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国家能否发展和进步取决于领导者能否让大多数国民相信进行改革是有价值的

　　李光耀<口述> 著，[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阿里·温尼(Ali Wyne) 编;2013.10出版本文选编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新加坡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给我们留下哪些启示?

　　我对新加坡人的定义就是无论是谁，只要加入了我们，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这是一种美国式的理念：你可以保留你原来的名字，只要你来了，加入了我们，你就是美国人。我们需要人才，所以我们接纳他们。新加坡人也必须让这种理念成为自己的典型特征。

　　一开始，我面临的问题是：夹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加丰富、生活空间更加广阔的邻国之间，新加坡如何生存下去?新加坡如何才能使自身不同于邻国呢?它们的体制不清廉，我们要清廉;它们的法治一塌糊涂，我们要厉行法治。一旦我们达成一份协议或做出一个决定，我们就要坚守下去。我们要给投资者创造一个可靠、可信的形象。我们要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世界级的服务人员，所有人都接受英语教育。海空运输良好，电缆、卫星通信良好，现在还要有良好的互联网通信。

　　搞改革不要操之过急。没有人愿意丧失自己的种族、文化、宗教甚至语言属性。作为一个国家，要想生存下去，你需要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具有一些相同的东西。如果你改革步子迈得太大，就会招来问题，要慢慢地、稳步地推进。如果我把英语强加给所有新加坡人，那我就会四处碰壁。如果我试图把汉语强加给所有人，那么我也会立即遭到抵抗、立即遇上麻烦。但我给每位家长提供了一个选择，让他们自己决定让孩子学习英语还是学习他们的母语。通过他们的自主选择，再加上市场机制在过去30年间的推动，我们最终确定了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格局。我们已经成功地把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转变为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如果我非要在5年或10年的时间里完成这项变革，而不是通过自由选择在30年内完成，那么就会带来灾难。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都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在刚刚获得独立后那段时间，也就是20世纪60~80年代，刻板地坚持风靡一时的社会制度，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希望以此加快发展步伐。他们采取的干预性经济政策导致了资源错配，增加了官员贪腐的机会。苏联解体后，这种理论被推翻了。如果当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坚持维护社会秩序、给人民提供教育、维持睦邻友好关系、厉行法治、增强投资者的信心，那么国家没有道理不发展。

　　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民竞争力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

　　一个民族的生活标准取决于很多基本因素：第一，它的资源总量与其人口总数的对比情况;第二，技术与工业发展水平;第三，教育培训水平;第四，文化、纪律和劳动力水平。

　　21世纪，一个国家是否安全、能否增长，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而是这个国家的人口因素……最欢迎移民的国家就会占有经济优势，但开放的移民政策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新的移民可能来自不同的种族，可能受教育水平偏低，也可能技术不熟练，等等。政府逐渐认识到，仅靠移民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一切人口难题，有必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鼓励生育或计划生育。

　　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质量是决定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职业道德使他们在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

　　在这种竞争中，有三个关键性特征，即企业家精神、创新和管理。第一个特征是发现新机会并勇于冒险的精神，第二个特征是创造出能够增加价值的新产品、新流程，第三个特征是良好的管理。要实现增长，企业管理者必须开拓新市场、创造新的营销渠道。

　　推动经济增长的是新知识、新科技以及企业家给市场带来的创新产品或服务。学者们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流砥柱，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动脑筋捕获和发现新知识，致力于科技研发、管理、营销、财政以及金融等急需掌握的新学科，而不是一味地研究适用性不强的古书、古代文章和诗歌。那些富有智慧、能够成为学者的人还应该成为投资者、创新者、风险投资者和企业家，他们必须把新的产品与服务带入市场，丰富世界人民的生活。

　　全球投资环境正在改变。首先，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降低了外包的成本，弱化距离的影响，企业在进行国际化布局的过程中考虑的经济因素出现了变化。其次，技术与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幅提升。2000年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排行榜就更加注重经济创新，当时的报告把那些创新型国家与那些仅仅接受他国转让技术的国家加以区分，这就表明投资者除了看重廉价劳动力，还非常注重技术创新能力，这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掌握尖端技术。最后，吸引投资的竞争加剧了。创新与技术的关键是人才，我们必须培养和造就人才，创新才能成为教育和培训的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革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体制，进而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就是为了促进创新。

　　随着产品、服务、资本和知识的流动性增强，全球化市场已经成型。这些新的变化加剧了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然而，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国家还必须确保它们的法律和制度能够促进上述因素的全球流动。法治占据根本性的地位，因为法治能够确保国家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此外，各国之间还会形成相似的法律法规管理贸易与投资，这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使经济活动变得更加便利。历史上，罗马帝国与不列颠帝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帝国都制定了全面的、统一的法律体系，保护其贸易繁荣了几百年。

　　现在，企业要想确保自己的竞争力，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搜罗人才、发现机遇。企业发明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提高自己的能力。随着互联网拓展企业可以参与的市场空间，亚洲企业必须在这个新平台上参与竞争，否则就会被打败。企业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国家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搜罗人才，欢迎外国人才。成功的社会就是能轻而易举地同化外国人的社会。硅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不仅不存在肤色和种族歧视，一切唯才是举，而且具有吸引新人加入的能力。亚洲的商人必须学习这些特点，才能成为全球化的精英人才。

　　趋同与竞争会导致企业与产业出现变化。跨国企业要在知识型经济下获得全球竞争力，必须成为一家能容纳多元文化的企业。只从一种文化中汲取经验的企业注定会在创新中失败，那些极富创新文化与创新思想源源不断的企业才能大步向前……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竞争力，企业必须重用业务所在国的人才。企业需要在全世界搜罗最好的人才，将其任命到重要岗位上……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预言，接下来这个世纪，企业运作方式的最大变革就是日益以合作伙伴为基础，而不是以所有权为基础。

　　新加坡必须尽可能地继续吸引来自中国、印度等亚太国家和来自发达国家的人才，吸引他们加入我们的团队。没有外来人才的涌入，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如此成功。美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希特勒执政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逃往美国的欧洲人才，甚至美国的太空计划能够启动也要归功于德裔火箭专家沃纳·冯·布劳恩。沃纳·冯·布劳恩在“二战”中发明了飞行炸弹，战争结束时被美国军队俘虏，并被带到美国。自那时起，每年，成千上万的有才华的专业人士、学者、研究人员和作家都在美国的吸引下从英国和欧盟来到美国，因为美国欢迎他们并给他们提供研究设施，或者因为他们在美国可以在商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增加了美国的成就。如果拥有2.8亿人口的美国能通过人才兴国，那么拥有300万人口的新加坡也要这样做，不然新加坡就会沦落为二流国家或三流国家。

　　新加坡只有300万人口。小山脉不可能达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除非你的民族像以色列的犹太民族那样特殊，否则你就需要有一条绵延的山脉。以色列有400万犹太人，但他们的智慧足以和一个4 000万人口的民族匹敌。每个人都知道上海人非常聪明、机智，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是因为在150多年里，自从成为通商口岸，上海就吸引了来自长江三角洲、浙江、江苏以及其他省份的人，这些人雄心勃勃、精力充沛且富有才华，网罗人才数量达两三亿。

　　很多工业国的工人注重生产效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日本。而欧洲的一些工业国却受制于工会的消极态度，结果可悲地走向衰落，比如英国。这些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教训。新加坡必须从中学习，必须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除非我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自我并注重提高生产效率，否则我们的未来就得不到保障。

　　眼红是不可避免的，但考虑一下另外一种情况，也就是放缓增速。由于全球化进程，高端和低端之间仍然有差距，但我们都更穷了，对吗?我看不出来遏制增长会有什么好处，因为到时候仍然会引来他国嫉妒的目光。

　　价值观等隐性因素在促进增长、提升竞争力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衡量生产率和竞争力时，除了存在标准的经济尺度外，一些隐性因素(比如文化、宗教和其他民族特征与民族气质)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一个现代经济体想要成功发展，那么这个经济体内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一个国家能取得多大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否愿意从其他民族那里借鉴经验，能否通过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迅速而坚决地落实好的想法，能否让大多数国民相信进行艰难的改革是有价值的。

　　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比技术能力更重要。在技术变革令人惊讶的时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会时刻准备好抓住新机遇，才能创造新思想、创立新企业，才能实现大发展。普通的商人只要好好学习别人的经验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只有那些具备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商人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你从哪里培养企业家呢?从戴着礼帽的贵族中培养吗?新加坡缺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我们必须开始探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给空白的大脑灌输知识，使其变得易于接受培训。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那部分困难的任务，即让有文化的大脑变得更有创新能力、做事更有效率。这并非易事，需要改变固有的思维，接受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那些能够使工人提高做事效率的习惯都是家庭、学校及工作场所灌输的价值观带来的结果。这些价值观必须得到社会态度的强化。一旦这些价值观确立下来，就像一个社会所说的语言那样，这些习惯就会根深蒂固、自我强化……我震惊地发现新加坡的工人中有55%的人仍然承认担心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会遭到其他同事的排挤。只要这种只求平庸的态度存在一天，就无法提高工作效率。这种观点认为好工人就是不为人先的工人，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新加坡人必须明白，如果每个工人都努力发挥最佳水平，并通过自己的成绩鼓励同事做得更好，那么他们的集体利益就会增加。要想改变消极的态度和价值观，最好的办法就是经理们和基层管理者们率先垂范。那种认为经理就是压榨工人的思想在今天的工业气候中已经行不通了。同样过时的还有管理层的一种观念，即工会是制造麻烦的，这些都是陈旧的观念。如果我们要在管理者、工会成员和工人之间打造相互信任的关系，就必须摒弃这些固有的偏见。

　　我们已经关注了新加坡的基本情况。我们通过各个家庭的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把个人及其家人的雄心融入新加坡的整体规划中。比如，我们竭力通过教育改变孩子们的命运。政府可以创造一个适当的环境，让人们快乐地生活、实现成功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最后国家经济是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其国民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很幸运，因我们的文化背景很好，我们崇尚节约、勤奋、孝顺和忠于家庭，最重要的是我们尊重学问和学习。当然，我们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新加坡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因为我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某些变革。我们知道效仿西方和日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要想解决新问题，语言和文化必须改变。实际上，语言和文化是否具有优势，取决于它们能否帮助人们灵活地应对变化的环境。比如，从1868年明治维新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中，日本的语言和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日本人成功地采用了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因为他们在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上很灵活、很务实。他们借鉴了西方的新制度和新思想，他们实行了全民教育，设立了两院制的议会，实行了法典，根据德国与英国的模式改革了陆军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他们自由地采用西方词汇，给日语注入了活力。在“二战”战败之后，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及结束占领之后，日本吸收借鉴了很多美国的词汇，正如日本曾经借鉴中国的发明(如算盘)并加以改进一样。

　　新时代的工人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竞争力?

　　与那些重复性的、依靠机器的时代不同，明天的工人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必须管理自己的控制系统，自我监督并承担改进自我的职责。他们必须接受良好的训练，能独立思考，并寻求取得卓越成就的机会。新经济形势下的工人不能满足于被动地解决问题以及完善固有的知识，他们必须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必须一直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创造额外的价值，获取非同寻常的优势。

　　今天，因为英语能力不仅仅是一种竞争优势，所以很多国家都在努力让孩子们学习英语。在21世纪，这是很多孩子想要具备的技能……如果一个人想成功，就要掌握英语，因为这是一门在国际舞台上从事商业、科学、外交和学术活动时通用的语言。

　　李光耀<口述> 著，[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阿里·温尼(Ali Wyne) 编;2013.10出版本文选编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新加坡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给我们留下哪些启示?

　　我对新加坡人的定义就是无论是谁，只要加入了我们，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这是一种美国式的理念：你可以保留你原来的名字，只要你来了，加入了我们，你就是美国人。我们需要人才，所以我们接纳他们。新加坡人也必须让这种理念成为自己的典型特征。

　　一开始，我面临的问题是：夹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加丰富、生活空间更加广阔的邻国之间，新加坡如何生存下去?新加坡如何才能使自身不同于邻国呢?它们的体制不清廉，我们要清廉;它们的法治一塌糊涂，我们要厉行法治。一旦我们达成一份协议或做出一个决定，我们就要坚守下去。我们要给投资者创造一个可靠、可信的形象。我们要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世界级的服务人员，所有人都接受英语教育。海空运输良好，电缆、卫星通信良好，现在还要有良好的互联网通信。

　　搞改革不要操之过急。没有人愿意丧失自己的种族、文化、宗教甚至语言属性。作为一个国家，要想生存下去，你需要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具有一些相同的东西。如果你改革步子迈得太大，就会招来问题，要慢慢地、稳步地推进。如果我把英语强加给所有新加坡人，那我就会四处碰壁。如果我试图把汉语强加给所有人，那么我也会立即遭到抵抗、立即遇上麻烦。但我给每位家长提供了一个选择，让他们自己决定让孩子学习英语还是学习他们的母语。通过他们的自主选择，再加上市场机制在过去30年间的推动，我们最终确定了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格局。我们已经成功地把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转变为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如果我非要在5年或10年的时间里完成这项变革，而不是通过自由选择在30年内完成，那么就会带来灾难。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都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在刚刚获得独立后那段时间，也就是20世纪60~80年代，刻板地坚持风靡一时的社会制度，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希望以此加快发展步伐。他们采取的干预性经济政策导致了资源错配，增加了官员贪腐的机会。苏联解体后，这种理论被推翻了。如果当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坚持维护社会秩序、给人民提供教育、维持睦邻友好关系、厉行法治、增强投资者的信心，那么国家没有道理不发展。

　　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民竞争力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

　　一个民族的生活标准取决于很多基本因素：第一，它的资源总量与其人口总数的对比情况;第二，技术与工业发展水平;第三，教育培训水平;第四，文化、纪律和劳动力水平。

　　21世纪，一个国家是否安全、能否增长，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而是这个国家的人口因素……最欢迎移民的国家就会占有经济优势，但开放的移民政策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新的移民可能来自不同的种族，可能受教育水平偏低，也可能技术不熟练，等等。政府逐渐认识到，仅靠移民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一切人口难题，有必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鼓励生育或计划生育。

　　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质量是决定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职业道德使他们在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

　　在这种竞争中，有三个关键性特征，即企业家精神、创新和管理。第一个特征是发现新机会并勇于冒险的精神，第二个特征是创造出能够增加价值的新产品、新流程，第三个特征是良好的管理。要实现增长，企业管理者必须开拓新市场、创造新的营销渠道。

　　推动经济增长的是新知识、新科技以及企业家给市场带来的创新产品或服务。学者们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流砥柱，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动脑筋捕获和发现新知识，致力于科技研发、管理、营销、财政以及金融等急需掌握的新学科，而不是一味地研究适用性不强的古书、古代文章和诗歌。那些富有智慧、能够成为学者的人还应该成为投资者、创新者、风险投资者和企业家，他们必须把新的产品与服务带入市场，丰富世界人民的生活。

　　全球投资环境正在改变。首先，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降低了外包的成本，弱化距离的影响，企业在进行国际化布局的过程中考虑的经济因素出现了变化。其次，技术与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幅提升。2000年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排行榜就更加注重经济创新，当时的报告把那些创新型国家与那些仅仅接受他国转让技术的国家加以区分，这就表明投资者除了看重廉价劳动力，还非常注重技术创新能力，这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掌握尖端技术。最后，吸引投资的竞争加剧了。创新与技术的关键是人才，我们必须培养和造就人才，创新才能成为教育和培训的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革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体制，进而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就是为了促进创新。

　　随着产品、服务、资本和知识的流动性增强，全球化市场已经成型。这些新的变化加剧了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然而，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国家还必须确保它们的法律和制度能够促进上述因素的全球流动。法治占据根本性的地位，因为法治能够确保国家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此外，各国之间还会形成相似的法律法规管理贸易与投资，这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使经济活动变得更加便利。历史上，罗马帝国与不列颠帝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帝国都制定了全面的、统一的法律体系，保护其贸易繁荣了几百年。

　　现在，企业要想确保自己的竞争力，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搜罗人才、发现机遇。企业发明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提高自己的能力。随着互联网拓展企业可以参与的市场空间，亚洲企业必须在这个新平台上参与竞争，否则就会被打败。企业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国家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搜罗人才，欢迎外国人才。成功的社会就是能轻而易举地同化外国人的社会。硅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不仅不存在肤色和种族歧视，一切唯才是举，而且具有吸引新人加入的能力。亚洲的商人必须学习这些特点，才能成为全球化的精英人才。

　　趋同与竞争会导致企业与产业出现变化。跨国企业要在知识型经济下获得全球竞争力，必须成为一家能容纳多元文化的企业。只从一种文化中汲取经验的企业注定会在创新中失败，那些极富创新文化与创新思想源源不断的企业才能大步向前……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竞争力，企业必须重用业务所在国的人才。企业需要在全世界搜罗最好的人才，将其任命到重要岗位上……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预言，接下来这个世纪，企业运作方式的最大变革就是日益以合作伙伴为基础，而不是以所有权为基础。

　　新加坡必须尽可能地继续吸引来自中国、印度等亚太国家和来自发达国家的人才，吸引他们加入我们的团队。没有外来人才的涌入，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如此成功。美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希特勒执政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逃往美国的欧洲人才，甚至美国的太空计划能够启动也要归功于德裔火箭专家沃纳·冯·布劳恩。沃纳·冯·布劳恩在“二战”中发明了飞行炸弹，战争结束时被美国军队俘虏，并被带到美国。自那时起，每年，成千上万的有才华的专业人士、学者、研究人员和作家都在美国的吸引下从英国和欧盟来到美国，因为美国欢迎他们并给他们提供研究设施，或者因为他们在美国可以在商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增加了美国的成就。如果拥有2.8亿人口的美国能通过人才兴国，那么拥有300万人口的新加坡也要这样做，不然新加坡就会沦落为二流国家或三流国家。

　　新加坡只有300万人口。小山脉不可能达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除非你的民族像以色列的犹太民族那样特殊，否则你就需要有一条绵延的山脉。以色列有400万犹太人，但他们的智慧足以和一个4 000万人口的民族匹敌。每个人都知道上海人非常聪明、机智，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是因为在150多年里，自从成为通商口岸，上海就吸引了来自长江三角洲、浙江、江苏以及其他省份的人，这些人雄心勃勃、精力充沛且富有才华，网罗人才数量达两三亿。

　　很多工业国的工人注重生产效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日本。而欧洲的一些工业国却受制于工会的消极态度，结果可悲地走向衰落，比如英国。这些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教训。新加坡必须从中学习，必须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除非我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自我并注重提高生产效率，否则我们的未来就得不到保障。

　　眼红是不可避免的，但考虑一下另外一种情况，也就是放缓增速。由于全球化进程，高端和低端之间仍然有差距，但我们都更穷了，对吗?我看不出来遏制增长会有什么好处，因为到时候仍然会引来他国嫉妒的目光。

　　价值观等隐性因素在促进增长、提升竞争力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衡量生产率和竞争力时，除了存在标准的经济尺度外，一些隐性因素(比如文化、宗教和其他民族特征与民族气质)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一个现代经济体想要成功发展，那么这个经济体内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一个国家能取得多大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否愿意从其他民族那里借鉴经验，能否通过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迅速而坚决地落实好的想法，能否让大多数国民相信进行艰难的改革是有价值的。

　　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比技术能力更重要。在技术变革令人惊讶的时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会时刻准备好抓住新机遇，才能创造新思想、创立新企业，才能实现大发展。普通的商人只要好好学习别人的经验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只有那些具备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商人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你从哪里培养企业家呢?从戴着礼帽的贵族中培养吗?新加坡缺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我们必须开始探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给空白的大脑灌输知识，使其变得易于接受培训。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那部分困难的任务，即让有文化的大脑变得更有创新能力、做事更有效率。这并非易事，需要改变固有的思维，接受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那些能够使工人提高做事效率的习惯都是家庭、学校及工作场所灌输的价值观带来的结果。这些价值观必须得到社会态度的强化。一旦这些价值观确立下来，就像一个社会所说的语言那样，这些习惯就会根深蒂固、自我强化……我震惊地发现新加坡的工人中有55%的人仍然承认担心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会遭到其他同事的排挤。只要这种只求平庸的态度存在一天，就无法提高工作效率。这种观点认为好工人就是不为人先的工人，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新加坡人必须明白，如果每个工人都努力发挥最佳水平，并通过自己的成绩鼓励同事做得更好，那么他们的集体利益就会增加。要想改变消极的态度和价值观，最好的办法就是经理们和基层管理者们率先垂范。那种认为经理就是压榨工人的思想在今天的工业气候中已经行不通了。同样过时的还有管理层的一种观念，即工会是制造麻烦的，这些都是陈旧的观念。如果我们要在管理者、工会成员和工人之间打造相互信任的关系，就必须摒弃这些固有的偏见。

　　我们已经关注了新加坡的基本情况。我们通过各个家庭的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把个人及其家人的雄心融入新加坡的整体规划中。比如，我们竭力通过教育改变孩子们的命运。政府可以创造一个适当的环境，让人们快乐地生活、实现成功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最后国家经济是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其国民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很幸运，因我们的文化背景很好，我们崇尚节约、勤奋、孝顺和忠于家庭，最重要的是我们尊重学问和学习。当然，我们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新加坡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因为我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某些变革。我们知道效仿西方和日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要想解决新问题，语言和文化必须改变。实际上，语言和文化是否具有优势，取决于它们能否帮助人们灵活地应对变化的环境。比如，从1868年明治维新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中，日本的语言和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日本人成功地采用了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因为他们在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上很灵活、很务实。他们借鉴了西方的新制度和新思想，他们实行了全民教育，设立了两院制的议会，实行了法典，根据德国与英国的模式改革了陆军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他们自由地采用西方词汇，给日语注入了活力。在“二战”战败之后，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及结束占领之后，日本吸收借鉴了很多美国的词汇，正如日本曾经借鉴中国的发明(如算盘)并加以改进一样。

　　新时代的工人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竞争力?

　　与那些重复性的、依靠机器的时代不同，明天的工人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必须管理自己的控制系统，自我监督并承担改进自我的职责。他们必须接受良好的训练，能独立思考，并寻求取得卓越成就的机会。新经济形势下的工人不能满足于被动地解决问题以及完善固有的知识，他们必须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必须一直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创造额外的价值，获取非同寻常的优势。

　　今天，因为英语能力不仅仅是一种竞争优势，所以很多国家都在努力让孩子们学习英语。在21世纪，这是很多孩子想要具备的技能……如果一个人想成功，就要掌握英语，因为这是一门在国际舞台上从事商业、科学、外交和学术活动时通用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