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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困境:当正义背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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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困境:当正义背离自由

卢梭的困境:当正义背离自由
2017-07-02 10:28:54
来源:思想酷 作者: 沥泉
关键词:法国 世界历史 点击: 我要评论
几年后法国人所呼喊的,已经不再是巴黎街头的“自由,自由”,而是炮火与鲜血中的“皇帝万岁”。

  1778年7月2日,66岁的让-雅克·卢梭去世,留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传世名作。他是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

  卢梭无疑是不朽的,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以及美国宪法均大量引用卢梭的名言。这体现了其作品优秀的思想性和文学性。这位上帝派来的天使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哲学的,一个是文学的,从而飞翔在思想的璀璨群星之中,探索着人类的终极意义。

  然而,西方思想界并不忌讳质疑和批评他们的伟大导师。有观点认为,卢梭推进了现代性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的危机,他不仅是民主自由理论的先驱,也是集体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源头。他构造的政治价值体系,实践中经常表现为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并同民粹主义和个人崇拜结合,演化为独裁主义和狂热主义,成为恐怖专政的理论基础。其中最严厉的批评,应当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希特勒来自于卢梭,罗斯福来自于洛克”。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索一下卢梭神性背后的魔性,他的洁白双翼之上,是否染上了点点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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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自由与权威捆绑在了一起

  熟悉卢梭著作的读者,都会被卢梭的文中磅礴气势所感染。卢梭式的雄辩充满了激情与灵性,一气呵成又飘忽不定,善于调动读者的情绪,有着勃发的生机和铿锵的力量感,是激情与理性的完美结合。

  然而罗素对这种感情的煽动性是警惕的。他批评卢梭“排斥理性而支持感情”,说“我宁愿要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以及老一套货色里的其它东西,也不喜欢发源于卢梭的滥弄感情的不逻辑。”

  而希特勒最擅长的正是煽动大众心理,他深信人是感性的动物,会在情感的左右下被动接受洗脑,因此,宣传工作成了他无往不胜的武器,他精通演讲的技巧,善于利用群众在情感、性格和知识上的缺陷,把握和煽动群众情绪。他喜欢运用夸张的语气和激昂的肢体动作,并大声喊着极具感染力的口号,来激起受众的感情共鸣。观众们不由自主地跟着希特勒的魔杖起舞,将他视为意见领袖和绝对权威,失去了独立思想和理性判断,只想着要模仿和追随领袖,渴望在他挥舞的旗帜下凝聚成一个钢铁般有力的集体,在辉煌的共同想象中丧失自我,从而忘记自身的软弱和渺小。

  利用群众的盲从和崇拜,他打击异己,唆使群众攻击异己和异见,逐步掌握了权力。他利用德国人对一战失败的不甘和痛苦,将德国塑造成受害者和反抗者,煽动其信徒对想象中的压迫者进行复仇,从而稳固自己的权力,并将兵锋指向整个欧洲,造成了巨大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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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的演讲与失去自我的狂热观众

  这让人想起传播学中的魔弹效应,宣传家用精心设计的信息与情感刺激来控制和洗脑受众。比如把正面情绪与自己的国家和政党联系在一起,把负面情绪与敌人联系在一起,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普通民众缺乏理性的自我调控能力,如果媒介形成的刺激和本我一起触发行动,自我和超我将难以阻拦,像被子弹射击一样灌输思想、情绪和动机。魔弹效应并未被心理学界证实,但在信息不对称、思想多元性不足的社会里,在民粹和街头政治中都经常出现。

  卢梭擅长对政治采用感性和激情的表述方式,为后来的群众运动领袖提供了魔法范式。罗素对此评价,“(卢梭学说)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至于未来还要把什么进一步的胜利献给他的在天之灵,我就不敢预言了。 ”

  他让个人与集体的分界变得模糊不清

  在见惯了人治社会种种不公正后,必须承认契约论是西方文明的伟大成果,是法制与公理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中,契约论逐步成型,后经霍布斯、格劳秀斯、斯宾诺莎和洛克的完善,最终卢梭成为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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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困境:当正义背离自由

卢梭的困境:当正义背离自由

2017-07-02 10:28:54
来源:思想酷 作者: 沥泉
几年后法国人所呼喊的,已经不再是巴黎街头的“自由,自由”,而是炮火与鲜血中的“皇帝万岁”。

  1778年7月2日,66岁的让-雅克·卢梭去世,留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传世名作。他是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

  卢梭无疑是不朽的,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以及美国宪法均大量引用卢梭的名言。这体现了其作品优秀的思想性和文学性。这位上帝派来的天使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哲学的,一个是文学的,从而飞翔在思想的璀璨群星之中,探索着人类的终极意义。

  然而,西方思想界并不忌讳质疑和批评他们的伟大导师。有观点认为,卢梭推进了现代性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的危机,他不仅是民主自由理论的先驱,也是集体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源头。他构造的政治价值体系,实践中经常表现为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并同民粹主义和个人崇拜结合,演化为独裁主义和狂热主义,成为恐怖专政的理论基础。其中最严厉的批评,应当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希特勒来自于卢梭,罗斯福来自于洛克”。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索一下卢梭神性背后的魔性,他的洁白双翼之上,是否染上了点点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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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自由与权威捆绑在了一起

  熟悉卢梭著作的读者,都会被卢梭的文中磅礴气势所感染。卢梭式的雄辩充满了激情与灵性,一气呵成又飘忽不定,善于调动读者的情绪,有着勃发的生机和铿锵的力量感,是激情与理性的完美结合。

  然而罗素对这种感情的煽动性是警惕的。他批评卢梭“排斥理性而支持感情”,说“我宁愿要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以及老一套货色里的其它东西,也不喜欢发源于卢梭的滥弄感情的不逻辑。”

  而希特勒最擅长的正是煽动大众心理,他深信人是感性的动物,会在情感的左右下被动接受洗脑,因此,宣传工作成了他无往不胜的武器,他精通演讲的技巧,善于利用群众在情感、性格和知识上的缺陷,把握和煽动群众情绪。他喜欢运用夸张的语气和激昂的肢体动作,并大声喊着极具感染力的口号,来激起受众的感情共鸣。观众们不由自主地跟着希特勒的魔杖起舞,将他视为意见领袖和绝对权威,失去了独立思想和理性判断,只想着要模仿和追随领袖,渴望在他挥舞的旗帜下凝聚成一个钢铁般有力的集体,在辉煌的共同想象中丧失自我,从而忘记自身的软弱和渺小。

  利用群众的盲从和崇拜,他打击异己,唆使群众攻击异己和异见,逐步掌握了权力。他利用德国人对一战失败的不甘和痛苦,将德国塑造成受害者和反抗者,煽动其信徒对想象中的压迫者进行复仇,从而稳固自己的权力,并将兵锋指向整个欧洲,造成了巨大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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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的演讲与失去自我的狂热观众

  这让人想起传播学中的魔弹效应,宣传家用精心设计的信息与情感刺激来控制和洗脑受众。比如把正面情绪与自己的国家和政党联系在一起,把负面情绪与敌人联系在一起,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普通民众缺乏理性的自我调控能力,如果媒介形成的刺激和本我一起触发行动,自我和超我将难以阻拦,像被子弹射击一样灌输思想、情绪和动机。魔弹效应并未被心理学界证实,但在信息不对称、思想多元性不足的社会里,在民粹和街头政治中都经常出现。

  卢梭擅长对政治采用感性和激情的表述方式,为后来的群众运动领袖提供了魔法范式。罗素对此评价,“(卢梭学说)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至于未来还要把什么进一步的胜利献给他的在天之灵,我就不敢预言了。 ”

  他让个人与集体的分界变得模糊不清

  在见惯了人治社会种种不公正后,必须承认契约论是西方文明的伟大成果,是法制与公理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中,契约论逐步成型,后经霍布斯、格劳秀斯、斯宾诺莎和洛克的完善,最终卢梭成为集大成者。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认为,为了共同的目标,契约缔约者必须让渡自己的权力于集体。每个缔约者都这么做,那么每个人都可以从集体中获得大家让渡的权力而不会利益受损。他相信自由是人的特征,却又主张将人的权力让渡与社会,这构成了广为争议的矛盾性。

  他希望存在一个道德的、集体的、公共的国家,认为国家作为一个道德主体,与个人相比始终拥有绝对的优势。对公共意志的想象让卢梭认为,如果有人不服从公意,那人民全体可以迫使他服从。这些论断后来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英国保守主义大师柏克批评了《社会契约论》,他怀疑国家模式是否可以由上层随意选择和建构,反对通过先验的、抽象的理论对国家随意的重构和设计,从而危害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认为和个人意愿和自由相比,国家的一些集体主义做法是不可接受的。而卢梭对人民正义性的盲目崇拜,柏克认为是多数人暴政和极权主义的开始,是无视文明社会基本原则的一种开倒车的行为。柏克因此总结出自己的代际契约论,反对卢梭将政治想象为政府意义上的国家,而希望更多关注公民社会,即人民共同体意义上的国家,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是文明社会的根本体现。

  卢梭与柏克的冲突,也是激进与保守、正义与自由的冲突,并随着法国大革命走向了分歧。卢梭对正义的信仰最终在法国大革命中实现,而柏克的英式自由主义传承则捍卫了英国的繁荣与稳定,两种国家形式虽然实现了共存,余波却不断激荡,带来近现代无数的政治革命和国家兴衰,继承卢梭的是德国、法国和俄国,继承柏克的则是英国和美国。

  背离了自由的正义必将走向极端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两个基本价值始终被贯彻,一是自由,二是正义。正义代表了价值取向,而自由除了价值取向之外,还涉及程序和手段的取向,即任何行为都不能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有着自己的内生逻辑和秩序,并非暴力革命者或社会运动家可以轻易理解和掌握,我们应当尊重社会演化。统治者热衷的上层设计往往危险而自不量力,强加的暴力革命带来的也大多是悲剧。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在正义的呼声中保持冷静,守住捍卫自由的底线。

  卢梭的困境也是正义的困境。当价值正义高高在上、从而挣脱程序正义的约束时,很容易走向初衷的反面,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由善意铺就,对正义的追求始终是由人来完成的,而人是多变、复杂和不可信任的。正义冲动让群众倾向于盲目改变秩序,从而被野心家所利用,利用谎言和煽动鼓动失意者的不满,刻意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来制造冲突,让群众沉迷于制造敌人和攻击敌人的危机感中,进而实现虚假的团结。在这个过程中,正义被偷换为个人私欲,人民的名义遭到利用。这样的例子在法国、俄国、中国反复发生,让社会不堪其重负,留下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纪念卢梭、回望大革命硝烟的同时,希望我们也能记住他和大革命的教训。攻占巴士底狱的群众身上无疑闪烁着正义的曙光,“自由、平等、博爱”的宣言震撼整个世界,但当雅各宾专政的铡刀高高举起时,也就同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先贤的初衷渐行渐远,激进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暗流在巴黎的激荡,将它变得面目全非。众所周知,几年后法国人所呼喊的,已经不再是巴黎街头的“自由,自由”,而是炮火与鲜血中的“皇帝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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