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中国经济外部新环境：慢全球化与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既是一场全球流行病造成的危机，同时也导致全球化的重大不确定性。运行良好的全球化需要政治动力，而中美权力转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将改变全球化的政治动力。

　　由于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地区经济，因而传统上在全球层面展开的全球化将变得更加侧重于区域合作为特色的全球化。疫情加剧了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延续了中美贸易摩擦催生的大趋势，即国际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地区化。

　　中国在步入后疫情时代之际，提出建立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东亚地区运行多年的出口导向战略走向终结。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促使中国学术界重新思考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

　　2020年8月初，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发表在《外交事务》的一文引发广泛关注。该文的一个重要论断是，新冠疫情将迫使许多国家陷入“疫情大萧条”(Pandemic Depression)，2021年全球经济反弹并不等于复苏。

　　由于19世纪中叶以来的历次大衰退中，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用了8年时间才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疫情大萧条”后世界经济最终复苏至2020年初的水平需更长时间。莱因哈特将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命名为“大萧条”非同小可，因为在世界经济中“经济衰退”比较常见，而“经济萧条”并不常见。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关于全球化发展前景的讨论持续热化。多数学者认为疫情进一步加剧全球化退潮，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仍将继续发展。

　　有两项因素可以进一步帮助理解上述分歧。一是与历史上哪个时期的全球化水平相比;二是全球化的动力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还是不同国家力量的组合。以贸易占GDP比重衡量的全球化水平，19世纪末的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年均接近12%，20世纪后半期的第二次全球化时期则超过16%，在所谓的“去全球化”时期不足7%。

　　如果与历史上的全球化发展相比，那么新冠疫情冲击的全球化并没有完全逆转。从引领和支撑全球化的政治动力看，美国虽然放弃对“超级全球化”的领导，但也在构建新的全球化，而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退回到孤立主义状态。

　　一、中国、美国与两次全球化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1870—1913年为第一次全球化。在这一时期，货物出口占GDP比重最低值为1870年的9.1%，最高值是1913年的14.0%，持续43年的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出口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1.5%。

　　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启了以关贸总协定(GATT)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秩序，但是直至1979年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才超过1913年水平。1979年以来的货物出口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即我们多数人认可的第二次全球化——“超级全球化”。如果以货物出口占GDP比重衡量，1827—2014年的近200年间均值为10.9%。

　　有两份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综合性的全球化水平。第一，2018年版的KOF全球化指数。KOF指数是学术文献中引用广泛的一种测度全球化水平的指数。结果显示，2007—2015年间，经济全球化水平有所进展，社会全球化进展更快，但政治全球化相差不大。

　　第二份颇具参考价值的是西班牙学者研究的埃尔卡诺全球存在感指数(Elcano Global Presence Index)，综合了经济、军事和文化层面。按照这一指数，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可以分为3个阶段，1990—1995年的“去全球化阶段”，指数年均下降了0.7%;1995—2011年整个时期全球化水平年均增长2.7%;2012年以来的时期年均增长不到1%。依据这一现实，该文认为世界并未经历“去全球化”，而是有所放缓，更像是“慢全球化”(slowbalisation)。

　　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表明，它在时间和空间范畴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全球各个地方也并非均质发展。根据最新考证，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沿着两种不同的线索往前发展，一种是研究知识如何在全球普及，一种是从经济角度研究欧共体的扩张。20世纪30年代“全球化”一词最初被使用的时候，贸易占GDP水平恰好处于历史最低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推动下，“市场的全球化”的观点日渐盛行，并在90年代成为主导性话语，“全球化”作为描述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水平加深的表述，在公众和学术讨论中产生了爆炸性的力量。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力最初主要发生在美国，冷战结束后才传播至全球。

　　从权力政治角度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只有在冷战结束后才真正在全球展开，在此之前美国推行的全球化，其范围只是在盟国之间，并不涉及社会主义集团，第三世界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在很长时间内也不讨论这个题目。

　　中国学术界了解“全球化”表述比较早，但中国政府不仅比较晚地接受全球化，而且更侧重于经济全球化。1982年，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宦乡在世界经济形势讨论会上提出，西方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不妙，是因为他们“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提出全球性的解决办法”。

　　中国政府直至1996年夏季才正式在重要讲话中使用“经济全球化”的表述。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首次载入了“经济全球化”，但同时仍然坚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表述。党的十七不再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使用了“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的表述。

　　按照世界银行数据，1996—2020年间全球出口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年均比重为27.6%。正是在此高水平的全球化环境中，中国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政府也把自身界定为全球化的积极维护者。

　　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夕，权威经济史学家和国际商务研究均认为，当今世界并未经历广泛的全球层面的“去全球化”，不过全球化日渐受制于政治力量对比。在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后，中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仍高于“超级全球化”时期的平均水平，而且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仍在上升，并有超过美国的态势。

　　二、调整研判外部经济环境转变的三种认知方式

　　2020年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全球大萧条，不仅在冲击原因上与1870年以来的衰退不同，而且在国际背景和传导机制上也与“现代时期”以来的经济衰退有重大区别。人们普遍认识到中美经济战将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调整，推动产业从中国和美国往东南亚转移。

　　不过，中美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美国仍然是东南亚最终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但中国已经发展为东南亚中间品的最大出口市场。新冠疫情进一步冲击了产业链和供应链，但分歧集中在以下问题：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能否挺过此次疫情的冲击，率先复苏，并进而引领新型全球化?

　　我们需要进行三种思想认识上的转变。一是将传统上以汇率法核算的经济总量转变为基于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并充分挖掘巨大内需的潜在效力。早在2013年夏季，国际学术界就已认识到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于当年底超过美国，从而结束一个多世纪来美国第一的局面。

　　以购买力衡量的中国经济问鼎世界第一，不仅导致亚洲贸易格局从中日双中心转向中国为中心，而且促使美国加速调整对华政策，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并在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的大调整。2020年5月，世界银行也在最新一轮基于购买力的世界经济规模评估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力量转变。从购买力意义上说，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种转变是重新认识出口导向战略与中国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东亚经济体实施有效的出口导向战略，其基础是东亚生产网络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中国也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中心。但这种地区内经济关系的转变，并没有改变东亚地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即东亚整体上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市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和贸易大国的贸易占GDP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明显的两级分化，中国扩大内需使得国际贸易格局趋于平衡。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这是继广场协议和中国入世之后美国最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在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之后，中国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从2018年的47.7%，下降至2019年的40.3%。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前四个月已经下跌至31.4%。中美贸易战推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这意味着长期执行的出口导向战略走向终结。

　　第三种转变是中国对外贸易越来越体现出强国贸易的特征，尤其是贸易占GDP的比重接近于美国和日本的比例。一方面，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并不完全是纠正了双边贸易失衡，而主要是对美出口额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从贸易力量上看，中国至少在一个方面不同于美日贸易摩擦时期的日本。

　　2019年，中国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分别为18.4%和17.3%，已经接近于均衡。在贸易平衡方面，事实上中国的发展趋势是接近于日本，未来有可能具有美国的特征，这意味中国将首先为东亚地区提供大市场，并且未来有可能为更多的国家提供最终需求市场。

　　结合上述三种新事实，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崛起将继续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地区分割，价值链的亚洲化也在加速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学术界发现，东亚地区仍然依赖于全球经济，但要比北美和欧洲地区更加依赖于区域内的零部件贸易。

　　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并未马上变成地区的主要出口市场，但就本地区中间品的出口目的地而言，中国的重要性超过了美国。这一论断也进一步表明，近年来东亚地区贸易与全球贸易具有不同特征，虽然全球贸易放缓主要源于纵向专业化的减弱，但东亚经济中的机械制造相关产业的纵向一体化仍在继续强化。

　　从整体上看全球化仍在发展中，多数衡量全球化发展水平的指数也表明，“去全球化”虽有体现，但并未从根本上逆转全球化发展趋势。不过，各方也普遍认为，新冠疫情的确让人们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的迫切性，安全因素上升正在加速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动力。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发展前景面临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化发展的政治和安全逻辑被揭示得更为清晰，全球价值链将缩短距离，充分重视地区内企业间的多样化联系。

　　全球化虽受制于各国的政策选择，且各国相比以往更加重视安全因素，但全球化总体上难以发生完全逆转，而是进入一个区域融合加速、全球层面放缓的慢速发展阶段，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也在调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

　　新冠疫情既是一场全球流行病造成的危机，同时也导致全球化的重大不确定性。运行良好的全球化需要政治动力，而中美权力转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将改变全球化的政治动力。

　　由于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地区经济，因而传统上在全球层面展开的全球化将变得更加侧重于区域合作为特色的全球化。疫情加剧了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延续了中美贸易摩擦催生的大趋势，即国际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地区化。

　　中国在步入后疫情时代之际，提出建立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东亚地区运行多年的出口导向战略走向终结。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促使中国学术界重新思考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

　　2020年8月初，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发表在《外交事务》的一文引发广泛关注。该文的一个重要论断是，新冠疫情将迫使许多国家陷入“疫情大萧条”(Pandemic Depression)，2021年全球经济反弹并不等于复苏。

　　由于19世纪中叶以来的历次大衰退中，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用了8年时间才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疫情大萧条”后世界经济最终复苏至2020年初的水平需更长时间。莱因哈特将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命名为“大萧条”非同小可，因为在世界经济中“经济衰退”比较常见，而“经济萧条”并不常见。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关于全球化发展前景的讨论持续热化。多数学者认为疫情进一步加剧全球化退潮，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仍将继续发展。

　　有两项因素可以进一步帮助理解上述分歧。一是与历史上哪个时期的全球化水平相比;二是全球化的动力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还是不同国家力量的组合。以贸易占GDP比重衡量的全球化水平，19世纪末的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年均接近12%，20世纪后半期的第二次全球化时期则超过16%，在所谓的“去全球化”时期不足7%。

　　如果与历史上的全球化发展相比，那么新冠疫情冲击的全球化并没有完全逆转。从引领和支撑全球化的政治动力看，美国虽然放弃对“超级全球化”的领导，但也在构建新的全球化，而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退回到孤立主义状态。

　　一、中国、美国与两次全球化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1870—1913年为第一次全球化。在这一时期，货物出口占GDP比重最低值为1870年的9.1%，最高值是1913年的14.0%，持续43年的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出口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1.5%。

　　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启了以关贸总协定(GATT)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秩序，但是直至1979年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才超过1913年水平。1979年以来的货物出口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即我们多数人认可的第二次全球化——“超级全球化”。如果以货物出口占GDP比重衡量，1827—2014年的近200年间均值为10.9%。

　　有两份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综合性的全球化水平。第一，2018年版的KOF全球化指数。KOF指数是学术文献中引用广泛的一种测度全球化水平的指数。结果显示，2007—2015年间，经济全球化水平有所进展，社会全球化进展更快，但政治全球化相差不大。

　　第二份颇具参考价值的是西班牙学者研究的埃尔卡诺全球存在感指数(Elcano Global Presence Index)，综合了经济、军事和文化层面。按照这一指数，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可以分为3个阶段，1990—1995年的“去全球化阶段”，指数年均下降了0.7%;1995—2011年整个时期全球化水平年均增长2.7%;2012年以来的时期年均增长不到1%。依据这一现实，该文认为世界并未经历“去全球化”，而是有所放缓，更像是“慢全球化”(slowbalisation)。

　　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表明，它在时间和空间范畴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全球各个地方也并非均质发展。根据最新考证，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沿着两种不同的线索往前发展，一种是研究知识如何在全球普及，一种是从经济角度研究欧共体的扩张。20世纪30年代“全球化”一词最初被使用的时候，贸易占GDP水平恰好处于历史最低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推动下，“市场的全球化”的观点日渐盛行，并在90年代成为主导性话语，“全球化”作为描述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水平加深的表述，在公众和学术讨论中产生了爆炸性的力量。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力最初主要发生在美国，冷战结束后才传播至全球。

　　从权力政治角度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只有在冷战结束后才真正在全球展开，在此之前美国推行的全球化，其范围只是在盟国之间，并不涉及社会主义集团，第三世界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在很长时间内也不讨论这个题目。

　　中国学术界了解“全球化”表述比较早，但中国政府不仅比较晚地接受全球化，而且更侧重于经济全球化。1982年，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宦乡在世界经济形势讨论会上提出，西方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不妙，是因为他们“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提出全球性的解决办法”。

　　中国政府直至1996年夏季才正式在重要讲话中使用“经济全球化”的表述。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首次载入了“经济全球化”，但同时仍然坚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表述。党的十七不再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使用了“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的表述。

　　按照世界银行数据，1996—2020年间全球出口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年均比重为27.6%。正是在此高水平的全球化环境中，中国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政府也把自身界定为全球化的积极维护者。

　　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夕，权威经济史学家和国际商务研究均认为，当今世界并未经历广泛的全球层面的“去全球化”，不过全球化日渐受制于政治力量对比。在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后，中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仍高于“超级全球化”时期的平均水平，而且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仍在上升，并有超过美国的态势。

　　二、调整研判外部经济环境转变的三种认知方式

　　2020年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全球大萧条，不仅在冲击原因上与1870年以来的衰退不同，而且在国际背景和传导机制上也与“现代时期”以来的经济衰退有重大区别。人们普遍认识到中美经济战将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调整，推动产业从中国和美国往东南亚转移。

　　不过，中美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美国仍然是东南亚最终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但中国已经发展为东南亚中间品的最大出口市场。新冠疫情进一步冲击了产业链和供应链，但分歧集中在以下问题：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能否挺过此次疫情的冲击，率先复苏，并进而引领新型全球化?

　　我们需要进行三种思想认识上的转变。一是将传统上以汇率法核算的经济总量转变为基于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并充分挖掘巨大内需的潜在效力。早在2013年夏季，国际学术界就已认识到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于当年底超过美国，从而结束一个多世纪来美国第一的局面。

　　以购买力衡量的中国经济问鼎世界第一，不仅导致亚洲贸易格局从中日双中心转向中国为中心，而且促使美国加速调整对华政策，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并在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的大调整。2020年5月，世界银行也在最新一轮基于购买力的世界经济规模评估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力量转变。从购买力意义上说，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种转变是重新认识出口导向战略与中国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东亚经济体实施有效的出口导向战略，其基础是东亚生产网络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中国也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中心。但这种地区内经济关系的转变，并没有改变东亚地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即东亚整体上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市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和贸易大国的贸易占GDP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明显的两级分化，中国扩大内需使得国际贸易格局趋于平衡。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这是继广场协议和中国入世之后美国最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在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之后，中国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从2018年的47.7%，下降至2019年的40.3%。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前四个月已经下跌至31.4%。中美贸易战推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这意味着长期执行的出口导向战略走向终结。

　　第三种转变是中国对外贸易越来越体现出强国贸易的特征，尤其是贸易占GDP的比重接近于美国和日本的比例。一方面，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并不完全是纠正了双边贸易失衡，而主要是对美出口额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从贸易力量上看，中国至少在一个方面不同于美日贸易摩擦时期的日本。

　　2019年，中国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分别为18.4%和17.3%，已经接近于均衡。在贸易平衡方面，事实上中国的发展趋势是接近于日本，未来有可能具有美国的特征，这意味中国将首先为东亚地区提供大市场，并且未来有可能为更多的国家提供最终需求市场。

　　结合上述三种新事实，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崛起将继续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地区分割，价值链的亚洲化也在加速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学术界发现，东亚地区仍然依赖于全球经济，但要比北美和欧洲地区更加依赖于区域内的零部件贸易。

　　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并未马上变成地区的主要出口市场，但就本地区中间品的出口目的地而言，中国的重要性超过了美国。这一论断也进一步表明，近年来东亚地区贸易与全球贸易具有不同特征，虽然全球贸易放缓主要源于纵向专业化的减弱，但东亚经济中的机械制造相关产业的纵向一体化仍在继续强化。

　　从整体上看全球化仍在发展中，多数衡量全球化发展水平的指数也表明，“去全球化”虽有体现，但并未从根本上逆转全球化发展趋势。不过，各方也普遍认为，新冠疫情的确让人们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的迫切性，安全因素上升正在加速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动力。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发展前景面临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化发展的政治和安全逻辑被揭示得更为清晰，全球价值链将缩短距离，充分重视地区内企业间的多样化联系。

　　全球化虽受制于各国的政策选择，且各国相比以往更加重视安全因素，但全球化总体上难以发生完全逆转，而是进入一个区域融合加速、全球层面放缓的慢速发展阶段，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也在调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