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蕾：伊斯兰革命后，这座曾有“中东巴黎”之称的城市时不时让她抑郁

　　初见席拉，这个先生口中和蔼、有求必应的房东，是我到德黑兰的第二天。

　　席拉没有大多数伊朗人的浓眉大眼，她瘦削清秀，淡淡的眉，浅褐色的眼睛，一缕栗色的头发滑落在头巾外。她欢迎我远道而来，祝福我们新婚。她说自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加拿大求学，小女儿正上初中。她嘱咐我，有任何事需要帮忙，都可以找她。她带着浅浅的笑容，文静而亲切。

　　听先生说，席拉是个艺术家，她画画，还在我家对面的小楼里经营一家家具店，专卖古旧家具。她出借给我们的这套房子是她自己设计的。

　　我喜欢席拉的设计风格。米色的墙上挂着几幅波斯地毯的素描，据说是席拉老师的作品，与地板上淡雅的地毯呼应。家具是木制本色的，客厅的一角有一个壁炉，围着它低低的砌着一圈已褪了色的灰砖，上面搁置着几块颜色鲜亮的织毯坐垫。白纱窗帘外是远山和绿树，傍晚点灯时，家在橙色的灯光下透着温馨。

　　席拉在家具店时，常把我喊去喝茶。茶在沙俄年代的俄式煮茶壶上噗噗冒着热气，郁金香形的玻璃小茶杯里盛着深红明亮的茶水，桌上一盘小方糖，几碟小茶点。我们聊波斯语中chaii (茶)和中国茶的渊源，聊每个女人外出时必须穿戴的长袍和头巾，聊她正在上的英语课，聊家人······

　　我和席拉很快就无话不谈了。席拉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谈话时，她经常会突然冒出法语单词。她说伊斯兰革命前，德黑兰是中东的巴黎，巴黎的任何流行风总会在一个月之内吹到德黑兰。当时，他们甚至经常几天几夜地开车在巴黎和德黑兰之间往返，她的大女儿就出生在巴黎。席拉还告诉我，她先生达力是她同学的哥哥。有一次她和同学驾车出游，车在半路坏了，同学打电话叫来了哥哥。见到达力，席拉悄悄告诉同学：你哥哥真帅!她同学说：那他就是你的了!后来这个比席拉大十岁的达力真的成了她丈夫。聊到这份浪漫时，席拉似乎忽然变成了羞赧的少女。

　　初见达力是去席拉家做客。达力虽已年过半百，依然帅气。浓眉大眼络腮胡，一头卷发整齐地捋在脑后，颇有艺术家风范。他开朗热情，聊到自己几十年前在美国的求学经历时，仍对班上的中国同学盛赞不已，说他们勤勉，永远都在图书馆用功。

　　饭后，席拉带我参观他们的三室一厅。他们的住处虽然宽敞，但很简单，不如租给我们的公寓美观舒适。席拉一家是伊朗典型的中产家庭，达力继承了家族的一个小企业，席拉经营一份小生意，除了两个孩子，家里还有两条狗。他们要为在加拿大留学的大女儿提供学费和生活费，并希望小女儿长大后也去加拿大留学，所以要为她积攒留学费用，还要照顾席拉八十多岁的老父。

　　席拉的老家在伊朗西北部跟阿塞拜疆接壤的Gilan省的一个名叫Anzali的地方，她是阿塞拜疆族人，会说阿塞拜疆语。她喜欢乡村，喜欢大自然，不喜欢喧嚣嘈杂的德黑兰。她喜欢狗，可城市里的人讨厌狗，因为狗在伊斯兰教里被认为不洁净，遛狗时，她常被陌生人责骂。席拉说，她想念里海边上的老家，几十年了，德黑兰还是时不时会让她抑郁。

　　离开席拉家前，我注意到了客厅角落画架上的一幅画，画面上，一片浅绿松石色的水面在天空下无限延伸，瞬时让人沉浸在一片安宁之中。达力说，这是席拉刚完成的作品。

　　也许因为我和席拉的大女儿年龄相仿，又如她一样远离父母朋友，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生活，席拉俨然把我当成了她的另一个女儿。她会经常带我和她的小女儿一起去巴扎，去游泳。我生病时，她为我约医生，驾车带我去诊所。我开始上驾校学开车时，她鼓励我不要怕，她说德黑兰的司机确实臭名昭著，但她自己在上了六期学习班后，就变得跟其他司机一样勇猛了。

　　波斯新年假期里，他们全家带上我，驾车一整天，到席拉的老家Anzali游玩。这个里海边上的小城满目碧绿，空气温润。林荫马路上，车辆稀少，有人还骑着自行车，全没了德黑兰的节奏。饭后，我们步行来到里海边。这一段海滩被大树和围墙与城市隔开了，周围没有任何其他人。席拉一松手，两条狗快速奔跑嬉戏起来，席拉也忘我地跟着跑起来。不一会儿，她竟然摘下头巾，还大声朝着我喊：可以不用戴头巾了!我也摘下头巾，让里海的风儿吹拂我的头发，啊，这是久违了的自由!我仿佛忽然明白，向往大自然的席拉其实是向往自由。许多在伊斯兰革命前被视为再平常不过、理所应当的自由，现在却完全被压制了。这份对自由的渴望，只在摘下头巾的此刻得到了些许释放。远处的席拉，面朝无际的里海伫立着，栗色的头发在风中飘扬。她看到了儿时的情景?她在怀念美好的过往?我眼前的这片里海平静温柔，似曾相识，哦，是在席拉家看到的她的画作上呈现的景象!我们重新戴上头巾，并肩往大街的方向走去，刚才的片刻自由被留在了身后。席拉牵着狗，平静地对我说，将来她和达力要搬离德黑兰，到这里来住。

　　在席拉长辈般的关爱下，一年半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先生调离了伊朗，我们搬家了。我和席拉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着联系，她像长辈，更是朋友。一年一年的时间在我们隔三岔五的通信中流逝。我得知他们想去加拿大看望大女儿，但签证被拒。后来她的小女儿被加拿大的大学录取，但也没能申请到签证，几经周折后，她改去了保加利亚学牙医。又是几年后的波斯新年，我给席拉发新年贺信。回信中，她告诉我，他们已举家移民到了加拿大，她在一所小学教法语，达力开始享受退休生活，大女儿当上了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小女儿也有了自己的牙科诊所，而且她已当上了外婆。随信寄来的照片上，达力的卷发长长了，在脑后梳成一个小辫，席拉穿着吊带衫，左手抱着小外甥女，右手抱着小狗，他们脸上都漾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两年前，先生去伊朗出差，我们重回德黑兰。我特地再次来到我们曾经的住处。站在楼外，面对这幢经历了岁月洗刷的小楼，我想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想念起席拉。身处德黑兰的我，由衷地为远离故土的席拉和她的家人祝福。

　　初见席拉，这个先生口中和蔼、有求必应的房东，是我到德黑兰的第二天。

　　席拉没有大多数伊朗人的浓眉大眼，她瘦削清秀，淡淡的眉，浅褐色的眼睛，一缕栗色的头发滑落在头巾外。她欢迎我远道而来，祝福我们新婚。她说自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加拿大求学，小女儿正上初中。她嘱咐我，有任何事需要帮忙，都可以找她。她带着浅浅的笑容，文静而亲切。

　　听先生说，席拉是个艺术家，她画画，还在我家对面的小楼里经营一家家具店，专卖古旧家具。她出借给我们的这套房子是她自己设计的。

　　我喜欢席拉的设计风格。米色的墙上挂着几幅波斯地毯的素描，据说是席拉老师的作品，与地板上淡雅的地毯呼应。家具是木制本色的，客厅的一角有一个壁炉，围着它低低的砌着一圈已褪了色的灰砖，上面搁置着几块颜色鲜亮的织毯坐垫。白纱窗帘外是远山和绿树，傍晚点灯时，家在橙色的灯光下透着温馨。

　　席拉在家具店时，常把我喊去喝茶。茶在沙俄年代的俄式煮茶壶上噗噗冒着热气，郁金香形的玻璃小茶杯里盛着深红明亮的茶水，桌上一盘小方糖，几碟小茶点。我们聊波斯语中chaii (茶)和中国茶的渊源，聊每个女人外出时必须穿戴的长袍和头巾，聊她正在上的英语课，聊家人······

　　我和席拉很快就无话不谈了。席拉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谈话时，她经常会突然冒出法语单词。她说伊斯兰革命前，德黑兰是中东的巴黎，巴黎的任何流行风总会在一个月之内吹到德黑兰。当时，他们甚至经常几天几夜地开车在巴黎和德黑兰之间往返，她的大女儿就出生在巴黎。席拉还告诉我，她先生达力是她同学的哥哥。有一次她和同学驾车出游，车在半路坏了，同学打电话叫来了哥哥。见到达力，席拉悄悄告诉同学：你哥哥真帅!她同学说：那他就是你的了!后来这个比席拉大十岁的达力真的成了她丈夫。聊到这份浪漫时，席拉似乎忽然变成了羞赧的少女。

　　初见达力是去席拉家做客。达力虽已年过半百，依然帅气。浓眉大眼络腮胡，一头卷发整齐地捋在脑后，颇有艺术家风范。他开朗热情，聊到自己几十年前在美国的求学经历时，仍对班上的中国同学盛赞不已，说他们勤勉，永远都在图书馆用功。

　　饭后，席拉带我参观他们的三室一厅。他们的住处虽然宽敞，但很简单，不如租给我们的公寓美观舒适。席拉一家是伊朗典型的中产家庭，达力继承了家族的一个小企业，席拉经营一份小生意，除了两个孩子，家里还有两条狗。他们要为在加拿大留学的大女儿提供学费和生活费，并希望小女儿长大后也去加拿大留学，所以要为她积攒留学费用，还要照顾席拉八十多岁的老父。

　　席拉的老家在伊朗西北部跟阿塞拜疆接壤的Gilan省的一个名叫Anzali的地方，她是阿塞拜疆族人，会说阿塞拜疆语。她喜欢乡村，喜欢大自然，不喜欢喧嚣嘈杂的德黑兰。她喜欢狗，可城市里的人讨厌狗，因为狗在伊斯兰教里被认为不洁净，遛狗时，她常被陌生人责骂。席拉说，她想念里海边上的老家，几十年了，德黑兰还是时不时会让她抑郁。

　　离开席拉家前，我注意到了客厅角落画架上的一幅画，画面上，一片浅绿松石色的水面在天空下无限延伸，瞬时让人沉浸在一片安宁之中。达力说，这是席拉刚完成的作品。

　　也许因为我和席拉的大女儿年龄相仿，又如她一样远离父母朋友，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生活，席拉俨然把我当成了她的另一个女儿。她会经常带我和她的小女儿一起去巴扎，去游泳。我生病时，她为我约医生，驾车带我去诊所。我开始上驾校学开车时，她鼓励我不要怕，她说德黑兰的司机确实臭名昭著，但她自己在上了六期学习班后，就变得跟其他司机一样勇猛了。

　　波斯新年假期里，他们全家带上我，驾车一整天，到席拉的老家Anzali游玩。这个里海边上的小城满目碧绿，空气温润。林荫马路上，车辆稀少，有人还骑着自行车，全没了德黑兰的节奏。饭后，我们步行来到里海边。这一段海滩被大树和围墙与城市隔开了，周围没有任何其他人。席拉一松手，两条狗快速奔跑嬉戏起来，席拉也忘我地跟着跑起来。不一会儿，她竟然摘下头巾，还大声朝着我喊：可以不用戴头巾了!我也摘下头巾，让里海的风儿吹拂我的头发，啊，这是久违了的自由!我仿佛忽然明白，向往大自然的席拉其实是向往自由。许多在伊斯兰革命前被视为再平常不过、理所应当的自由，现在却完全被压制了。这份对自由的渴望，只在摘下头巾的此刻得到了些许释放。远处的席拉，面朝无际的里海伫立着，栗色的头发在风中飘扬。她看到了儿时的情景?她在怀念美好的过往?我眼前的这片里海平静温柔，似曾相识，哦，是在席拉家看到的她的画作上呈现的景象!我们重新戴上头巾，并肩往大街的方向走去，刚才的片刻自由被留在了身后。席拉牵着狗，平静地对我说，将来她和达力要搬离德黑兰，到这里来住。

　　在席拉长辈般的关爱下，一年半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先生调离了伊朗，我们搬家了。我和席拉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着联系，她像长辈，更是朋友。一年一年的时间在我们隔三岔五的通信中流逝。我得知他们想去加拿大看望大女儿，但签证被拒。后来她的小女儿被加拿大的大学录取，但也没能申请到签证，几经周折后，她改去了保加利亚学牙医。又是几年后的波斯新年，我给席拉发新年贺信。回信中，她告诉我，他们已举家移民到了加拿大，她在一所小学教法语，达力开始享受退休生活，大女儿当上了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小女儿也有了自己的牙科诊所，而且她已当上了外婆。随信寄来的照片上，达力的卷发长长了，在脑后梳成一个小辫，席拉穿着吊带衫，左手抱着小外甥女，右手抱着小狗，他们脸上都漾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两年前，先生去伊朗出差，我们重回德黑兰。我特地再次来到我们曾经的住处。站在楼外，面对这幢经历了岁月洗刷的小楼，我想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想念起席拉。身处德黑兰的我，由衷地为远离故土的席拉和她的家人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