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经济秩序：一场和缓却确实的对抗

　　[摘要]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经济合作的多边组织中，中国只是一个身处被动位置的成员，而在美国最近面临严重金融危机的关头，中国却改变了姿态。本文将把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所采取的创新举措，重新定位在一个长期的维度上。从分析中，我们将看到，与中国的经济起飞相伴，中国从赞成世界经济秩序(这一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和推行的)的立场，逐渐转向简单的改良主义做法(这种做法并没有对既定的经济秩序提出根本性质疑)，到最近越来越采取了明显的修正主义方式(同时建立了典型中国式的新机构)。但是，中国的战略虽然变得更为激进，从根本上来说却依然是处于试行阶段，最终目标模糊不清。在当前情况下，并不能断言我们将在中国的统领下走向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关键词]全球治理;国际金融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砖国家;人民币国际化

前言

　　试图强制推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这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曾试图借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推行世界经济新秩序，但苦于没有可靠的领导者而没有获得成功。近日，中国似乎在这个方向采取了新的攻势，某些分析师认为，中国意欲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推行自己信奉的世界观，并力图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1]支持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之后，成立了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此类新机构，其目的也许正在于重新设计并重新定义世界经济秩序。

　　如何解读中国迄今为止可以被称为谨慎的姿态变化?这一姿态将带来什么结果?如何看待可能发生的结果?这些举措的确切性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否因此而推断一个全新的、中国式的全球经济秩序将呈现于世?本文将尽力对相关各种问题作出解答。

　　为此，本文将以更长远的视角对中国最近采取的举措进行定位。首先，本文将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和推行的世界经济秩序背景下，中国实施的战略方案;随后，研究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形势下，对全球经济治理所选择的立场的演变;最后，分析北京最近所采取的各项举措，以确定我们是否将走向以中国为统领者、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中国和布雷顿森林国际经济体系：从合作到对峙

　　中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受益者

　　在整个发展和改革时期(始于1970年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停留在国际经济秩序治理的边缘地带，这一秩序是西方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主导而形成，不过中国也并未因此而提出异议。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无论是在商贸还是货币层面，中国似乎对西方/美国所主导的经济秩序适应得很好了。

　　中国因此而得到过世界银行(WB)的大力援助，并大受裨益。1980年加入该机构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成为该机构的主要“顾客”，在随后的25年内借款超过400亿美元，资助了近300个投资项目，其成功率之高，是世界银行所有贷款记录中前所未有的[2]。虽然资助总金额较高，但也仍未超过全国投资总量的1%;就人均投资而言，也远低于我们观察过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可以说中国获得的资助并不是国家经济表现良好的主要原因。

　　除了利用银行融资，中国还得到过技术援助以及其他技术支持和培训支持。十分有趣也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从未在其经济政策定位上遭到世界银行的阻扰，从一开始，世界银行便接受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另外，2007年公布的报告不仅详细分析了中国对该机构所作的贡献，也分析了中国通过与世界银行合作所获得的益处。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虽然中国从未获得过该基金组织的资金援助[3]，但却能够做到通过与该机构的合作获得最大利益：定期向其寻求技术援助服务，并且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上向其进行定期咨询。此外，中国还经常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比如在1986年对人民币进行贬值。

　　因此，很奇怪的是，尽管两者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差异，中国表现出的却更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捍卫者而不是诽谤者的姿态[4]。由此，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并没有对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表示支持，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本可以动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出自于日本，这也许足以使中国对它失去兴趣;但在该项目尚处于讨论阶段时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被动姿态，也毫无疑问地方便了美国对该项目进行暗中破坏。同样，当众多亚洲国家集体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管理提出批判时，中国也并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

　　最后，考虑到其发展战略的外向性质，当在其加入世贸组织(WTO)[5]的准备阶段，贸易伙伴提出要求时，中国也能欣然接受。而在接纳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前，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提出的各种要求比对任何其他经济体都要严格得多，加入世贸组织也就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推行众多改革的方案策略。另外，中国还可以被当作是该组织创立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自此以后，中国便参与到了世贸组织的游戏当中，虽然它的行为并非总是与承诺完全一致，但广义而言它遵循了游戏规则。不管怎样，中国对世贸组织给予了支持，它不仅参与了贸易谈判，其中包括一些多边协定的商讨[6]，而且参与了争端解决机制，并接受了相关裁决。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期，中国很显然并没有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国家领导人的主要关注点在国内发展上。总而言之，中国对于这些机构的态度是照单接纳，它所做的只是尽可能通过这些机构获得最大利益。

　　跃居世界强国的中国及其首次发出的对抗信号

　　中国经济在连续一段时期内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的确极大撼动了世界各经济力量之间原有的势力关系。结合购买力平价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在1980年到2015年间，已经从全球第十一位跃居第一位，虽然按当前汇率计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十分强势地保持了领头羊位置(美国为174160亿美元，中国为103550亿美元)[7]。

　　然而，世界经济秩序遭到撼动，这不只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也与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中的模式有关。例如，中国主要基于出口的发展战略，使其现行进出口贸易持续性保持顺差从而获得经常账户盈余，再加上外来直接投资资金的大量流入带来资本账户盈余，国际收支总盈余得以翻倍，因此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失衡。这一点多年来遭受诟病，它被认定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中国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管理这些给它带来无人匹敌的金融打击力量的外汇储蓄;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是找到某种途径融入到这个牌局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而言，再自然不过的就是，一方面是让自己从国际金融机构(IFIs)的监管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便是提高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因汇率管理而产生的第一轮紧张局势

　　一个国家的货币价值问题(最终将是汇率政策导向问题)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很容易固化而不易解决。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增长以及它们在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组成的市场上的竞争状态，很自然导致了众人对其操控汇率和低估平价的现象指责不断。中国也无法置身其外。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推动其经济政策的方式所进行的分析和建议更多是正面积极的，该趋势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却产生了逆转，主要矛盾集中在人民币的管理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进行重新评估给中国政府带来的压力[8]，激起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反抗，中国政府决定在2007年到2009年间，中断发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所要提供的磋商结果。这些首次发生的龃龉使中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关系的波动初露端倪。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治理展开的对抗

　　凭借其不断增长的经济权重，中国(和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另外几个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将会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在运行管理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进行再分配，从而更好地体现全球经济力量的新格局。分配额度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的最高限额，同时也决定了它在该机构中参与决策时的话语权比重。

　　最后，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讨论，特别是召开G20之后，2010年达成一项协议：一方面将配比总额翻倍，并把6%的投票权份额从“发达国家”名下转移给“代表性不足”以及新兴和活跃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

　　最终，中国成为大赢家：对各国配额重新调整后，中国所占比重从3.9%提升到6.4%，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17.4%)和日本(6.5%)，但领先于德国(5.6%)、法国和英国(两者均为4.2%)[9]。中国之外的其他三个金砖国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都位于十大股东之列。此次改革只能算小试牛刀，因为中国的份额根本不足以反映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而优点在于它可以更好地反映新的力量格局，但这次改革终究不能说明该机构意识形态的根基受到了质疑。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美国在再分配中并未有损失，它最初并不赞同该改革的执行，因此使得该改革无法实施到位。事实上，在作出这个(关于机构内部治理的)重要决定时，必须达到表决票总数的大多数——85%[10]，而拥有17.4%投票权的美国也拥有少数否决股权(这让美国拥有了实际否决权)。尽管机构中其他成员一再向美国施加压力，但它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2015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举行年度春季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声明重申“绝不拖延执行”这一改革方案是他们的“重中之重”，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会因此而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当时只获得占配额总数77%的145个成员的支持。而要美国最终做出让步来为改革的实施开绿灯，还须等到2015年12月18日。

　　综上所述，中国跃居经济强国之后，其立场发生了演变，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意愿变得更加坚定。然而，中国这些不同举措却只是改革现有系统的边缘地带，并未对其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尤其没有触动根基。最近几年其实是一个新的拐点：中国将逐步呈现带有一定修正主义特征的、更具进攻性的姿态[11]。

　　中国的新举措

　　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

　　首先，中国在金融合作方面的立场会发生显著改变，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对多边合作的现有机制怀有某种不满情绪，也表明了中国控制局势的意愿越来越明显;如果说此举没有损害到日本的利益，至少也是日本要面临的一道难题。因此，尽管1998年中国曾反对日本关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同时以金融援助提供者的角色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间接的支持，但在2000年却对清迈倡议表示支持，即在东盟+3(中国、韩国和日本)国家之间设置资金援助机制。尤其是在大约十几年后，中国支持多边化，使这种机制成为一个真正的亚洲货币基金管理机制[12]。虽然这种机制在最初阶段可能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但也在当时那种状态下获得了政府最高规格的支持[13]。

　　此外，中国还将努力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管理问题，尤其要针对美元的统治地位有所动作。在中国看来，应给予其他货币更多权重来限制美国享有的“过度特权”。在凯恩斯所提出的超主权货币“班柯”(bancor)的启发下，它建议赋予特别提款权(SDR)以国际货币的地位，并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中[14];2010年，关于后者的申请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否决，理由是人民币的部分可兑换性并不符合所有的必要条件。

　　然而，中国不会就此放弃。2013年底美国政府预算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再次提出要创建一个超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并呼吁针对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随后的2015年3月，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呈现强劲上涨势头[15]，中国总理李克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提交一份新的官方请求，希望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计算当中。经过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裁决之后，中国提出的要求最终于2015年12月被采纳，人民币于2016年10月开始成为第五种国际储备货币(但按重要性排列第三)。由于特别提款权的低利用率，这个决定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具有象征性意义，但这个决议终究也能促使中国参与一家机构(这家机构肩负着监督全球货币体系的职责)，并帮助中国赢得这家机构的支持。然而，没有获得拥有世界上最大外汇储备的经济体的支持，也并无大碍。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推行本国货币的国际化。2013年秋季，上海建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允许商业交易以人民币进行结算。这些举措都遵循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思路，促使中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赢得更重要的位置。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如泰国、尼日利亚、阿根廷等新兴国家的中央银行，近日签署通过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货币掉期交易协议)，意欲推动国际货币储备的多元化和在国际范围内使用中国货币。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之外，中国也试图努力实现人民币与美元平起平坐的局面;针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似乎确实是中国希望实现的愿望。

　　然而，最近中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政府的紧张反应表明，要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自由化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仍然需要等待，这也不禁使人怀疑人民币是否有能力比肩美元。

　　针对机构进行的革新

　　中国更具进攻性的姿态还在强化，从一系列的制度革新中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所有举措中，第一个便是创立了金砖国家之间的新开发银行(NBD);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替代世界银行的一种举措。该设想始于2013年，2014年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获得通过，接着在2015年7月正式创立该机构[16]。新开发银行将有10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将特别用于资助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工程及(包括公共和私营的)可持续发展项目。

　　同时，1000亿美元的共同货币储备基金也已经创建(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其中，中国贡献的总金额高达410亿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投入的金额均为180亿美元，南非为50亿美元。该机构负责向各成员国提供援助，以应付金融危机或者应对其他国家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该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替代品。

　　但现有秩序遭到挑战的真正的转折点，无疑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北京方面的鼓动下得以成立这一事件。2013年秋季，该项目首次被提及，其后以惊人的速度很快得以实现。2014年10月，该项目正式启动，二十个国家签署了备忘录，并在大约八个月之后公布该机构的章程，启动该项目。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该项目在世界各地众多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美国对自己的盟友施加压力，目的在于迫使他们不支持该项目，很多亚太国家(尤其是韩国和澳大利亚)却并未理睬，另外，17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以及瑞士和挪威)也踏上了这条冒险之路，最终有57个国家参与了该机构的创建。

　　顾名思义，这一多边机构的目的是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提供便利，以促进亚洲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连互通”。根据2015年春天公布的机构章程，创建资金的主要部分(即75%)必须来自亚洲国家。当然，考虑其经济地位，中国持有最大份额，即接近30%的股权。中国的主导地位也体现在投票权的分配比例上，尽管大股东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无论创始成员的股本金额是多少，它们都可以平均分配共15%的投票权。这就是中国只持有26%的总投票权的原因(见图1)。由于对重要治理问题(包括章程的修订)的决策需要由特定的四分之三多数同意才能通过，中国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尽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然而，这条规则并不适用于日常事务的决策，要对日常事务进行决策似乎只需要简单多数的同意。

　　这个机构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由亚洲发展中或新兴强国而不是已经工业化的经济体所统领。这清楚地反映了力量关系的倾斜，但这不只对中国有益：实际上75%的股本都在亚洲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的手中[17]，而且12个董事会席位中有9个在亚洲。

　　除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另外一个基本上被忽视的项目也值得大加关注，那就是2014年12月29日创建的“丝路基金”。该基金创建总额为400亿美元，由中国两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以及两家管理国家外汇储备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和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融资后创立。该基金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银行内部的国际金融公司相似(国际金融公司负责通过在公司参股来鼓励私营部门获得发展)。这个新创立的基金将参股新丝绸之路(陆地和海洋，即“一带一路”)这个宏大计划中的某些项目。该基金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不同于亚投行)，它受制于中国人民银行。

　　受该基金资助的第一个项目，是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该项目的建设被委托给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中国三峡南亚投资有限公司。这是在巴基斯坦推行的一系列清洁能源项目中的第一个，是总理李克强2013年5月推出的“中巴经济走廊”大型项目的一部分。该倡议预计包括公路、铁路的建造并实现一些能源项目，以连接巴基斯坦西南部瓜达尔的深水港和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最后，在2015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之际，他宣布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为帮助地球上最贫穷国家而建立总金额为20亿美元的援助基金。虽然从数额上来看是小额，但这一举措无疑是针对西方国家批评的回应，他们批评中国没有充分参与援助最不发达国家，批评中国一贯将自身经济和战略利益优先于对发展项目的援助。

　　解读中国的举措

　　多重目标

　　由中国主导的机构革新举措(新开发银行、发展援助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应急基金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创立)，有助于中国避开至今仍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转而寻求其他途径。不可否认，这些项目沿袭的是修正主义逻辑，而不是简单的改良主义。北京方面为了让人民币获得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作的努力，遵循的也是同样的逻辑。然而，这些举措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希望作为重量级经济增长体去承担职责的意愿，以对现有秩序做出补充或使现有秩序更有效率，而不是对它提出质疑。不管怎样，这是官方言论中所提倡的。正如中国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所言，“这是中国展示其承担促进亚洲甚至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伟大国际性职责这一意愿的表现”。这一意愿与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讲话内容完全一致，该讲话提到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奋发有为”。

　　但是，不要被这些蒙蔽了双眼，这些项目首先十分直接地涉及了中国的利益，其中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经济方面。因此，亚投行项目与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或新丝绸之路(陆路通往中亚，海路通往东南亚)的旗舰项目的意义完全一致，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国与东亚、中亚、中东和欧洲之间在铁路、公路和海上的连接。显然，亚投行是实现这个宏大计划的方案之一。此外，即使没有证据显示两个项目之间有着正式的关联，它们却是同时启动的[18]。

　　作为传统的开发银行，亚投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提供资助。对于中国这个主要援助者而言，其目标除了提供援助，也是为了增加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占据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在这一点上，不管中国领导人的官方言论是什么，亚投行显然被定位为日本控制下的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

　　除了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原因，创立亚投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因此，该项目与中国的即时利益完全一致(而且因为中国政府会全力以赴，其成功几率可谓百分百)。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证达到某个足够强大而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社会稳定，并以此确保政权的延续。对中国而言，对经济进行整顿是当务之急。

　　中国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已经逐渐积累了外汇储备和对外低收益资产，而现阶段，中国正处于被迫增加高收益资产的境地。不过，此次推出的亚投行应该可以帮助达到这一目标;而且，到目前为止，它与中国执行的战略方案完全一致，如签订货币互换协议。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与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央行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货币掉期交易协议)。如上所述，这一政策的目标是促进国际货币储备的多元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但它也可以让中国的资金利润最大化。要理解对中国经济再平衡至关重要的最后这一点，只需研究一下中国在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时遵循了什么标准来选择合作伙伴。对比美国，美国注重合作伙伴的“可靠”度，避开一些被视为有风险的国家(例如阿根廷这类已经有过拖欠记录的国家)，显得较为“保守”。而中国却不排斥这些风险国，主要着眼点放在货币互换的受援国是否具备可以增强与中国的经济粘合度的特质。这些首先要与贸易伙伴签署的协议，其主旨也是加强中国在某个国家的直接投资资金流与中国从该国进口商品之间的正相关度。从2008年的危机中，我们看到，由于这些协议，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新兴国家有机会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获得来自中国的资助和资源，以换取将商品出口到中国的机会。换句话说，关于这些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奉行的是一种再平衡的战略方案，其首要重点是通过可能获得的初级产品或自然资源来促使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些协议是一种更广泛的战略方案的一部分，这种战略可以被称为重商主义，它将对外直接投资流、制成品的出口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全部整合了起来。针对与自身有贸易往来并拥有中国经济所需自然资源的国家，中国对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济援助，遵循的就是同样的原则。

　　同样，对外直接投资(FDI)，尤其是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和丝路基金进行的投资，所带来的对外资产的多样化，其目的是提高效益，并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

　　现在要断言该战略方案是否会带来良性回报还为时过早，中国合作伙伴中有些国家近期有过拖欠记录，即便中国预先拟定了实物还款的备用措施以达到一定意义上的自我保护，这似乎还是存在着一定风险。

　　被激发的而非自发的倡议

　　中国近几年的进攻姿态，部分原因在于中国重新获得了自信，它意识到了自己可以并应该在全世界扮演什么角色;部分原因也在于传统大国似乎不愿承认世界权力格局已经转变。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应该承认以中国为首的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加，需要根据它们的分量给予它们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IFIs)中理应拥有的地位，而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却不愿做到这两点[19]，这只会鼓励这些经济体采取进攻的姿态，创建新的经济治理机制，这种新机制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新的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另外，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相对衰弱，这也许促使新兴经济大国增强决心，开始考虑替代解决方案。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采取了多种举措，而且在确定目标时也十分坚定。

　　另外，以美国为首的所谓主导大国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合作方法和开展的实践活动，并不总是无可指摘，它们疏远了这些国家中的一些领导人，无意中为中国开辟了一条自由通行的道路，以及提供了一个中国后来迅速加以利用的机遇。世界银行对东南亚的一些经济体(在非洲其他地方也一样)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得到的是极其负面的评价，说明了这些国家至少在最初阶段，十分惊喜地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行为者，这个行为者似乎能更好地理解和共享它们的关切，并能使用一种更符合它们需求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实际上，中国也不一定就已经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因为它的合作发展伙伴在很多情况下开始变得沮丧。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国似乎已经意识到，相比之前自己偏好的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可能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打一副多边主义的牌

　　真正让亚投行项目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多边性质，这一机构的创立让世界经济更具结构层次感，同时也明显体现了中国自身日益增强的责任感。

　　中国已经在全球经济特别是开发援助上发挥关键作用。于是，在2015年春，中国政府从其庞大的外汇储备(约40000亿美元)中拿出620亿美元，注入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用来实施其国际援助政策。从更广范围来看，中国资助发展的分量是大家公认的：例如在拉丁美洲，仅在2010年，中国通过上述两家银行提供的贷款就高于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三家之和[20]。因此，中国已经对全球经济秩序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多边合作方向转变的痕迹相当显著。实际上，亚投行也算是革新的一个体现，这是中国第一次通过多边渠道而不是偏好选择本土机构(尤其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来发挥自身影响力。反对这一转向可能会鼓励中国继续选择双边的路径，而(国际社会)无法对双边方式予以约束;(对国际社会而言，)多边方式无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此而言，丝路基金可能是一个更危险的方案，因为它更直接地服务于中国利益。

　　中国政府采纳多边方案表明它已经准备好不单打独斗，相反，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合作伙伴的意见。因此，西方国家多位领导人对亚投行不遵循现行惯例的担心以及他们对亚投行表现出的谨慎态度，可能有些夸张。在该机构中，中国把自己定位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尤为关注如何建立其公信力。此外，中国利用该机构维护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和之前的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所做的相比，中国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

　　一次成功而有魅力的进攻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亚投行的成功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其获得众多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不仅包括许多工业化国家，其中有美国的许多盟国;还包括亚洲地区各经济体，其中有发展中的小型经济体，如柬埔寨，它把亚投行看作一种避开自己并不喜欢的世界银行的替代方式;还有像印尼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它认为中国在亚洲的目标与自己完全一致，都希望能在亚洲地区格局中发挥自己更大的影响力[21]。

　　中国除了的确拥有说服合作伙伴相信他们可以从亚投行中获利的能力之外，它能获得成功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理由：亚投行将满足实际需求，因为亚洲各国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从现在到2020年总需求金额将高达80000亿美元)，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可以调动的资金却相当有限，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总而言之，亚投行应该可以让中国实现一石数鸟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既可以表明中国承担一个大国应承担的职责的意愿，可以吸引某些邻国和经济合作伙伴，也可以帮助其循环利用贸易和财政盈余来获利。

　　美国公开批判中国的这一倡议，美国的这一做法显然是错误的。通过对西方合作伙伴及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其实现在被许多专家和政界人士批评，仅举几例如罗伯特•佐利克、本•伯南克还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反而使得中国这项倡议在全世界广为人知，并使得中国的倡议看上去在挑战美国和西方势力影响下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笨拙之余，美国的反应尤其暴露了自己的虚弱之处，并使中国的这一成功举措更为引人瞩目。

　　结论：中国一直奉行实用主义

　　中国崛起的力量及其对全球经济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现在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中国最近采取的各种举措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种影响力的制度化表现，但很显然，即使没有这些举措，中国已经拥有足够的能力来影响世界经济秩序。

　　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不愿承认这一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国不得不采取主动，但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目标，与其说是对世界经济秩序进行革新，倒不如说是希望使之更为有效。但是，这也关系到并尤其关系到中国获得资源使其能够确保自身发展的延续，并能够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印尼总统在庆祝万隆亚非会议六十周年之际对亚投行的支持表明[22]，这个新项目也许是对既定秩序的质疑，也是发展中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标记。然而，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中国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实现自己的利益，它似乎无意制定制度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在与美国划清界线;美国希望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者《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创造一个新的管理框架。

　　然而，中国最近的动作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不希望由美国单独主导世界经济，相反它主动地建立了“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然而，这种新的模式并非事先明确设定，似乎需要时间来使它具有更确切的框架结构。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其金融打击力量)来调动它的棋子，但这也只是一个实验性战略方案，其最终目的仍不清楚(或许是刻意保持模糊)。尽管其中包含着多个十分具体的项目，但“新丝绸之路”或“一带一路”的全方位攻势，依然是战略模糊的标志。通过这些项目，中国可以逐步实现成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角色。时间会告诉我们中国的务实战略是否会战胜更讲意识形态的华盛顿，是否能够创造出崭新的经济秩序。

　　(相关简介：Françoise Nicolas，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原文为法文，刊于PERSPECTIVES CHINOISES杂志2016年第2期(http://www.cefc.com.hk/fr/issue/perspectives-chinoises-20162/)。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

　　注释

　　[1] 本文中“中国”一词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2] 中国先向国际开发协会(IDA)寻求资助以获得更多资源(直至1999年)，随后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申请资助。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之后，中国开发的小型项目使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资助，自己成为国际开发协会基金的贡献者。

　　[3] 然而，为了巩固其外汇储备，中国于1981年和1986年启用了其储备份额范围内的特别提款权。

　　[4] 中国的债权国地位可能与这一事实不无关联。

　　[5] 进行了近十年自由化和改革的努力之后，该情形后来在2001年出现。

　　[6] 比如信息技术协定(ITA)。

　　[7] 198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比例低于2%(按照当时美元汇率计算)，而到2011年便已经高达8%。

　　[8] 这些压力与某些美国经济学家针对中国做出的批评是一致的，尤其是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如Morris Goldstein, John Williamson, C. Fred Bergsten)，他们指责中国为了保持自己出口贸易的竞争力而操纵本国货币，并使其保持币值低估。

　　[9] 巴西、印度甚至还有韩国同样都是“赢家”，即便波兰或者西班牙获得某些额外的投票权，但最大的输家还是欧洲，它不得不做出主要的牺牲。而美国则不输不赢，因为从它在全球经济中所占分量来看它依然处在不能充分代表自我意愿的状态。

　　[10] 这个高比例的“超级大多数”对于改革方案的采纳十分必要，改革不仅针对配额的增加和再分配，同时也涉及该机构执行董事会的构成。将改革的两个方面分开应该可以打开局面。

　　[11] “修正主义”一词可以理解为：对现有秩序的根本质疑。该词出现在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1, 2010, pp. 5-36。

　　[12] 2009年12月决定采取的多边政策实际上到2010年3月才落到实处。

　　[13] 比如当时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以及曾培炎副总理。

　　[14] 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当时是由包括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在内的一个货币篮子决定的。

　　[15]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人民币已经在2014年12月成为第五大国际结算货币，次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但位于澳大利亚元和加拿大元之前。

　　[16] 第一笔贷款预期于2016年初贷出。

　　[17] 如果创始成员数量增加到超过57个，该比例可能下降到70%。

　　[18] 它与丝路基金的关联倒更为明确。

　　[19] 美国的不愿意体现在它不批准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改革。

　　[20] 中国最近承诺要在十年内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群岛投资2500亿美元。

　　[21]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的确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与他推行的战略能达到完美的匹配，他希望能够让印尼成为“全球海洋支点”。

　　[22] 1955年万隆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在独立之际对恢复主权的要求，这些要求带来了后续的不结盟运动。

　　[摘要]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经济合作的多边组织中，中国只是一个身处被动位置的成员，而在美国最近面临严重金融危机的关头，中国却改变了姿态。本文将把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所采取的创新举措，重新定位在一个长期的维度上。从分析中，我们将看到，与中国的经济起飞相伴，中国从赞成世界经济秩序(这一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和推行的)的立场，逐渐转向简单的改良主义做法(这种做法并没有对既定的经济秩序提出根本性质疑)，到最近越来越采取了明显的修正主义方式(同时建立了典型中国式的新机构)。但是，中国的战略虽然变得更为激进，从根本上来说却依然是处于试行阶段，最终目标模糊不清。在当前情况下，并不能断言我们将在中国的统领下走向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关键词]全球治理;国际金融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砖国家;人民币国际化

前言

　　试图强制推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这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曾试图借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推行世界经济新秩序，但苦于没有可靠的领导者而没有获得成功。近日，中国似乎在这个方向采取了新的攻势，某些分析师认为，中国意欲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推行自己信奉的世界观，并力图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1]支持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之后，成立了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此类新机构，其目的也许正在于重新设计并重新定义世界经济秩序。

　　如何解读中国迄今为止可以被称为谨慎的姿态变化?这一姿态将带来什么结果?如何看待可能发生的结果?这些举措的确切性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否因此而推断一个全新的、中国式的全球经济秩序将呈现于世?本文将尽力对相关各种问题作出解答。

　　为此，本文将以更长远的视角对中国最近采取的举措进行定位。首先，本文将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和推行的世界经济秩序背景下，中国实施的战略方案;随后，研究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形势下，对全球经济治理所选择的立场的演变;最后，分析北京最近所采取的各项举措，以确定我们是否将走向以中国为统领者、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中国和布雷顿森林国际经济体系：从合作到对峙

　　中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受益者

　　在整个发展和改革时期(始于1970年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停留在国际经济秩序治理的边缘地带，这一秩序是西方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主导而形成，不过中国也并未因此而提出异议。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无论是在商贸还是货币层面，中国似乎对西方/美国所主导的经济秩序适应得很好了。

　　中国因此而得到过世界银行(WB)的大力援助，并大受裨益。1980年加入该机构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成为该机构的主要“顾客”，在随后的25年内借款超过400亿美元，资助了近300个投资项目，其成功率之高，是世界银行所有贷款记录中前所未有的[2]。虽然资助总金额较高，但也仍未超过全国投资总量的1%;就人均投资而言，也远低于我们观察过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可以说中国获得的资助并不是国家经济表现良好的主要原因。

　　除了利用银行融资，中国还得到过技术援助以及其他技术支持和培训支持。十分有趣也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从未在其经济政策定位上遭到世界银行的阻扰，从一开始，世界银行便接受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另外，2007年公布的报告不仅详细分析了中国对该机构所作的贡献，也分析了中国通过与世界银行合作所获得的益处。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虽然中国从未获得过该基金组织的资金援助[3]，但却能够做到通过与该机构的合作获得最大利益：定期向其寻求技术援助服务，并且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上向其进行定期咨询。此外，中国还经常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比如在1986年对人民币进行贬值。

　　因此，很奇怪的是，尽管两者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差异，中国表现出的却更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捍卫者而不是诽谤者的姿态[4]。由此，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并没有对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表示支持，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本可以动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出自于日本，这也许足以使中国对它失去兴趣;但在该项目尚处于讨论阶段时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被动姿态，也毫无疑问地方便了美国对该项目进行暗中破坏。同样，当众多亚洲国家集体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管理提出批判时，中国也并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

　　最后，考虑到其发展战略的外向性质，当在其加入世贸组织(WTO)[5]的准备阶段，贸易伙伴提出要求时，中国也能欣然接受。而在接纳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前，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提出的各种要求比对任何其他经济体都要严格得多，加入世贸组织也就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推行众多改革的方案策略。另外，中国还可以被当作是该组织创立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自此以后，中国便参与到了世贸组织的游戏当中，虽然它的行为并非总是与承诺完全一致，但广义而言它遵循了游戏规则。不管怎样，中国对世贸组织给予了支持，它不仅参与了贸易谈判，其中包括一些多边协定的商讨[6]，而且参与了争端解决机制，并接受了相关裁决。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期，中国很显然并没有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国家领导人的主要关注点在国内发展上。总而言之，中国对于这些机构的态度是照单接纳，它所做的只是尽可能通过这些机构获得最大利益。

　　跃居世界强国的中国及其首次发出的对抗信号

　　中国经济在连续一段时期内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的确极大撼动了世界各经济力量之间原有的势力关系。结合购买力平价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在1980年到2015年间，已经从全球第十一位跃居第一位，虽然按当前汇率计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十分强势地保持了领头羊位置(美国为174160亿美元，中国为103550亿美元)[7]。

　　然而，世界经济秩序遭到撼动，这不只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也与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中的模式有关。例如，中国主要基于出口的发展战略，使其现行进出口贸易持续性保持顺差从而获得经常账户盈余，再加上外来直接投资资金的大量流入带来资本账户盈余，国际收支总盈余得以翻倍，因此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失衡。这一点多年来遭受诟病，它被认定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中国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管理这些给它带来无人匹敌的金融打击力量的外汇储蓄;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是找到某种途径融入到这个牌局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而言，再自然不过的就是，一方面是让自己从国际金融机构(IFIs)的监管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便是提高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因汇率管理而产生的第一轮紧张局势

　　一个国家的货币价值问题(最终将是汇率政策导向问题)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很容易固化而不易解决。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增长以及它们在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组成的市场上的竞争状态，很自然导致了众人对其操控汇率和低估平价的现象指责不断。中国也无法置身其外。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推动其经济政策的方式所进行的分析和建议更多是正面积极的，该趋势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却产生了逆转，主要矛盾集中在人民币的管理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进行重新评估给中国政府带来的压力[8]，激起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反抗，中国政府决定在2007年到2009年间，中断发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所要提供的磋商结果。这些首次发生的龃龉使中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关系的波动初露端倪。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治理展开的对抗

　　凭借其不断增长的经济权重，中国(和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另外几个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将会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在运行管理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进行再分配，从而更好地体现全球经济力量的新格局。分配额度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的最高限额，同时也决定了它在该机构中参与决策时的话语权比重。

　　最后，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讨论，特别是召开G20之后，2010年达成一项协议：一方面将配比总额翻倍，并把6%的投票权份额从“发达国家”名下转移给“代表性不足”以及新兴和活跃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

　　最终，中国成为大赢家：对各国配额重新调整后，中国所占比重从3.9%提升到6.4%，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17.4%)和日本(6.5%)，但领先于德国(5.6%)、法国和英国(两者均为4.2%)[9]。中国之外的其他三个金砖国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都位于十大股东之列。此次改革只能算小试牛刀，因为中国的份额根本不足以反映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而优点在于它可以更好地反映新的力量格局，但这次改革终究不能说明该机构意识形态的根基受到了质疑。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美国在再分配中并未有损失，它最初并不赞同该改革的执行，因此使得该改革无法实施到位。事实上，在作出这个(关于机构内部治理的)重要决定时，必须达到表决票总数的大多数——85%[10]，而拥有17.4%投票权的美国也拥有少数否决股权(这让美国拥有了实际否决权)。尽管机构中其他成员一再向美国施加压力，但它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2015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举行年度春季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声明重申“绝不拖延执行”这一改革方案是他们的“重中之重”，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会因此而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当时只获得占配额总数77%的145个成员的支持。而要美国最终做出让步来为改革的实施开绿灯，还须等到2015年12月18日。

　　综上所述，中国跃居经济强国之后，其立场发生了演变，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意愿变得更加坚定。然而，中国这些不同举措却只是改革现有系统的边缘地带，并未对其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尤其没有触动根基。最近几年其实是一个新的拐点：中国将逐步呈现带有一定修正主义特征的、更具进攻性的姿态[11]。

　　中国的新举措

　　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

　　首先，中国在金融合作方面的立场会发生显著改变，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对多边合作的现有机制怀有某种不满情绪，也表明了中国控制局势的意愿越来越明显;如果说此举没有损害到日本的利益，至少也是日本要面临的一道难题。因此，尽管1998年中国曾反对日本关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同时以金融援助提供者的角色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间接的支持，但在2000年却对清迈倡议表示支持，即在东盟+3(中国、韩国和日本)国家之间设置资金援助机制。尤其是在大约十几年后，中国支持多边化，使这种机制成为一个真正的亚洲货币基金管理机制[12]。虽然这种机制在最初阶段可能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但也在当时那种状态下获得了政府最高规格的支持[13]。

　　此外，中国还将努力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管理问题，尤其要针对美元的统治地位有所动作。在中国看来，应给予其他货币更多权重来限制美国享有的“过度特权”。在凯恩斯所提出的超主权货币“班柯”(bancor)的启发下，它建议赋予特别提款权(SDR)以国际货币的地位，并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中[14];2010年，关于后者的申请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否决，理由是人民币的部分可兑换性并不符合所有的必要条件。

　　然而，中国不会就此放弃。2013年底美国政府预算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再次提出要创建一个超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并呼吁针对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随后的2015年3月，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呈现强劲上涨势头[15]，中国总理李克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提交一份新的官方请求，希望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计算当中。经过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裁决之后，中国提出的要求最终于2015年12月被采纳，人民币于2016年10月开始成为第五种国际储备货币(但按重要性排列第三)。由于特别提款权的低利用率，这个决定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具有象征性意义，但这个决议终究也能促使中国参与一家机构(这家机构肩负着监督全球货币体系的职责)，并帮助中国赢得这家机构的支持。然而，没有获得拥有世界上最大外汇储备的经济体的支持，也并无大碍。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推行本国货币的国际化。2013年秋季，上海建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允许商业交易以人民币进行结算。这些举措都遵循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思路，促使中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赢得更重要的位置。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如泰国、尼日利亚、阿根廷等新兴国家的中央银行，近日签署通过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货币掉期交易协议)，意欲推动国际货币储备的多元化和在国际范围内使用中国货币。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之外，中国也试图努力实现人民币与美元平起平坐的局面;针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似乎确实是中国希望实现的愿望。

　　然而，最近中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政府的紧张反应表明，要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自由化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仍然需要等待，这也不禁使人怀疑人民币是否有能力比肩美元。

　　针对机构进行的革新

　　中国更具进攻性的姿态还在强化，从一系列的制度革新中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所有举措中，第一个便是创立了金砖国家之间的新开发银行(NBD);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替代世界银行的一种举措。该设想始于2013年，2014年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获得通过，接着在2015年7月正式创立该机构[16]。新开发银行将有10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将特别用于资助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工程及(包括公共和私营的)可持续发展项目。

　　同时，1000亿美元的共同货币储备基金也已经创建(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其中，中国贡献的总金额高达410亿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投入的金额均为180亿美元，南非为50亿美元。该机构负责向各成员国提供援助，以应付金融危机或者应对其他国家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该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替代品。

　　但现有秩序遭到挑战的真正的转折点，无疑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北京方面的鼓动下得以成立这一事件。2013年秋季，该项目首次被提及，其后以惊人的速度很快得以实现。2014年10月，该项目正式启动，二十个国家签署了备忘录，并在大约八个月之后公布该机构的章程，启动该项目。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该项目在世界各地众多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美国对自己的盟友施加压力，目的在于迫使他们不支持该项目，很多亚太国家(尤其是韩国和澳大利亚)却并未理睬，另外，17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以及瑞士和挪威)也踏上了这条冒险之路，最终有57个国家参与了该机构的创建。

　　顾名思义，这一多边机构的目的是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提供便利，以促进亚洲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连互通”。根据2015年春天公布的机构章程，创建资金的主要部分(即75%)必须来自亚洲国家。当然，考虑其经济地位，中国持有最大份额，即接近30%的股权。中国的主导地位也体现在投票权的分配比例上，尽管大股东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无论创始成员的股本金额是多少，它们都可以平均分配共15%的投票权。这就是中国只持有26%的总投票权的原因(见图1)。由于对重要治理问题(包括章程的修订)的决策需要由特定的四分之三多数同意才能通过，中国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尽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然而，这条规则并不适用于日常事务的决策，要对日常事务进行决策似乎只需要简单多数的同意。

　　这个机构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由亚洲发展中或新兴强国而不是已经工业化的经济体所统领。这清楚地反映了力量关系的倾斜，但这不只对中国有益：实际上75%的股本都在亚洲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的手中[17]，而且12个董事会席位中有9个在亚洲。

　　除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另外一个基本上被忽视的项目也值得大加关注，那就是2014年12月29日创建的“丝路基金”。该基金创建总额为400亿美元，由中国两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以及两家管理国家外汇储备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和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融资后创立。该基金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银行内部的国际金融公司相似(国际金融公司负责通过在公司参股来鼓励私营部门获得发展)。这个新创立的基金将参股新丝绸之路(陆地和海洋，即“一带一路”)这个宏大计划中的某些项目。该基金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不同于亚投行)，它受制于中国人民银行。

　　受该基金资助的第一个项目，是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该项目的建设被委托给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中国三峡南亚投资有限公司。这是在巴基斯坦推行的一系列清洁能源项目中的第一个，是总理李克强2013年5月推出的“中巴经济走廊”大型项目的一部分。该倡议预计包括公路、铁路的建造并实现一些能源项目，以连接巴基斯坦西南部瓜达尔的深水港和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最后，在2015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之际，他宣布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为帮助地球上最贫穷国家而建立总金额为20亿美元的援助基金。虽然从数额上来看是小额，但这一举措无疑是针对西方国家批评的回应，他们批评中国没有充分参与援助最不发达国家，批评中国一贯将自身经济和战略利益优先于对发展项目的援助。

　　解读中国的举措

　　多重目标

　　由中国主导的机构革新举措(新开发银行、发展援助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应急基金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创立)，有助于中国避开至今仍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转而寻求其他途径。不可否认，这些项目沿袭的是修正主义逻辑，而不是简单的改良主义。北京方面为了让人民币获得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作的努力，遵循的也是同样的逻辑。然而，这些举措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希望作为重量级经济增长体去承担职责的意愿，以对现有秩序做出补充或使现有秩序更有效率，而不是对它提出质疑。不管怎样，这是官方言论中所提倡的。正如中国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所言，“这是中国展示其承担促进亚洲甚至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伟大国际性职责这一意愿的表现”。这一意愿与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讲话内容完全一致，该讲话提到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奋发有为”。

　　但是，不要被这些蒙蔽了双眼，这些项目首先十分直接地涉及了中国的利益，其中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经济方面。因此，亚投行项目与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或新丝绸之路(陆路通往中亚，海路通往东南亚)的旗舰项目的意义完全一致，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国与东亚、中亚、中东和欧洲之间在铁路、公路和海上的连接。显然，亚投行是实现这个宏大计划的方案之一。此外，即使没有证据显示两个项目之间有着正式的关联，它们却是同时启动的[18]。

　　作为传统的开发银行，亚投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提供资助。对于中国这个主要援助者而言，其目标除了提供援助，也是为了增加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占据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在这一点上，不管中国领导人的官方言论是什么，亚投行显然被定位为日本控制下的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

　　除了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原因，创立亚投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因此，该项目与中国的即时利益完全一致(而且因为中国政府会全力以赴，其成功几率可谓百分百)。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证达到某个足够强大而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社会稳定，并以此确保政权的延续。对中国而言，对经济进行整顿是当务之急。

　　中国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已经逐渐积累了外汇储备和对外低收益资产，而现阶段，中国正处于被迫增加高收益资产的境地。不过，此次推出的亚投行应该可以帮助达到这一目标;而且，到目前为止，它与中国执行的战略方案完全一致，如签订货币互换协议。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与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央行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货币掉期交易协议)。如上所述，这一政策的目标是促进国际货币储备的多元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但它也可以让中国的资金利润最大化。要理解对中国经济再平衡至关重要的最后这一点，只需研究一下中国在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时遵循了什么标准来选择合作伙伴。对比美国，美国注重合作伙伴的“可靠”度，避开一些被视为有风险的国家(例如阿根廷这类已经有过拖欠记录的国家)，显得较为“保守”。而中国却不排斥这些风险国，主要着眼点放在货币互换的受援国是否具备可以增强与中国的经济粘合度的特质。这些首先要与贸易伙伴签署的协议，其主旨也是加强中国在某个国家的直接投资资金流与中国从该国进口商品之间的正相关度。从2008年的危机中，我们看到，由于这些协议，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新兴国家有机会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获得来自中国的资助和资源，以换取将商品出口到中国的机会。换句话说，关于这些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奉行的是一种再平衡的战略方案，其首要重点是通过可能获得的初级产品或自然资源来促使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些协议是一种更广泛的战略方案的一部分，这种战略可以被称为重商主义，它将对外直接投资流、制成品的出口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全部整合了起来。针对与自身有贸易往来并拥有中国经济所需自然资源的国家，中国对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济援助，遵循的就是同样的原则。

　　同样，对外直接投资(FDI)，尤其是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和丝路基金进行的投资，所带来的对外资产的多样化，其目的是提高效益，并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

　　现在要断言该战略方案是否会带来良性回报还为时过早，中国合作伙伴中有些国家近期有过拖欠记录，即便中国预先拟定了实物还款的备用措施以达到一定意义上的自我保护，这似乎还是存在着一定风险。

　　被激发的而非自发的倡议

　　中国近几年的进攻姿态，部分原因在于中国重新获得了自信，它意识到了自己可以并应该在全世界扮演什么角色;部分原因也在于传统大国似乎不愿承认世界权力格局已经转变。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应该承认以中国为首的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加，需要根据它们的分量给予它们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IFIs)中理应拥有的地位，而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却不愿做到这两点[19]，这只会鼓励这些经济体采取进攻的姿态，创建新的经济治理机制，这种新机制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新的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另外，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相对衰弱，这也许促使新兴经济大国增强决心，开始考虑替代解决方案。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采取了多种举措，而且在确定目标时也十分坚定。

　　另外，以美国为首的所谓主导大国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合作方法和开展的实践活动，并不总是无可指摘，它们疏远了这些国家中的一些领导人，无意中为中国开辟了一条自由通行的道路，以及提供了一个中国后来迅速加以利用的机遇。世界银行对东南亚的一些经济体(在非洲其他地方也一样)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得到的是极其负面的评价，说明了这些国家至少在最初阶段，十分惊喜地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行为者，这个行为者似乎能更好地理解和共享它们的关切，并能使用一种更符合它们需求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实际上，中国也不一定就已经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因为它的合作发展伙伴在很多情况下开始变得沮丧。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国似乎已经意识到，相比之前自己偏好的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可能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打一副多边主义的牌

　　真正让亚投行项目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多边性质，这一机构的创立让世界经济更具结构层次感，同时也明显体现了中国自身日益增强的责任感。

　　中国已经在全球经济特别是开发援助上发挥关键作用。于是，在2015年春，中国政府从其庞大的外汇储备(约40000亿美元)中拿出620亿美元，注入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用来实施其国际援助政策。从更广范围来看，中国资助发展的分量是大家公认的：例如在拉丁美洲，仅在2010年，中国通过上述两家银行提供的贷款就高于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三家之和[20]。因此，中国已经对全球经济秩序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多边合作方向转变的痕迹相当显著。实际上，亚投行也算是革新的一个体现，这是中国第一次通过多边渠道而不是偏好选择本土机构(尤其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来发挥自身影响力。反对这一转向可能会鼓励中国继续选择双边的路径，而(国际社会)无法对双边方式予以约束;(对国际社会而言，)多边方式无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此而言，丝路基金可能是一个更危险的方案，因为它更直接地服务于中国利益。

　　中国政府采纳多边方案表明它已经准备好不单打独斗，相反，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合作伙伴的意见。因此，西方国家多位领导人对亚投行不遵循现行惯例的担心以及他们对亚投行表现出的谨慎态度，可能有些夸张。在该机构中，中国把自己定位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尤为关注如何建立其公信力。此外，中国利用该机构维护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和之前的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所做的相比，中国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

　　一次成功而有魅力的进攻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亚投行的成功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其获得众多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不仅包括许多工业化国家，其中有美国的许多盟国;还包括亚洲地区各经济体，其中有发展中的小型经济体，如柬埔寨，它把亚投行看作一种避开自己并不喜欢的世界银行的替代方式;还有像印尼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它认为中国在亚洲的目标与自己完全一致，都希望能在亚洲地区格局中发挥自己更大的影响力[21]。

　　中国除了的确拥有说服合作伙伴相信他们可以从亚投行中获利的能力之外，它能获得成功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理由：亚投行将满足实际需求，因为亚洲各国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从现在到2020年总需求金额将高达80000亿美元)，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可以调动的资金却相当有限，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总而言之，亚投行应该可以让中国实现一石数鸟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既可以表明中国承担一个大国应承担的职责的意愿，可以吸引某些邻国和经济合作伙伴，也可以帮助其循环利用贸易和财政盈余来获利。

　　美国公开批判中国的这一倡议，美国的这一做法显然是错误的。通过对西方合作伙伴及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其实现在被许多专家和政界人士批评，仅举几例如罗伯特•佐利克、本•伯南克还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反而使得中国这项倡议在全世界广为人知，并使得中国的倡议看上去在挑战美国和西方势力影响下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笨拙之余，美国的反应尤其暴露了自己的虚弱之处，并使中国的这一成功举措更为引人瞩目。

　　结论：中国一直奉行实用主义

　　中国崛起的力量及其对全球经济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现在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中国最近采取的各种举措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种影响力的制度化表现，但很显然，即使没有这些举措，中国已经拥有足够的能力来影响世界经济秩序。

　　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不愿承认这一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国不得不采取主动，但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目标，与其说是对世界经济秩序进行革新，倒不如说是希望使之更为有效。但是，这也关系到并尤其关系到中国获得资源使其能够确保自身发展的延续，并能够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印尼总统在庆祝万隆亚非会议六十周年之际对亚投行的支持表明[22]，这个新项目也许是对既定秩序的质疑，也是发展中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标记。然而，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中国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实现自己的利益，它似乎无意制定制度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在与美国划清界线;美国希望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者《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创造一个新的管理框架。

　　然而，中国最近的动作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不希望由美国单独主导世界经济，相反它主动地建立了“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然而，这种新的模式并非事先明确设定，似乎需要时间来使它具有更确切的框架结构。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其金融打击力量)来调动它的棋子，但这也只是一个实验性战略方案，其最终目的仍不清楚(或许是刻意保持模糊)。尽管其中包含着多个十分具体的项目，但“新丝绸之路”或“一带一路”的全方位攻势，依然是战略模糊的标志。通过这些项目，中国可以逐步实现成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角色。时间会告诉我们中国的务实战略是否会战胜更讲意识形态的华盛顿，是否能够创造出崭新的经济秩序。

　　(相关简介：Françoise Nicolas，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原文为法文，刊于PERSPECTIVES CHINOISES杂志2016年第2期(http://www.cefc.com.hk/fr/issue/perspectives-chinoises-20162/)。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

　　注释

　　[1] 本文中“中国”一词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2] 中国先向国际开发协会(IDA)寻求资助以获得更多资源(直至1999年)，随后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申请资助。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之后，中国开发的小型项目使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资助，自己成为国际开发协会基金的贡献者。

　　[3] 然而，为了巩固其外汇储备，中国于1981年和1986年启用了其储备份额范围内的特别提款权。

　　[4] 中国的债权国地位可能与这一事实不无关联。

　　[5] 进行了近十年自由化和改革的努力之后，该情形后来在2001年出现。

　　[6] 比如信息技术协定(ITA)。

　　[7] 198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比例低于2%(按照当时美元汇率计算)，而到2011年便已经高达8%。

　　[8] 这些压力与某些美国经济学家针对中国做出的批评是一致的，尤其是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如Morris Goldstein, John Williamson, C. Fred Bergsten)，他们指责中国为了保持自己出口贸易的竞争力而操纵本国货币，并使其保持币值低估。

　　[9] 巴西、印度甚至还有韩国同样都是“赢家”，即便波兰或者西班牙获得某些额外的投票权，但最大的输家还是欧洲，它不得不做出主要的牺牲。而美国则不输不赢，因为从它在全球经济中所占分量来看它依然处在不能充分代表自我意愿的状态。

　　[10] 这个高比例的“超级大多数”对于改革方案的采纳十分必要，改革不仅针对配额的增加和再分配，同时也涉及该机构执行董事会的构成。将改革的两个方面分开应该可以打开局面。

　　[11] “修正主义”一词可以理解为：对现有秩序的根本质疑。该词出现在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1, 2010, pp. 5-36。

　　[12] 2009年12月决定采取的多边政策实际上到2010年3月才落到实处。

　　[13] 比如当时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以及曾培炎副总理。

　　[14] 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当时是由包括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在内的一个货币篮子决定的。

　　[15]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人民币已经在2014年12月成为第五大国际结算货币，次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但位于澳大利亚元和加拿大元之前。

　　[16] 第一笔贷款预期于2016年初贷出。

　　[17] 如果创始成员数量增加到超过57个，该比例可能下降到70%。

　　[18] 它与丝路基金的关联倒更为明确。

　　[19] 美国的不愿意体现在它不批准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改革。

　　[20] 中国最近承诺要在十年内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群岛投资2500亿美元。

　　[21]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的确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与他推行的战略能达到完美的匹配，他希望能够让印尼成为“全球海洋支点”。

　　[22] 1955年万隆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在独立之际对恢复主权的要求，这些要求带来了后续的不结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