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本战略研究需要大格局-浅谈安倍危机与中日关系

　　最近，由于安倍政权在国内遭遇连番打击，支持率大幅下滑。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不少有识之士纷纷议论起了安倍政权如何面临着内忧外患，似乎在传达这样一种“喜讯”，不受中国人民待见的安倍政权终于摊上大事了。诚然，安倍政权由于各种原因正面临着国内外的挑战，对此，中国老百姓乐意看个热闹、做个吃瓜群众也是无伤大雅。但就知识界来说,对于当代日本战略研究如果停留在向大众宣扬“日本某某首相、某某大臣如何做错事了、如何要倒大霉了”这样的层次上，则是缺乏对日本社会的大局观，更是对我国外交战略研究的不负责。

　　1安倍政权与中日关系

　　仅以此次安倍政权支持率下滑而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虽然安倍所在的自民党受到民调冲击，但其他在野党在此期间的民调没有任何上涨势头，最大在野党的民进党的支持率竟然也在同一时期下降至可怜的5.8%。这才是我们必须要抛出的第一个疑问，除了在野党摆烂这一原因外，为什么安倍政权最近在政治上不断失分，但日本民众也没有去支持其他政党?

　　(日本主要政党支持率，数据：NHK)

　　虽然西方政党普遍强调所谓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但是维系政权的根本要素仍然在于经济。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在欧洲爆发后，倡导本国经济优先的欧洲右翼政党大面积崛起;又如，提倡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也体现了处理经济问题对政党生命的决定性作用。日本自民党的根基也恰恰是由经济政策支撑起来的。国内媒体往往更关注“安倍经济学”是否遇到了困难这一话题，但事实上，自民党执政以来，日本经济的好转虽然缓慢，但却实实在在体现在了数据上。除了近年来日本大企业收益上升这一耳熟能详的话题外，还有如，日本大学生的就业率连续数年呈增长态势，今年3月份的内定就业率高达97.3%，整体就业率也是持续上升，完全失业率则是持续下降。日本重要智库如三菱UFJ研究所、瑞穗银行研究所、日本综合研究所等近期都对日本2017至2018年度的经济情况给出了正面评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状况好转的原因不仅包括其内部的经济改革，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复苏势头，特别是今后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发展，恰恰推动了作为出口型国家的日本的经济恢复。再加上2020年即将召开的东京奥运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自民党的执政根基至少在未来数年仍然是稳固的。

　　由此，我们进一步的疑问是，如何判断安倍政权的长期执政对中国的利弊?大肆宣扬安倍政权危机的背后，无疑存在着这样一种受众的需求,即安倍晋三是右翼，而且参拜过靖国神社，他要是下台了，那真是大快人心。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现实可能恰恰与普通民众的情感相反，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没有国家会愿意与一个政权不稳定的国家交往。因为政权的更替，极有可能意味着决策部门人员的大规模更替，这就会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战略判断造成困扰。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特朗普政权上台后,彻底推翻了TPP构想，对相关国家的外交战略造成严重冲击。就中日关系而言，安倍政权无疑存在着遏制中国的意图，但也正因为此，安倍政权的对华政策具有了可预测性，中国的决策部门可以作出中长期的评估,以制定相应的对策。而在过去民主党(现民进党)执政期间，虽然日本政权体现了亲华的色彩，但过于频繁的内阁轮替，事实上中日双方很难推动一些重大议题，比如当时热炒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就因为提倡者鸠山首相的迅速下台而消声遗迹;又如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失控也正是发生在不稳定的民主党(现民进党)执政期间。因此安倍政权下台对中国来说，首先不能保证上台的就是一个亲华的政权，其次，即使是亲华政权，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以往的对日政策?显然，研究我国对日本战略，不能着眼于这种“一城一池”的得失。

　　2对日本战略的长期视角

　　笔者认为，在中国崛起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就“如何正确看待日本”、“如何理解日本外交”等关系到我国对日本战略研究的问题上，绝不能从反华、右翼、历史修正主义等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而是要围绕日本国内外的客观事实，从大格局上进行探讨。

　　第一，日美同盟长期稳定。无论日本政权发生何种变化，日美同盟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稳定，甚至一体化。2016年日美两大重要智库笹川和平财团(SPF)和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发表题为《2030年的日美同盟》的研究报告，明确将崛起中国列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课题，强调日美要采取更多主动的同盟战略应对中国。同时，日美双方坚持推动所谓的“民主主义”、“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体系，决定了其不可能在根本上接纳中国。再者，日本防卫装备厅长官渡边秀明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透露了许多日本和美国军事合作的细节显示了双方今后向军事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性，这对于我国存在的“美国军事技术不会对日本开放”、“中美关系好转必然带来美日关系变化”的心态无疑敲响了警钟。同时，日美合作的加深伴随着日本在议题提出方面的主动权的提升，这与我国舆论常常谈论的日本攀附美国、美主日从等观念是存在差异的,轻视日本今后在日美同盟上的话语权将会对我国的外交战略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日本国家正常化可能在2030年前后完成。虽然我国对于日本修改宪法报以极大警惕，但从日本方面看，作为国家正常化最后一步——自卫队军队化是不可避免的。从国际上看，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需求、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形成了“扶正”自卫队的外部条件，从日本国内看，自民党执政根基稳固，只要拥有议会多数席位，修宪的法律程序就不存在问题。目前已经有消息传出,安倍将利用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氛围来减少民众抵抗情绪，由此宣布对宪法第九条进行部分修改，先明确自卫队的宪法地位。在此基础上，逐步将自卫队提升为正规军队，完成国家正常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必然包含着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势力的愈发活跃，特别是在美日历史和解的大背景下，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将成为常态。因此,幻想日本内阁或政党更替就会带来日方在历史问题、右翼问题上的改变是不可取的。评估日本国家正常化对中国的风险是对日战略近阶段必须要开展的工作。

　　第三，中日将长期保持“政冷经热”、“官冷民热”的冷和平关系。近年来,从日本政府官员在不同场合都对中国表达同一种态度，即欢迎中国崛起，绝没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而是希望规范中国的行为。其言下之意是日本在政治上绝不会接受一个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崛起中国，而中国也不可能去迎合日美同盟所要制定的单方面的国际规范。从历史上看，日本也并非如谣言所说是中国的朝贡国,真相则是日本自己建立了朝贡体系与中国竞争，作为中日双方朝贡国的琉球就是最好的例证。就当今而言,警惕台湾琉球化是中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中国强大了，日本就会迎合中国”的错误思想可以休矣。而维持双方冷和平的关键，就是中日关系之间不可逆的“经热”、“民热”现象。根据日本各大智库的对日本发展的长期评估看，到2030年的日本经济，由于人口减少导致的内部需求不足必须依靠强大的外需市场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因此，在中国完成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型后，日本对于中国的依赖会进一步加深。同时，多年来双方在技术、文化、旅游等方面已经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年轻人一代由于没有中日战争体验且世界环境总体和平，这些因素导致双方民间的往来不会因为政治关系而被打断。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会在政治上对中国让步，如果没有发生历史性的地缘政治变故，比如19世纪开始的帝国主义对华入侵，中日关系间千百年来总体上都在维持着冷和平结构，今后也会持续。

　　综上所述，安倍政权的危机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的转机或者得到多大改善，也不意味着中国在对日战略上必然迎来多大优势。关注安倍个人或者日本右翼的一时得失，只能得到意识形态上的满足，甚至可能带来对日本政策的误判。只有在大格局上把握住日本的方向，才能更好地为我国对日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意义的帮助。

　　最近，由于安倍政权在国内遭遇连番打击，支持率大幅下滑。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不少有识之士纷纷议论起了安倍政权如何面临着内忧外患，似乎在传达这样一种“喜讯”，不受中国人民待见的安倍政权终于摊上大事了。诚然，安倍政权由于各种原因正面临着国内外的挑战，对此，中国老百姓乐意看个热闹、做个吃瓜群众也是无伤大雅。但就知识界来说,对于当代日本战略研究如果停留在向大众宣扬“日本某某首相、某某大臣如何做错事了、如何要倒大霉了”这样的层次上，则是缺乏对日本社会的大局观，更是对我国外交战略研究的不负责。

　　1安倍政权与中日关系

　　仅以此次安倍政权支持率下滑而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虽然安倍所在的自民党受到民调冲击，但其他在野党在此期间的民调没有任何上涨势头，最大在野党的民进党的支持率竟然也在同一时期下降至可怜的5.8%。这才是我们必须要抛出的第一个疑问，除了在野党摆烂这一原因外，为什么安倍政权最近在政治上不断失分，但日本民众也没有去支持其他政党?

　　(日本主要政党支持率，数据：NHK)

　　虽然西方政党普遍强调所谓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但是维系政权的根本要素仍然在于经济。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在欧洲爆发后，倡导本国经济优先的欧洲右翼政党大面积崛起;又如，提倡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也体现了处理经济问题对政党生命的决定性作用。日本自民党的根基也恰恰是由经济政策支撑起来的。国内媒体往往更关注“安倍经济学”是否遇到了困难这一话题，但事实上，自民党执政以来，日本经济的好转虽然缓慢，但却实实在在体现在了数据上。除了近年来日本大企业收益上升这一耳熟能详的话题外，还有如，日本大学生的就业率连续数年呈增长态势，今年3月份的内定就业率高达97.3%，整体就业率也是持续上升，完全失业率则是持续下降。日本重要智库如三菱UFJ研究所、瑞穗银行研究所、日本综合研究所等近期都对日本2017至2018年度的经济情况给出了正面评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状况好转的原因不仅包括其内部的经济改革，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复苏势头，特别是今后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发展，恰恰推动了作为出口型国家的日本的经济恢复。再加上2020年即将召开的东京奥运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自民党的执政根基至少在未来数年仍然是稳固的。

　　由此，我们进一步的疑问是，如何判断安倍政权的长期执政对中国的利弊?大肆宣扬安倍政权危机的背后，无疑存在着这样一种受众的需求,即安倍晋三是右翼，而且参拜过靖国神社，他要是下台了，那真是大快人心。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现实可能恰恰与普通民众的情感相反，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没有国家会愿意与一个政权不稳定的国家交往。因为政权的更替，极有可能意味着决策部门人员的大规模更替，这就会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战略判断造成困扰。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特朗普政权上台后,彻底推翻了TPP构想，对相关国家的外交战略造成严重冲击。就中日关系而言，安倍政权无疑存在着遏制中国的意图，但也正因为此，安倍政权的对华政策具有了可预测性，中国的决策部门可以作出中长期的评估,以制定相应的对策。而在过去民主党(现民进党)执政期间，虽然日本政权体现了亲华的色彩，但过于频繁的内阁轮替，事实上中日双方很难推动一些重大议题，比如当时热炒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就因为提倡者鸠山首相的迅速下台而消声遗迹;又如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失控也正是发生在不稳定的民主党(现民进党)执政期间。因此安倍政权下台对中国来说，首先不能保证上台的就是一个亲华的政权，其次，即使是亲华政权，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以往的对日政策?显然，研究我国对日本战略，不能着眼于这种“一城一池”的得失。

　　2对日本战略的长期视角

　　笔者认为，在中国崛起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就“如何正确看待日本”、“如何理解日本外交”等关系到我国对日本战略研究的问题上，绝不能从反华、右翼、历史修正主义等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而是要围绕日本国内外的客观事实，从大格局上进行探讨。

　　第一，日美同盟长期稳定。无论日本政权发生何种变化，日美同盟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稳定，甚至一体化。2016年日美两大重要智库笹川和平财团(SPF)和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发表题为《2030年的日美同盟》的研究报告，明确将崛起中国列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课题，强调日美要采取更多主动的同盟战略应对中国。同时，日美双方坚持推动所谓的“民主主义”、“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体系，决定了其不可能在根本上接纳中国。再者，日本防卫装备厅长官渡边秀明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透露了许多日本和美国军事合作的细节显示了双方今后向军事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性，这对于我国存在的“美国军事技术不会对日本开放”、“中美关系好转必然带来美日关系变化”的心态无疑敲响了警钟。同时，日美合作的加深伴随着日本在议题提出方面的主动权的提升，这与我国舆论常常谈论的日本攀附美国、美主日从等观念是存在差异的,轻视日本今后在日美同盟上的话语权将会对我国的外交战略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日本国家正常化可能在2030年前后完成。虽然我国对于日本修改宪法报以极大警惕，但从日本方面看，作为国家正常化最后一步——自卫队军队化是不可避免的。从国际上看，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需求、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形成了“扶正”自卫队的外部条件，从日本国内看，自民党执政根基稳固，只要拥有议会多数席位，修宪的法律程序就不存在问题。目前已经有消息传出,安倍将利用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氛围来减少民众抵抗情绪，由此宣布对宪法第九条进行部分修改，先明确自卫队的宪法地位。在此基础上，逐步将自卫队提升为正规军队，完成国家正常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必然包含着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势力的愈发活跃，特别是在美日历史和解的大背景下，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将成为常态。因此,幻想日本内阁或政党更替就会带来日方在历史问题、右翼问题上的改变是不可取的。评估日本国家正常化对中国的风险是对日战略近阶段必须要开展的工作。

　　第三，中日将长期保持“政冷经热”、“官冷民热”的冷和平关系。近年来,从日本政府官员在不同场合都对中国表达同一种态度，即欢迎中国崛起，绝没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而是希望规范中国的行为。其言下之意是日本在政治上绝不会接受一个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崛起中国，而中国也不可能去迎合日美同盟所要制定的单方面的国际规范。从历史上看，日本也并非如谣言所说是中国的朝贡国,真相则是日本自己建立了朝贡体系与中国竞争，作为中日双方朝贡国的琉球就是最好的例证。就当今而言,警惕台湾琉球化是中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中国强大了，日本就会迎合中国”的错误思想可以休矣。而维持双方冷和平的关键，就是中日关系之间不可逆的“经热”、“民热”现象。根据日本各大智库的对日本发展的长期评估看，到2030年的日本经济，由于人口减少导致的内部需求不足必须依靠强大的外需市场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因此，在中国完成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型后，日本对于中国的依赖会进一步加深。同时，多年来双方在技术、文化、旅游等方面已经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年轻人一代由于没有中日战争体验且世界环境总体和平，这些因素导致双方民间的往来不会因为政治关系而被打断。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会在政治上对中国让步，如果没有发生历史性的地缘政治变故，比如19世纪开始的帝国主义对华入侵，中日关系间千百年来总体上都在维持着冷和平结构，今后也会持续。

　　综上所述，安倍政权的危机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的转机或者得到多大改善，也不意味着中国在对日战略上必然迎来多大优势。关注安倍个人或者日本右翼的一时得失，只能得到意识形态上的满足，甚至可能带来对日本政策的误判。只有在大格局上把握住日本的方向，才能更好地为我国对日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意义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