往全球。

　　在寻求影响力时，土耳其并不在意邻国的内政，更关注能否促进自身利益。这与埃尔多安执政初期提出的“与邻国零问题”原则大相径庭。当时的政策旨在将土耳其树立为民主改革的典范，但该策略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瓦解。如今，土耳其自身已转向非自由主义，它对改变邻国制度不再感兴趣，转而利用硬实力和交易手段来促进逊尼派威权政权间的团结。

　　叙利亚的博弈

　　近年来，叙利亚已成为土耳其地区野心的试验场。土耳其不仅控制着叙利亚北部大片领土，还在此兴建学校和基建。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沙姆解放组织”(HTS)长期受土耳其扶持。自HTS控制大马士革以来，土耳其提供了从安全培训、人道援助、电力修复到农业设备的全面支持，土耳其公司也积极竞标当地项目。更关键的是，安卡拉成功游说多国解除了对叙利亚阿萨德时代的制裁。

　　叙利亚亲安卡拉政权的崛起，也为解决库尔德工人党(PKK)问题提供了契机。埃尔多安政府在2024年底与库尔德领导人展开谈判，既是为了选举利益，也是因为阿萨德倒台使和解更具可行性。此前，由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民兵(SDF)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存在令安卡拉如鲠在喉，而现在各方已开始就治理角色展开探索性会谈。虽然在石油、水资源及自治程度等方面仍有分歧，但谈判失败的代价太高，谁也不愿轻易放弃。

　　重启库尔德和平进程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它让埃尔多安得以摆脱过去十年的僵化民族主义，将土耳其重塑为合格的地区领袖。埃尔多安及其盟友现在将“土-库-阿联盟”视为稳定的基石，并借此重提奥斯曼的辉煌。埃尔多安最近发文称：“历史证明，当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团结一致时，我们便能成就辉煌。”他试图展示一种在强力逊尼派领导下包容多样性的治理模式。然而，一旦谈判陷入僵局或叙北出现动乱，这种秩序蓝图便会迅速崩塌。

　　野心与能力的鸿沟

　　即便外交进展顺利，埃尔多安的梦想也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对于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普通民众而言，帝国的荣光难以掩盖物价飞涨和本币贬值的痛苦。由于通胀高企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土耳其根本无力承担叙利亚重建等重大项目。现实中，叙利亚新政府已开始转向卡塔尔和沙特寻求资金支持，这无疑削弱了土耳其的影响力。

　　此外，埃尔多安高度集权的体系正显露弊端。一位高级官员透露：“整个国家仅靠约十位精英维持运转。”在精干的技术官僚之下，政府机构因政治清洗和任人唯亲而严重萎缩。决策权的高度集中导致官僚机构既无力制定长远政策，也无力执行复杂的外交与经济任务。安卡拉显然缺乏支持其庞大野心的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埃尔多安的政治基础也在萎缩。2024年市政选举中，其政党遭遇了执政以来的最惨重失败。随后对反对派市长的逮捕行为，被普遍视为政权的强烈不安全感。支持率的下滑限制了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在接班人不明、国内政策缺乏自由主义色彩的情况下，商业精英和外国投资者都难以对其长期承诺保持信心。

　　强劲的竞争对手以色列

　　以色列是埃尔多安愿景面临的最直接外部挑战。在经历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后，以色列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地区霸主。土耳其公众对加沙局势的愤怒迫使安卡拉采取强硬的反以立场，这不仅使地区外交复杂化，也加剧了两国的竞争。

　　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叙利亚。随着旧政权倒台，以色列绝不允许土耳其等外部势力巩固对叙利亚的控制，并试图建立针对以色列的军事体系。安卡拉渴望建立一个强大、中央集权的叙利亚政府，将其纳入土耳其势力范围;而以色列则倾向于让叙利亚权力分散，赋予少数民族自治权，防止其重新壮大。

　　这种水火不容的目标已将两国及其代理人推向冲突边缘。今年4月，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帕尔米拉一处拟建的土耳其基地，双方虽设立了危机热线，但在不断试探底线的情况下，这条热线显得苍白无力。只要土耳其仍被卷入与以色列的对峙，其开展更广泛区域议程的资源就会被严重分散。

　　特朗普是盟友还是变数?

　　特朗普在地区外交中为埃尔多安提供了渴求的知名度和伙伴地位。令人意外的是，他甚至对埃尔多安的“新奥斯曼主义”表现出某种认同，曾设想借鉴奥斯曼时代的自治制度来重构现代秩序。以往的美国政府视土耳其的扩张为威胁，而特朗普政府则表现得更为宽容，乐于让土耳其分担地区安全责任，以便华盛顿抽身处理其他事务。

　　然而，即便有特朗普的认可，也无法改变硬实力的差距。以色列在军事上仍占据主导，且特朗普对强烈反感土耳其角色的内塔尼亚胡极度顺从。此外，海湾国家对土耳其的野心也保持警惕，它们完全可以通过金融手段阻挠安卡拉的计划。土耳其那负债累累、疲惫不堪的经济，根本支撑不起“土耳其治下的和平”(Pax Turkica)。

　　埃尔多安的帝国梦依然根基脆弱。如果宏伟蓝图无法变现，他将面临国内威望进一步下滑的恶性循环。他或许可以通过放权、重建制度来寻找出路，但这又会挑战他苦心经营的个人权威。埃尔多安怀揣着苏丹的梦想，但现代土耳其仍深陷现实问题的泥淖。安卡拉虽仍是地区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但已无法回到那个主宰中东的旧梦时代。

　　作者简介： 阿斯利·艾丁塔斯巴斯(Asli Aydintasbas)，布鲁金斯学会土耳其项目研究员及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9月下旬，当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踏入白宫时，他深知自己必须带回一场胜利。长期以来，埃尔多安一直向民众描绘土耳其在中东发挥领导作用的宏伟蓝图，然而这幅画卷如今正被阴云笼罩。国内的异议声音与低迷的经济形势牵动着他的神经，极有可能损害他执政23载的政治遗产。去年12月，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推翻了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这本看似是土耳其扩大影响力的绝佳契机，但事实证明，重建叙利亚这项艰巨工程，远非土耳其单凭一己之力所能胜任。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接触，似乎为埃尔多安提供了急需的助力。尽管安卡拉与华盛顿在购买俄制导弹、多次入侵叙利亚等问题上摩擦不断，但特朗普依然视埃尔多安为稳定中东局势的合作伙伴。土耳其对哈马斯的影响力，在以美国主导的停火谈判中颇具价值;此外，土耳其还能为加沙和乌克兰的维和及重建出力。与前任政府不同，特朗普似乎十分欣赏埃尔多安的非自由主义风格及其高超的地缘政治平衡术，曾多次称其为“朋友”和“强有力的领导人”。土耳其官员也寄希望于同这位务实的美国总统重启伙伴关系，从而提升本国在中东的地位。

　　起初，他们的愿望似乎成真了。埃尔多安访华盛顿几天后，土耳其情报局长易卜拉欣·卡林便亲赴埃及参加加沙停火谈判——尽管土耳其长期声援巴勒斯坦，但这却是安卡拉首次正式跻身以巴和平谈判。10月13日停火协议签署时，埃尔多安与特朗普及埃及、卡塔尔领导人并肩而立。在总统的支持者眼中，这一幕极具象征意义：一百多年前，英军攻入耶路撒冷，终结了奥斯曼帝国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如今，土耳其正强势回归。近年来，土耳其军队的身影活跃于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而重返圣地政治舞台的中心，标志着其在中东历史地位的最终重塑。

　　埃尔多安希望民众深信这一点。但现实是，土耳其目前的国力与他建立区域霸权的野心并不匹配。特朗普的示好虽然有利于形象包装，但这位美国总统冲动且缺乏条理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实质性地提升土耳其的影响力，也难以说服其他中东国家接受土耳其的领导。土耳其自身正面临着经济疲软、国家权力空洞化等内部沉疴，外有来自以色列等强势对手的阻力，这些都使其难以按安卡拉的意愿重组地区秩序。如果埃尔多安无法兑现开启“新时代”的承诺，随着土耳其在动荡的世界中偏离战略轨道，他所面临的国内压力必将与日俱增。

　　超越疆域的野心

　　埃尔多安的地缘政治构想基于一个简单的信条：土耳其不应仅仅是一个中等强国，它注定要领导整个中东。阿萨德倒台一周后，埃尔多安宣称“土耳其的格局远大于其版图”，“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于78.2万平方公里”。他坚称土耳其“无法逃避自己的命运”，并直言那些质疑土耳其为何插手利比亚或索马里的人“根本不理解大势”。

　　这种愿景虽有其逻辑，但也充斥着浓厚的政治神话色彩。在国内，政府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推行“土耳其世纪”运动，宣扬国家即将走向辉煌。奥斯曼帝国曾被现代土耳其精英斥为衰落的遗迹，如今却被重塑为秩序与多元化的典范。从热门电视剧、准学术会议，到餐厅菜单上诸如“苏丹的喜悦”之类的菜肴，奥斯曼时代被描绘成一个被外国阴谋和内部背叛终结的“黄金时代”。

　　自2018年宪法修正案生效后，土耳其的安全机构已由总统集中掌控，并完全贯彻这一宏图。土耳其军方曾是克制的堡垒，如今却成为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东地中海前沿防御的先锋。国家安全委员会近期的公报强调了土耳其的稳定作用及在加沙维稳的意愿。在私下会谈中，土耳其官员更是将本国描述为从高加索到黎凡特地区的稳定保障者。

　　在埃尔多安治下，土耳其的区域影响力确有扩张。其军事存在横跨高加索、黎凡特及非洲部分地区，海军力量则投射至东地中海和黑海。过去十年，安卡拉与阿塞拜疆、卡塔尔、利比亚、索马里等十余国签署了防务协议。在利比亚，土耳其正深入参与其经济与安全建设;在阿塞拜疆，土耳其不仅在2020年的战争中提供支持，更在震后的基建中占据主导。如今，土耳其还寻求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试图建立一个区域经济联盟，以削弱俄、伊的影响力。此外，蓬勃发展的国防工业也成为土耳其的硬实力标签，除了“王牌”无人机，大批自产弹药、舰艇和装甲车正源源不断地销往全球。

　　在寻求影响力时，土耳其并不在意邻国的内政，更关注能否促进自身利益。这与埃尔多安执政初期提出的“与邻国零问题”原则大相径庭。当时的政策旨在将土耳其树立为民主改革的典范，但该策略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瓦解。如今，土耳其自身已转向非自由主义，它对改变邻国制度不再感兴趣，转而利用硬实力和交易手段来促进逊尼派威权政权间的团结。

　　叙利亚的博弈

　　近年来，叙利亚已成为土耳其地区野心的试验场。土耳其不仅控制着叙利亚北部大片领土，还在此兴建学校和基建。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沙姆解放组织”(HTS)长期受土耳其扶持。自HTS控制大马士革以来，土耳其提供了从安全培训、人道援助、电力修复到农业设备的全面支持，土耳其公司也积极竞标当地项目。更关键的是，安卡拉成功游说多国解除了对叙利亚阿萨德时代的制裁。

　　叙利亚亲安卡拉政权的崛起，也为解决库尔德工人党(PKK)问题提供了契机。埃尔多安政府在2024年底与库尔德领导人展开谈判，既是为了选举利益，也是因为阿萨德倒台使和解更具可行性。此前，由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民兵(SDF)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存在令安卡拉如鲠在喉，而现在各方已开始就治理角色展开探索性会谈。虽然在石油、水资源及自治程度等方面仍有分歧，但谈判失败的代价太高，谁也不愿轻易放弃。

　　重启库尔德和平进程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它让埃尔多安得以摆脱过去十年的僵化民族主义，将土耳其重塑为合格的地区领袖。埃尔多安及其盟友现在将“土-库-阿联盟”视为稳定的基石，并借此重提奥斯曼的辉煌。埃尔多安最近发文称：“历史证明，当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团结一致时，我们便能成就辉煌。”他试图展示一种在强力逊尼派领导下包容多样性的治理模式。然而，一旦谈判陷入僵局或叙北出现动乱，这种秩序蓝图便会迅速崩塌。

　　野心与能力的鸿沟

　　即便外交进展顺利，埃尔多安的梦想也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对于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普通民众而言，帝国的荣光难以掩盖物价飞涨和本币贬值的痛苦。由于通胀高企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土耳其根本无力承担叙利亚重建等重大项目。现实中，叙利亚新政府已开始转向卡塔尔和沙特寻求资金支持，这无疑削弱了土耳其的影响力。

　　此外，埃尔多安高度集权的体系正显露弊端。一位高级官员透露：“整个国家仅靠约十位精英维持运转。”在精干的技术官僚之下，政府机构因政治清洗和任人唯亲而严重萎缩。决策权的高度集中导致官僚机构既无力制定长远政策，也无力执行复杂的外交与经济任务。安卡拉显然缺乏支持其庞大野心的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埃尔多安的政治基础也在萎缩。2024年市政选举中，其政党遭遇了执政以来的最惨重失败。随后对反对派市长的逮捕行为，被普遍视为政权的强烈不安全感。支持率的下滑限制了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在接班人不明、国内政策缺乏自由主义色彩的情况下，商业精英和外国投资者都难以对其长期承诺保持信心。

　　强劲的竞争对手以色列

　　以色列是埃尔多安愿景面临的最直接外部挑战。在经历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后，以色列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地区霸主。土耳其公众对加沙局势的愤怒迫使安卡拉采取强硬的反以立场，这不仅使地区外交复杂化，也加剧了两国的竞争。

　　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叙利亚。随着旧政权倒台，以色列绝不允许土耳其等外部势力巩固对叙利亚的控制，并试图建立针对以色列的军事体系。安卡拉渴望建立一个强大、中央集权的叙利亚政府，将其纳入土耳其势力范围;而以色列则倾向于让叙利亚权力分散，赋予少数民族自治权，防止其重新壮大。

　　这种水火不容的目标已将两国及其代理人推向冲突边缘。今年4月，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帕尔米拉一处拟建的土耳其基地，双方虽设立了危机热线，但在不断试探底线的情况下，这条热线显得苍白无力。只要土耳其仍被卷入与以色列的对峙，其开展更广泛区域议程的资源就会被严重分散。

　　特朗普是盟友还是变数?

　　特朗普在地区外交中为埃尔多安提供了渴求的知名度和伙伴地位。令人意外的是，他甚至对埃尔多安的“新奥斯曼主义”表现出某种认同，曾设想借鉴奥斯曼时代的自治制度来重构现代秩序。以往的美国政府视土耳其的扩张为威胁，而特朗普政府则表现得更为宽容，乐于让土耳其分担地区安全责任，以便华盛顿抽身处理其他事务。

　　然而，即便有特朗普的认可，也无法改变硬实力的差距。以色列在军事上仍占据主导，且特朗普对强烈反感土耳其角色的内塔尼亚胡极度顺从。此外，海湾国家对土耳其的野心也保持警惕，它们完全可以通过金融手段阻挠安卡拉的计划。土耳其那负债累累、疲惫不堪的经济，根本支撑不起“土耳其治下的和平”(Pax Turkica)。

　　埃尔多安的帝国梦依然根基脆弱。如果宏伟蓝图无法变现，他将面临国内威望进一步下滑的恶性循环。他或许可以通过放权、重建制度来寻找出路，但这又会挑战他苦心经营的个人权威。埃尔多安怀揣着苏丹的梦想，但现代土耳其仍深陷现实问题的泥淖。安卡拉虽仍是地区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但已无法回到那个主宰中东的旧梦时代。

　　作者简介： 阿斯利·艾丁塔斯巴斯(Asli Aydintasbas)，布鲁金斯学会土耳其项目研究员及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