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波：“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注重统筹的几对关系

 　　（此文将刊载于《中国投资》丝路版7月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不断推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不断取得新成就并呈现新气象新特色。“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及稳步推进，正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拓进取积极奋发有为的重要体现。但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并无历史经验可循，也无现实样板可以参照，且其涉及广阔的大周边地区乃至欧亚非大陆，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在某些领域甚至是更为全球性的对话与合作，因此难以避免面临许多内外风险和挑战，难以避免地受到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影响。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务必审慎推进，方能行稳致远。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尤为重要。

　　一、努力实现中国周边外交的东西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周边外交长期以东向为主，注重发展与美日韩及东盟国家的关系，这在中国打开国门的初始阶段本身十分必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也十分重大。但随着部分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和牵制一面显著增长，东部方向面临的战略压力也在显著增加。广大西部地区不只是国家安全的屏障和政治稳定的基石，且具有连接中亚、南亚、西亚甚至直通欧洲的地理便利，向西走出去自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拓展的新的着力方向，对中国经略大周边乃至运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构筑中国崛起的“一体两翼、两翼齐飞”态势自然成为中国大战略之一必然选择。

　　二、着力实现国家安全建设的陆海统筹。中国背陆向海、陆海复合，此种地缘特点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之时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防御困境和战略两难，但在中国全面走向复兴的进程中，又能给中国提供充裕的战略发展空间，即能够依托广阔内陆战略纵深的地缘优势，又有着走向海洋的基础地理条件。但在国防和安全建设上，中国长期以陆权为重，海上意识与海上投入都严重滞后。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显著加快，以及与更为广阔外部世界联系的纵深发展，中国亟需全面走向海洋，经略海洋，建设21世纪海上强国自然提上中国的战略日程。这并不意味着陆权不重要，而是说，要改变中国在国防安全上长期秉持的“重陆轻海”思维惯性，实现“陆海并举”的安全战略态势，着力实现中国安全建设的陆海平衡。“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中国通过“大通道”、“大走廊”、“大陆桥”建设，能够显著巩固和增进与中亚、南亚、俄罗斯等陆上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继续巩固中国在西向、南向和北向的战略屏障，同时在此基础上，实现战略资源向海上方向的平衡发展，弥补中国海上力量相对不足的短板，进而实现陆海统筹协调发展。

　　三、平衡推进对外开放的请进来与走出去。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外资总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开放迎来由请进来到请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并重的重大转变，出现了市场、资源、资本“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中国迫切需要进一步拓展全球经济大市场，助推中国对外开放时空范围的全面拓展。广阔的亚欧大陆由于地理的相邻、资源的丰饶以及尚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因而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向。“一带一路”在对外开放格局上因此发生两个重大新变化：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显著加快向西开放的步伐;在继续深化同发达国家合作的同时，显著加强与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但这并不等于请进来已经不重要。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尚未完成，中国的多数产业仍处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因而继续深化拓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特别是要着眼中国加快经济方式转变的需要，坚持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不断提升请进来的质量及其对产业升级的拉动效应。

　　四、更大程度实现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开放。“一带一路”向世界延伸，离不开相关国家对中国走出去的欢迎和接纳，需要它们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同时，中国也要进一步对世界开放，这不只是出于对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一根本经验的深刻认识，也是中国更好回应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对中国市场和投资环境相关关切的需要。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做出了扩大开放的四点重大举措：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包括在金融服务业领域的更大开放;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为此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注重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主动扩大进口，包括从2018年开始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对外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对外开放的步伐只会越走越远，而不会停滞不前。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合作，以开放促共赢，正是“一带一路”给中国与世界发展带来的重大意义所在。

　　五、全面认识中国走出去“义”和“利”的辩证关系。中国积极推动走出去，自然着眼维护和增进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企业也希望拓展更大的国际市场。但“一带一路”不只是言“利”，也必须弘“义”。中国积极弘扬丝路精神，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通路通商通心为关键支撑，以构筑跨国跨地区跨越洲际的命运共同体为努力方向，推动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向世界贡献重大公共产品，深入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而推动与世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切实践行“正确义利观”，无疑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道义精神，这是中国成长为全面意义上的世界大国的需要。同时，中国企业要在走出去过程中做大做强，也需要更加认真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

　　六、实现经济合作与安全供给的有效协调。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和地区不仅面临紧迫的发展问题，也面临棘手的安全和治理难题。相关国家的政治动荡、政权不稳、吏治腐败、有效治理不足，以及恐怖主义频发都极大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开展。中国周边地区也面临诸如“三股势力”、武器走私、跨境犯罪等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且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极大影响着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如果说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的“体”，安全合作和人文交流则是“一带一路”得以腾飞的两“翼”，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硬支撑和软支撑。所以，对外经济合作固然是重头戏，也有必要及时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物品，在继续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同时，以多种形式积极参与热点难题的解决，参与甚至引领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机制建设，在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增加更多中国贡献。

　　七、实现“硬联通”与“软联通”的齐头并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有硬资产项目，也要有轻资产项目;要有“民生工程”，也要有“通心工程”;要有经贸合作，也要有制度建设。这就需要携手相关国家，实现标准对接、经验共享、文化互鉴，同时共同推进合作规范、规则和制度的搭建。特别要看到，国际经贸合作的重点不只是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也高度重视对规则、规范和制度的建设，这是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长期以来，主要西方大国一直主导着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的搭建，近年来日本等国积极推动TPP11的达成及实施，也是旨在以规则规范的搭建推动相关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增强自身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和优势。“一带一路”建设尊重现有的国际和地区制度安排，这显示出其灵活性、包容性的特点，但从长远看，必须及时考虑必要的规范规则制定，在提升自身制度性话语权的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八、理性认识“中国倡导”、“中国主导”和“中国参与”的相互关系。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者，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但中国的首倡者角色是否意味着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处处、事事、时时全面主导呢?“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国与相关国家间实现战略对接、政策沟通、标准共建，甚至必要时还有规范规则和制度的搭建，因此必然需要相关国家间的平等合作、携手推进，需要尊重相关国家的主体地位、意愿和能力，充分调动它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特别是需要认真考虑和尊重相关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的利益和考量。比如，推动“一带一路”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相对接，与欧盟的“欧洲投资计划”相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自然离不开中国的顶层设计，也需要中国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甚至适时介入一些地区安全议题的磋商和解决，但对于一些技术性议题，则大可由其他成员去倡导甚至主导。就地域分布而言，中国应加强与临近中国而又拥有至关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的合作，形成“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不断巩固在这些区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在外围，则可以转变为参与者的身份，由其他成员来倡导甚至主导。

　　九、正确认识“一带一路”积极进取与战略审慎的相对平衡。“一带一路”是一项宏大的国际合作倡议。它涉及地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领域之广泛、资金之庞大，在世界发展史上尚不多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如此宏大的国际合作倡议，且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积极的国际反响，更是历史上的首次。“一带一路”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球视野和道义精神。但“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稳步、审慎、有序地予以推进。任何重大合作计划的推出，需要充分考虑中国自身的承受能力，做到量力而行、量入为出。除非特别重大的战略性合作项目，“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充分考虑投资的可回报和经济上的可持续。中国也应充分考虑相关国家特别是周边大国和域外大国的利益和关切，以最大程度的耐心和战略定力争取它们对“一带一路”的理解甚至支持。审慎推进，方能行稳致远，这是“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此文将刊载于《中国投资》丝路版7月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不断推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不断取得新成就并呈现新气象新特色。“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及稳步推进，正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拓进取积极奋发有为的重要体现。但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并无历史经验可循，也无现实样板可以参照，且其涉及广阔的大周边地区乃至欧亚非大陆，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在某些领域甚至是更为全球性的对话与合作，因此难以避免面临许多内外风险和挑战，难以避免地受到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影响。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务必审慎推进，方能行稳致远。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尤为重要。

　　一、努力实现中国周边外交的东西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周边外交长期以东向为主，注重发展与美日韩及东盟国家的关系，这在中国打开国门的初始阶段本身十分必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也十分重大。但随着部分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和牵制一面显著增长，东部方向面临的战略压力也在显著增加。广大西部地区不只是国家安全的屏障和政治稳定的基石，且具有连接中亚、南亚、西亚甚至直通欧洲的地理便利，向西走出去自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拓展的新的着力方向，对中国经略大周边乃至运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构筑中国崛起的“一体两翼、两翼齐飞”态势自然成为中国大战略之一必然选择。

　　二、着力实现国家安全建设的陆海统筹。中国背陆向海、陆海复合，此种地缘特点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之时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防御困境和战略两难，但在中国全面走向复兴的进程中，又能给中国提供充裕的战略发展空间，即能够依托广阔内陆战略纵深的地缘优势，又有着走向海洋的基础地理条件。但在国防和安全建设上，中国长期以陆权为重，海上意识与海上投入都严重滞后。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显著加快，以及与更为广阔外部世界联系的纵深发展，中国亟需全面走向海洋，经略海洋，建设21世纪海上强国自然提上中国的战略日程。这并不意味着陆权不重要，而是说，要改变中国在国防安全上长期秉持的“重陆轻海”思维惯性，实现“陆海并举”的安全战略态势，着力实现中国安全建设的陆海平衡。“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中国通过“大通道”、“大走廊”、“大陆桥”建设，能够显著巩固和增进与中亚、南亚、俄罗斯等陆上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继续巩固中国在西向、南向和北向的战略屏障，同时在此基础上，实现战略资源向海上方向的平衡发展，弥补中国海上力量相对不足的短板，进而实现陆海统筹协调发展。

　　三、平衡推进对外开放的请进来与走出去。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外资总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开放迎来由请进来到请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并重的重大转变，出现了市场、资源、资本“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中国迫切需要进一步拓展全球经济大市场，助推中国对外开放时空范围的全面拓展。广阔的亚欧大陆由于地理的相邻、资源的丰饶以及尚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因而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向。“一带一路”在对外开放格局上因此发生两个重大新变化：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显著加快向西开放的步伐;在继续深化同发达国家合作的同时，显著加强与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但这并不等于请进来已经不重要。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尚未完成，中国的多数产业仍处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因而继续深化拓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特别是要着眼中国加快经济方式转变的需要，坚持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不断提升请进来的质量及其对产业升级的拉动效应。

　　四、更大程度实现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开放。“一带一路”向世界延伸，离不开相关国家对中国走出去的欢迎和接纳，需要它们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同时，中国也要进一步对世界开放，这不只是出于对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一根本经验的深刻认识，也是中国更好回应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对中国市场和投资环境相关关切的需要。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做出了扩大开放的四点重大举措：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包括在金融服务业领域的更大开放;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为此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注重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主动扩大进口，包括从2018年开始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对外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对外开放的步伐只会越走越远，而不会停滞不前。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合作，以开放促共赢，正是“一带一路”给中国与世界发展带来的重大意义所在。

　　五、全面认识中国走出去“义”和“利”的辩证关系。中国积极推动走出去，自然着眼维护和增进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企业也希望拓展更大的国际市场。但“一带一路”不只是言“利”，也必须弘“义”。中国积极弘扬丝路精神，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通路通商通心为关键支撑，以构筑跨国跨地区跨越洲际的命运共同体为努力方向，推动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向世界贡献重大公共产品，深入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而推动与世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切实践行“正确义利观”，无疑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道义精神，这是中国成长为全面意义上的世界大国的需要。同时，中国企业要在走出去过程中做大做强，也需要更加认真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

　　六、实现经济合作与安全供给的有效协调。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和地区不仅面临紧迫的发展问题，也面临棘手的安全和治理难题。相关国家的政治动荡、政权不稳、吏治腐败、有效治理不足，以及恐怖主义频发都极大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开展。中国周边地区也面临诸如“三股势力”、武器走私、跨境犯罪等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且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极大影响着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如果说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的“体”，安全合作和人文交流则是“一带一路”得以腾飞的两“翼”，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硬支撑和软支撑。所以，对外经济合作固然是重头戏，也有必要及时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物品，在继续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同时，以多种形式积极参与热点难题的解决，参与甚至引领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机制建设，在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增加更多中国贡献。

　　七、实现“硬联通”与“软联通”的齐头并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有硬资产项目，也要有轻资产项目;要有“民生工程”，也要有“通心工程”;要有经贸合作，也要有制度建设。这就需要携手相关国家，实现标准对接、经验共享、文化互鉴，同时共同推进合作规范、规则和制度的搭建。特别要看到，国际经贸合作的重点不只是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也高度重视对规则、规范和制度的建设，这是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长期以来，主要西方大国一直主导着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的搭建，近年来日本等国积极推动TPP11的达成及实施，也是旨在以规则规范的搭建推动相关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增强自身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和优势。“一带一路”建设尊重现有的国际和地区制度安排，这显示出其灵活性、包容性的特点，但从长远看，必须及时考虑必要的规范规则制定，在提升自身制度性话语权的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八、理性认识“中国倡导”、“中国主导”和“中国参与”的相互关系。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者，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但中国的首倡者角色是否意味着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处处、事事、时时全面主导呢?“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国与相关国家间实现战略对接、政策沟通、标准共建，甚至必要时还有规范规则和制度的搭建，因此必然需要相关国家间的平等合作、携手推进，需要尊重相关国家的主体地位、意愿和能力，充分调动它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特别是需要认真考虑和尊重相关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的利益和考量。比如，推动“一带一路”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相对接，与欧盟的“欧洲投资计划”相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自然离不开中国的顶层设计，也需要中国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甚至适时介入一些地区安全议题的磋商和解决，但对于一些技术性议题，则大可由其他成员去倡导甚至主导。就地域分布而言，中国应加强与临近中国而又拥有至关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的合作，形成“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不断巩固在这些区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在外围，则可以转变为参与者的身份，由其他成员来倡导甚至主导。

　　九、正确认识“一带一路”积极进取与战略审慎的相对平衡。“一带一路”是一项宏大的国际合作倡议。它涉及地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领域之广泛、资金之庞大，在世界发展史上尚不多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如此宏大的国际合作倡议，且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积极的国际反响，更是历史上的首次。“一带一路”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球视野和道义精神。但“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稳步、审慎、有序地予以推进。任何重大合作计划的推出，需要充分考虑中国自身的承受能力，做到量力而行、量入为出。除非特别重大的战略性合作项目，“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充分考虑投资的可回报和经济上的可持续。中国也应充分考虑相关国家特别是周边大国和域外大国的利益和关切，以最大程度的耐心和战略定力争取它们对“一带一路”的理解甚至支持。审慎推进，方能行稳致远，这是“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认真思考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