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奇&梅塞格尔&莱特：不能忽视移民在世界民主化潮流中的作用

　　移民汇款，即移民寄回家乡社区和家人的钱，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贫穷国家发展的推动力。如今移民们的经济作用已经被充分认识，而政治方面的影响其实也同样重要:汇款是反对威权统治的最有力武器之一。在国外资金的支持下，封闭社会的公民得以越来越不依赖政府，而更有可能呼吁改革。移民们寄来的钱使基层压力成为可能，为民主变革打开大门。

2016年12月，冈比亚班珠尔民众庆祝选举结果

　　2019年，全球汇款达到创纪录的5480亿美元。这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国资金来源，超过国际援助的三倍。即使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这些汇款也是很灵活性在进行的。根据最新的估计，2020年，全球汇款总量仅下降了1.6%，在危机期间的表现好于外国直接投资或发展援助。

　　移民汇款可以将移徙与发展联系起来，这方面的作用已经很明显。当工人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移民到高收入国家时，他们不仅是为了自己赚取更高的工资。许多人还将部分收入直接寄给留在家里的家庭成员。其结果是，这些得到汇款的社区在人力资本和公共产品方面的消费增加，投资增加。移民为移居者和留下者都带来了经济利益。

　　在移民的政治影响方面，没有多少共识。在高收入的东道国，反对者和质疑者指责移民削弱了共同的价值观，阻碍了公共产品的提供——他们通常利用这种说法煽动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支持反移民的领导人。然而，由于几乎只关注移民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传统的政策辩论忽视了移民给原籍国带来的政治作用。

　　在那里，移民的影响是明显的：工人汇款有促进民主化的效果。在政治封闭的社会里，汇款往往是唯一能绕开政府的外国收入来源。这些资金超出了国家的控制范围，能支持抗议活动，破坏专制政策，使权力的天平向动员起来争取民主变革的公民倾斜。简而言之，全球移民可能是全球民主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仅仅通过让人们流动、工作和分享他们收入的方式来进行。

　　未实现的预期

　　其他类型的跨国资金流动往往未能产生其支持者所承诺的民主化效果。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为全球化欢呼的人预测外国发展援助——特别是以政治改革为条件的援助——将对民主化有推动作用。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几十年里，在西方援助者的坚持下，尽管许多以前的威权政府确实举行了多党选举，但从外国援助带来民主的方面看，结果是喜忧参半。如今，大多数发展援助都是通过政府渠道进行的，这使得威权者可以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即使当援助如预期的那样到达公民社会组织时，威权政府通常仍然控制着那些团体所得到的的。

　　许多决策者还支持全球市场的改革效应，声称自由流动的私人资本将促进南半球的民主化。这种体现在华盛顿共识中的想法是外国投资将促进经济现代化，放松非民主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反过来，赋权的私人行为者将挑战国家的权力。因此，伴随中国崛起而来，一个充满希望的说法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将为中国民主改革创造条件。然而，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其政治体系仍是十分稳固，并伴随大规模监控和数字压制的发展。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乐观的预测未能解释威权政府为自身利益操纵资本流动的能力。外国资金经常被转移挪用，从而巩固政府的权力，而不是提升整个公民社会和企业发展。

　　来自外国公司和援助机构的资金通常也伴随着政治议程。但私人投资者的主要兴趣在于进入新兴市场，利用它们所提供的优势;这些投资者将优先考虑稳定和有利的商业环境，而不是推动民主化。同样，援助国进行援助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推进民主，而是为了迫使对方做出与其外交政策目标挂钩的让步，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为对抗苏联在南半球影响力所做，或是最近拉拢外国政府进行反恐合作。援助国也越来越多地利用资金承诺来限制移民本身，将政策执行工作外包给移民输出国和过境国的政府。

　　为民主进程注资

　　尽管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渴望放开资本流动，但它们一直对劳动力的跨境流动保持着严格控制。不过，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过去的20年里，国际移民的数量大幅增加，从2000年的1.73亿人增加到疫情开始时的2.72亿人。其中近一半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移民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定居时产生的思想交流本身就能对他们的原籍国产生民主化的影响。那些回国的人带来了新获得的价值观，甚至那些留在国外的人也把他们的政治态度传递给家人和朋友。这种“观念传递”甚至促进了从未离开过家的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和公共事务参与度。

　　我们的研究表明，将移民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还有资金的交换。货币汇款直接流向个人和社区，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专制政府，这是外国援助和投资无法做到的。甚至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收益通常也会流入政府金库或内部人士手中。

　　汇款直接赋予了在移民原籍国要求民主的公民权力。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可以提供资源来动员政治反对派。组织一次示威——或者仅仅是挤出时间去参加——可能会花费不菲，尤其是在贫困和政治压迫猖獗的地方。外部资金帮助降低了参与这种活动的难度。

　　分析权威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在过去20年里对17个威权政府统治的非洲国家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在反对派地区，接受汇款的人加入抗议活动的可能性上升了15%以上，而在没有这种补充收入的公民中，这一比例不到10%。质疑者可能会说，一个有着强烈反对派倾向的地区可以同时吸引更多的汇款，并为公开的异议提供肥沃的土壤，而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但我们研究了同一地区内的政治行为，发现这种模式是成立的。而且这些好处主要流向了反对派——汇款并没有鼓励政权内的人士参与异议活动。

　　将我们的分析扩展到全球，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发现。我们从世界各地的抗议数据中收集信息，研究了84个地区的130个威权政权。由于汇款而增加的反政府抗议频率与我们观察到的大选年与非大选年相比的增长是相等的。与此同时，汇款减少了支持政府的动员活动，而这种动员可以加强威权统治。实际上，全球移民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最有可能带来和平民主化的各种政治行动提供了资金。

　　支持抗议并不是移民汇款削弱威权控制的唯一方式，它还破坏了非民主政府保持权力的策略。在被归类为有选举或通过内部竞争的威权体制中，执政者赢得选举——甚至通过相对并没有欺诈的多党竞争——基本上是通过购买选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是摇摆选区的选民，以提高政府的支持率。这种庇护主义在马来西亚、墨西哥、塞内加尔和津巴布韦等国家都存在。

　　汇款的收入可以减少公民对政府的依赖，切断了有选举的专制国家与低收入选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对非洲威权政权的研究表明，汇款对反对派地区的投票率影响不大，但在有争议的地区，汇款会使投票率下降4%至6%，这足以使选举结果有利于政治挑战者。在我们的全球分析中，我们也发现，汇款减少了对现任威权者的选举支持。尽管在选举期间较高的汇款收入增强了国民经济——这一趋势有利于执政者，选民往往会因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支持执政者。

　　反对者拥有更好的资源，而支持者对政府的依赖不断减少，这两方面因素可以破坏威权政权的稳定。在世界各地，更多的汇款能够促进更强大的公民社会和更自主的反对派发展。这些进程共同展现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将外国收入与民主化联系起来的全球格局。通过汇款实现的政治自治帮助促成了民主过渡，比如2000年塞内加尔结束了一党统治，以及2016年冈比亚执政20年的总统在选举中意外落败。

　　减缓威权主义蔓延

　　移民和汇款为弥合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的鸿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不依赖经济一体化的可疑效用或西方的外交政策倡议来改变威权政府的行为。与其他形式的跨境融资不同，汇款是分散的。个人最终控制着资源。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公民(部分由他们的移民亲属资助)是那些抵制威权、带来民主变革的人。

　　威权主义在全世界处于强势蔓延之中。但是移民可以在减缓其蔓延速度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那些既接受移民又在国外倡导民主的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开始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未来几十年，迫使人们离开家园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预计人口增长的不均衡分布——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人口持续增长，而欧洲和美洲的人口停滞或下降——很可能引发大规模移民。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将迫使更多的人离开家园，到一个新的国家重新开始生活。而随着这些新移民把钱寄回家人、朋友和社区，他们也使原籍国公民在他们离开的地方倡导民主成为可能。

　　作者简介：亚伯·埃斯里巴·福尔奇(Abel Escribà-Folch)系庞培法布拉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科瓦东加·梅塞格尔(Covadonga Meseguer)系马德里天主教大学ICADE经济系副教授。约瑟夫•莱特(Joseph Wright)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06-02/global-migration-drives-global-democracy

　　移民汇款，即移民寄回家乡社区和家人的钱，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贫穷国家发展的推动力。如今移民们的经济作用已经被充分认识，而政治方面的影响其实也同样重要:汇款是反对威权统治的最有力武器之一。在国外资金的支持下，封闭社会的公民得以越来越不依赖政府，而更有可能呼吁改革。移民们寄来的钱使基层压力成为可能，为民主变革打开大门。

2016年12月，冈比亚班珠尔民众庆祝选举结果

　　2019年，全球汇款达到创纪录的5480亿美元。这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国资金来源，超过国际援助的三倍。即使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这些汇款也是很灵活性在进行的。根据最新的估计，2020年，全球汇款总量仅下降了1.6%，在危机期间的表现好于外国直接投资或发展援助。

　　移民汇款可以将移徙与发展联系起来，这方面的作用已经很明显。当工人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移民到高收入国家时，他们不仅是为了自己赚取更高的工资。许多人还将部分收入直接寄给留在家里的家庭成员。其结果是，这些得到汇款的社区在人力资本和公共产品方面的消费增加，投资增加。移民为移居者和留下者都带来了经济利益。

　　在移民的政治影响方面，没有多少共识。在高收入的东道国，反对者和质疑者指责移民削弱了共同的价值观，阻碍了公共产品的提供——他们通常利用这种说法煽动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支持反移民的领导人。然而，由于几乎只关注移民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传统的政策辩论忽视了移民给原籍国带来的政治作用。

　　在那里，移民的影响是明显的：工人汇款有促进民主化的效果。在政治封闭的社会里，汇款往往是唯一能绕开政府的外国收入来源。这些资金超出了国家的控制范围，能支持抗议活动，破坏专制政策，使权力的天平向动员起来争取民主变革的公民倾斜。简而言之，全球移民可能是全球民主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仅仅通过让人们流动、工作和分享他们收入的方式来进行。

　　未实现的预期

　　其他类型的跨国资金流动往往未能产生其支持者所承诺的民主化效果。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为全球化欢呼的人预测外国发展援助——特别是以政治改革为条件的援助——将对民主化有推动作用。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几十年里，在西方援助者的坚持下，尽管许多以前的威权政府确实举行了多党选举，但从外国援助带来民主的方面看，结果是喜忧参半。如今，大多数发展援助都是通过政府渠道进行的，这使得威权者可以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即使当援助如预期的那样到达公民社会组织时，威权政府通常仍然控制着那些团体所得到的的。

　　许多决策者还支持全球市场的改革效应，声称自由流动的私人资本将促进南半球的民主化。这种体现在华盛顿共识中的想法是外国投资将促进经济现代化，放松非民主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反过来，赋权的私人行为者将挑战国家的权力。因此，伴随中国崛起而来，一个充满希望的说法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将为中国民主改革创造条件。然而，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其政治体系仍是十分稳固，并伴随大规模监控和数字压制的发展。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乐观的预测未能解释威权政府为自身利益操纵资本流动的能力。外国资金经常被转移挪用，从而巩固政府的权力，而不是提升整个公民社会和企业发展。

　　来自外国公司和援助机构的资金通常也伴随着政治议程。但私人投资者的主要兴趣在于进入新兴市场，利用它们所提供的优势;这些投资者将优先考虑稳定和有利的商业环境，而不是推动民主化。同样，援助国进行援助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推进民主，而是为了迫使对方做出与其外交政策目标挂钩的让步，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为对抗苏联在南半球影响力所做，或是最近拉拢外国政府进行反恐合作。援助国也越来越多地利用资金承诺来限制移民本身，将政策执行工作外包给移民输出国和过境国的政府。

　　为民主进程注资

　　尽管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渴望放开资本流动，但它们一直对劳动力的跨境流动保持着严格控制。不过，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过去的20年里，国际移民的数量大幅增加，从2000年的1.73亿人增加到疫情开始时的2.72亿人。其中近一半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移民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定居时产生的思想交流本身就能对他们的原籍国产生民主化的影响。那些回国的人带来了新获得的价值观，甚至那些留在国外的人也把他们的政治态度传递给家人和朋友。这种“观念传递”甚至促进了从未离开过家的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和公共事务参与度。

　　我们的研究表明，将移民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还有资金的交换。货币汇款直接流向个人和社区，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专制政府，这是外国援助和投资无法做到的。甚至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收益通常也会流入政府金库或内部人士手中。

　　汇款直接赋予了在移民原籍国要求民主的公民权力。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可以提供资源来动员政治反对派。组织一次示威——或者仅仅是挤出时间去参加——可能会花费不菲，尤其是在贫困和政治压迫猖獗的地方。外部资金帮助降低了参与这种活动的难度。

　　分析权威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在过去20年里对17个威权政府统治的非洲国家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在反对派地区，接受汇款的人加入抗议活动的可能性上升了15%以上，而在没有这种补充收入的公民中，这一比例不到10%。质疑者可能会说，一个有着强烈反对派倾向的地区可以同时吸引更多的汇款，并为公开的异议提供肥沃的土壤，而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但我们研究了同一地区内的政治行为，发现这种模式是成立的。而且这些好处主要流向了反对派——汇款并没有鼓励政权内的人士参与异议活动。

　　将我们的分析扩展到全球，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发现。我们从世界各地的抗议数据中收集信息，研究了84个地区的130个威权政权。由于汇款而增加的反政府抗议频率与我们观察到的大选年与非大选年相比的增长是相等的。与此同时，汇款减少了支持政府的动员活动，而这种动员可以加强威权统治。实际上，全球移民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最有可能带来和平民主化的各种政治行动提供了资金。

　　支持抗议并不是移民汇款削弱威权控制的唯一方式，它还破坏了非民主政府保持权力的策略。在被归类为有选举或通过内部竞争的威权体制中，执政者赢得选举——甚至通过相对并没有欺诈的多党竞争——基本上是通过购买选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是摇摆选区的选民，以提高政府的支持率。这种庇护主义在马来西亚、墨西哥、塞内加尔和津巴布韦等国家都存在。

　　汇款的收入可以减少公民对政府的依赖，切断了有选举的专制国家与低收入选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对非洲威权政权的研究表明，汇款对反对派地区的投票率影响不大，但在有争议的地区，汇款会使投票率下降4%至6%，这足以使选举结果有利于政治挑战者。在我们的全球分析中，我们也发现，汇款减少了对现任威权者的选举支持。尽管在选举期间较高的汇款收入增强了国民经济——这一趋势有利于执政者，选民往往会因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支持执政者。

　　反对者拥有更好的资源，而支持者对政府的依赖不断减少，这两方面因素可以破坏威权政权的稳定。在世界各地，更多的汇款能够促进更强大的公民社会和更自主的反对派发展。这些进程共同展现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将外国收入与民主化联系起来的全球格局。通过汇款实现的政治自治帮助促成了民主过渡，比如2000年塞内加尔结束了一党统治，以及2016年冈比亚执政20年的总统在选举中意外落败。

　　减缓威权主义蔓延

　　移民和汇款为弥合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的鸿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不依赖经济一体化的可疑效用或西方的外交政策倡议来改变威权政府的行为。与其他形式的跨境融资不同，汇款是分散的。个人最终控制着资源。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公民(部分由他们的移民亲属资助)是那些抵制威权、带来民主变革的人。

　　威权主义在全世界处于强势蔓延之中。但是移民可以在减缓其蔓延速度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那些既接受移民又在国外倡导民主的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开始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未来几十年，迫使人们离开家园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预计人口增长的不均衡分布——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人口持续增长，而欧洲和美洲的人口停滞或下降——很可能引发大规模移民。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将迫使更多的人离开家园，到一个新的国家重新开始生活。而随着这些新移民把钱寄回家人、朋友和社区，他们也使原籍国公民在他们离开的地方倡导民主成为可能。

　　作者简介：亚伯·埃斯里巴·福尔奇(Abel Escribà-Folch)系庞培法布拉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科瓦东加·梅塞格尔(Covadonga Meseguer)系马德里天主教大学ICADE经济系副教授。约瑟夫•莱特(Joseph Wright)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06-02/global-migration-drives-global-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