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为何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能源伙伴——外生和内生因素作用探讨

　　无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想象一个人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我们永远得不到在空间上自由的观念。人的任何一次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受他周围事物和他自己身体的制约。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引言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束了俄国和苏联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当时，许多人预测，该国将在苏联解体后的转型中采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促进与西方的关系。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多项国内外政策行动，这种期望得到进一步增强：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从西里尔字母(1940年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引入)转换到拉丁字母(1992年)，结束卢布的国家法定货币地位(1993年)，正式把俄罗斯电视频道停播(1994年)，在1999年成为“古阿姆集团”的成员(“古阿姆集团”(GUAM)由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组建，是由美国支持的一个组织，作为抗衡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的一种方式)。[后来，乌兹别克斯坦于2005年退出“古阿姆集团”。——译者注]此外，政府勾画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外政策战略，是朝西方特别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政治和经济转向。这种西方导向的做法被描绘为政府最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旨在吸引西方资本、投资和企业，并与它们建立战略(长期)伙伴关系，以实现经济发展。

　　然而，尽管如此，并且西方对乌兹别克斯坦国民经济进行了大量投资，还试图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但前述的转变从未实现。事实上，如表一所示，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的贸易合作一直很强劲。而且，在2014年，中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两者间贸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

　　表一：货物贸易总额：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2014年)

　　这一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是能源部门，因为整个中亚是一个大部分未开发的自然矿产资源区。随着世界供应的不断减少，这些资源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中东的政治不稳定也导致发达国家寻找其他能源来源。这意味着中亚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间持续竞争的最后区域之一。此外，正如本研究将证明的那样，这种能源竞争关联于俄罗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广泛贸易关系。

　　本文将试图探讨中国、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伙伴关系的深层因素。它们面向中亚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国际和国内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本文认为，俄罗斯、中国等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的战略是国际和国内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建议使用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该学派传统不仅仅把国内或比较政治经济学(简称“CPE”;关注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选择)和国际关系学(关注“大国”的战略利益)等学派的见解结合起来。它还反对以“高政治”和“低政治”的二分法为基础，而坚持国内和国际因素以及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不可分割性。它的方法是“多元主义”的，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有广泛的分析工具。为了本案例研究的目的，我们需要涉及主题讨论，即国家的角色和全球化的概念。

　　通过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角色，本文旨在找到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以及它们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结构的基本问题的一个答案。全球化的概念提供了结构性背景。尽管“全球化”主要不是与国家主权有关，但“全球化”有助于理解经济实力分布的变化、中国的崛起和能源需求的增长。这些关于全球化的当代主题对于理解俄罗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合作的基础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

　　以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来理解俄罗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笔者认为本案例最好通过批判学派的方法来理解。批判学派建基于多个来源——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激进的发展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这意味着问题和讨论的种类必然更加多样化。这一学派反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反对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理性选择方法的观点[1]。虽然内部各有不同，批判学派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它关注的是国家主体自身是如何被所处经济环境的社会和历史结构所塑造的。因此，各行为体的经济行为不能被理解为对外部环境的纯粹理性反应——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各行为体自身对于各经济主体如何看待其可做出的选择，没有任何影响。相反，该学派认为行为反映的是社会期望，而社会期望是由社会建构的身份所产生的;身份形成的过程是对复杂动态做出的反应——这些复杂动态累积成内在的经济规范。

　　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方法上是“多元主义的”，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有广泛的分析工具作为打破国内和国际因素之间以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分析樊篱的手段。这些特征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美国——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统治那里——的发展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本文认为，要理解中国、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政策，我们需要研究一下主题讨论，即国家和全球化的概念。这些概念性工具的组合将帮助我们构建本文的框架。

　　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

　　笔者的观点是，分析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角色至关重要，因为它将帮助我们寻找有关中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根本问题的答案。它提供了对国家角色的更广泛理解，即通过当代全球化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将国家概念化。与此同时，与主流的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关于国家的讨论往往只与对西方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研究有关)不同，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其分析中对非西方国家或外围国家更为敏感[2]。

　　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内许多学者的观点建基于核心论点，即国家和社会或主体和结构在本质上是相互构成的，因而需要恰当的分析方式。像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菲利普•塞尔尼(Philip Cerny)、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大卫•马什(David Marsh)和安东尼•佩恩(Anthony Payne)这样的学者认为，需要对国家进行社会性定位和制度性拆解。他们还承认，国家和其他行为体追求其利益所凭借的利益、政策网络及社群很可能是跨国的，也可能是一国的。

　　总的来说，他们同意国家作为一种结构存在于一国和“全球”系统环境中，并作为主体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对于本文的目的来说，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一传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来研究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对外贸易政策，因为正如前文指出的，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的战略产生于国际和国内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国国内国际结构的历史发展为理解其当代对外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特征描述或假定。就此而论，这些因素是相互影响的。下一节将考虑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讨论，即全球化的概念——笔者认为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结构背景。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国家的观点，全球化概念也提供了一个重要关联。

　　全球化及其对全球能源需求的影响

　　全球化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将其描述为“一股强大的转型力量，是造成社会、经济、治理机构和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的原因”[3]。本文认为，在批判学派的传统中，国家作为一种结构既存在于一国的也存在于全球的系统环境中，并作为主体存在于世界范围内。批判学派把国家的概念理解为进行了与当代全球变化有关的重组、重构和再造。

　　与全球化相关的主题讨论之一是其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这个讨论将帮助我们为本文的实证部分提供一个结构性背景。此外，这一关于全球化的当代主题对于理解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在中亚的作为非常及时和重要。

　　能源问题，特别是当代世界对能源和能源安全的需求上升，在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中占据了诸中心位置之一。这场讨论本身提供了几个论点和问题：能源市场的全球参与者，全球大国争夺世界能源的斗争，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角色和地位，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在能源外交中的较量，等等。

　　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通常被称为“金砖国家”(BRICS))的崛起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它不仅通过国际贸易，而且通过跨境投资、放宽国内市场管制和将旧的能源工业同新的全球政治经济联系起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需求的扩大。他们认为，能源行业和市场的这种转变在世界各地都很明显。他们声称，最大的危险是亚洲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其次是对中东可能发生冲突和核能限制的担忧。

　　如图一所示，经合组织(OECD)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几乎没有增长，而在中国和其他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能源消费大幅增长。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能源展望》，到203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国对外国能源进口的依赖度将从2014年的15%上升到2035年的23%。

　　图一：按地区划分的能源消费(图中的billion指“十亿”，toe指能量单位“吨油当量”)获准转载自英国石油公司的《2035年展望——能源使用增长三分之一》，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energy-outlook-2035/energy-outlook-to-2035.html。

　　根据上述预测，总体而言，尽管日本、欧洲和北美对能源的需求将有所增长，但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将猛增。根据上述来源，全球化和金砖国家的崛起已经造成了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供需失衡。例如，仅根据英国石油公司2014年的数据，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国的人均天然气消费量都有所增加。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美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增幅最大(增长2.9%)，而中国(+8.6%)和俄罗斯仍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中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度将从2014年的59%增加到2035年的76%，对外国天然气的依赖度将从2014年的略低于30%增长到2035年的42%。

　　总的来说，全球化和金砖国家的崛起使能源安全变得更加重要。根据上述关于国家的特征描述，全球化和金砖国家的崛起带来的能源需求的显著增长将对全球能源需求产生巨大影响。这一进程也将对大国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它将迫使这些国家重整其对外经济政策、努力使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商多元化并寻找替代能源。如图二所示，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已经超过了产量。这是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能源政策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

　　图二：中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的增长(单位：十亿立方米)基于英国石油公司《2016年世界能源统计评论》的数据，请见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无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想象一个人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我们永远得不到在空间上自由的观念。人的任何一次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受他周围事物和他自己身体的制约。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引言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束了俄国和苏联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当时，许多人预测，该国将在苏联解体后的转型中采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促进与西方的关系。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多项国内外政策行动，这种期望得到进一步增强：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从西里尔字母(1940年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引入)转换到拉丁字母(1992年)，结束卢布的国家法定货币地位(1993年)，正式把俄罗斯电视频道停播(1994年)，在1999年成为“古阿姆集团”的成员(“古阿姆集团”(GUAM)由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组建，是由美国支持的一个组织，作为抗衡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的一种方式)。[后来，乌兹别克斯坦于2005年退出“古阿姆集团”。——译者注]此外，政府勾画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外政策战略，是朝西方特别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政治和经济转向。这种西方导向的做法被描绘为政府最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旨在吸引西方资本、投资和企业，并与它们建立战略(长期)伙伴关系，以实现经济发展。

　　然而，尽管如此，并且西方对乌兹别克斯坦国民经济进行了大量投资，还试图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但前述的转变从未实现。事实上，如表一所示，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的贸易合作一直很强劲。而且，在2014年，中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两者间贸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

　　表一：货物贸易总额：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2014年)

　　这一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是能源部门，因为整个中亚是一个大部分未开发的自然矿产资源区。随着世界供应的不断减少，这些资源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中东的政治不稳定也导致发达国家寻找其他能源来源。这意味着中亚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间持续竞争的最后区域之一。此外，正如本研究将证明的那样，这种能源竞争关联于俄罗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广泛贸易关系。

　　本文将试图探讨中国、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伙伴关系的深层因素。它们面向中亚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国际和国内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本文认为，俄罗斯、中国等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的战略是国际和国内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建议使用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该学派传统不仅仅把国内或比较政治经济学(简称“CPE”;关注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选择)和国际关系学(关注“大国”的战略利益)等学派的见解结合起来。它还反对以“高政治”和“低政治”的二分法为基础，而坚持国内和国际因素以及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不可分割性。它的方法是“多元主义”的，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有广泛的分析工具。为了本案例研究的目的，我们需要涉及主题讨论，即国家的角色和全球化的概念。

　　通过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角色，本文旨在找到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以及它们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结构的基本问题的一个答案。全球化的概念提供了结构性背景。尽管“全球化”主要不是与国家主权有关，但“全球化”有助于理解经济实力分布的变化、中国的崛起和能源需求的增长。这些关于全球化的当代主题对于理解俄罗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合作的基础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

　　以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来理解俄罗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笔者认为本案例最好通过批判学派的方法来理解。批判学派建基于多个来源——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激进的发展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这意味着问题和讨论的种类必然更加多样化。这一学派反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反对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理性选择方法的观点[1]。虽然内部各有不同，批判学派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它关注的是国家主体自身是如何被所处经济环境的社会和历史结构所塑造的。因此，各行为体的经济行为不能被理解为对外部环境的纯粹理性反应——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各行为体自身对于各经济主体如何看待其可做出的选择，没有任何影响。相反，该学派认为行为反映的是社会期望，而社会期望是由社会建构的身份所产生的;身份形成的过程是对复杂动态做出的反应——这些复杂动态累积成内在的经济规范。

　　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方法上是“多元主义的”，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有广泛的分析工具作为打破国内和国际因素之间以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分析樊篱的手段。这些特征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美国——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统治那里——的发展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本文认为，要理解中国、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政策，我们需要研究一下主题讨论，即国家和全球化的概念。这些概念性工具的组合将帮助我们构建本文的框架。

　　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

　　笔者的观点是，分析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角色至关重要，因为它将帮助我们寻找有关中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根本问题的答案。它提供了对国家角色的更广泛理解，即通过当代全球化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将国家概念化。与此同时，与主流的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关于国家的讨论往往只与对西方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研究有关)不同，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其分析中对非西方国家或外围国家更为敏感[2]。

　　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内许多学者的观点建基于核心论点，即国家和社会或主体和结构在本质上是相互构成的，因而需要恰当的分析方式。像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菲利普•塞尔尼(Philip Cerny)、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大卫•马什(David Marsh)和安东尼•佩恩(Anthony Payne)这样的学者认为，需要对国家进行社会性定位和制度性拆解。他们还承认，国家和其他行为体追求其利益所凭借的利益、政策网络及社群很可能是跨国的，也可能是一国的。

　　总的来说，他们同意国家作为一种结构存在于一国和“全球”系统环境中，并作为主体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对于本文的目的来说，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一传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来研究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对外贸易政策，因为正如前文指出的，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的战略产生于国际和国内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国国内国际结构的历史发展为理解其当代对外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特征描述或假定。就此而论，这些因素是相互影响的。下一节将考虑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讨论，即全球化的概念——笔者认为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结构背景。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国家的观点，全球化概念也提供了一个重要关联。

　　全球化及其对全球能源需求的影响

　　全球化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将其描述为“一股强大的转型力量，是造成社会、经济、治理机构和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的原因”[3]。本文认为，在批判学派的传统中，国家作为一种结构既存在于一国的也存在于全球的系统环境中，并作为主体存在于世界范围内。批判学派把国家的概念理解为进行了与当代全球变化有关的重组、重构和再造。

　　与全球化相关的主题讨论之一是其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这个讨论将帮助我们为本文的实证部分提供一个结构性背景。此外，这一关于全球化的当代主题对于理解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在中亚的作为非常及时和重要。

　　能源问题，特别是当代世界对能源和能源安全的需求上升，在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中占据了诸中心位置之一。这场讨论本身提供了几个论点和问题：能源市场的全球参与者，全球大国争夺世界能源的斗争，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角色和地位，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在能源外交中的较量，等等。

　　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通常被称为“金砖国家”(BRICS))的崛起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它不仅通过国际贸易，而且通过跨境投资、放宽国内市场管制和将旧的能源工业同新的全球政治经济联系起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需求的扩大。他们认为，能源行业和市场的这种转变在世界各地都很明显。他们声称，最大的危险是亚洲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其次是对中东可能发生冲突和核能限制的担忧。

　　如图一所示，经合组织(OECD)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几乎没有增长，而在中国和其他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能源消费大幅增长。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能源展望》，到203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国对外国能源进口的依赖度将从2014年的15%上升到2035年的23%。

　　图一：按地区划分的能源消费(图中的billion指“十亿”，toe指能量单位“吨油当量”)获准转载自英国石油公司的《2035年展望——能源使用增长三分之一》，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energy-outlook-2035/energy-outlook-to-2035.html。

　　根据上述预测，总体而言，尽管日本、欧洲和北美对能源的需求将有所增长，但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将猛增。根据上述来源，全球化和金砖国家的崛起已经造成了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供需失衡。例如，仅根据英国石油公司2014年的数据，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国的人均天然气消费量都有所增加。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美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增幅最大(增长2.9%)，而中国(+8.6%)和俄罗斯仍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中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度将从2014年的59%增加到2035年的76%，对外国天然气的依赖度将从2014年的略低于30%增长到2035年的42%。

　　总的来说，全球化和金砖国家的崛起使能源安全变得更加重要。根据上述关于国家的特征描述，全球化和金砖国家的崛起带来的能源需求的显著增长将对全球能源需求产生巨大影响。这一进程也将对大国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它将迫使这些国家重整其对外经济政策、努力使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商多元化并寻找替代能源。如图二所示，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已经超过了产量。这是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能源政策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

　　图二：中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的增长(单位：十亿立方米)基于英国石油公司《2016年世界能源统计评论》的数据，请见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全球化与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政策

　　中国与中亚的关系源远流长。这在传统上表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费正清(John Fairbank)将这种合作称为“一种和平、战争、贸易、欺骗和婚姻的关系，一个好故事的所有要素”。中国与中亚远离的唯一时期是过去100年俄国占领和苏联时代。在苏联时代，中亚各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几乎被阻断。尽管中亚各共和国与中国的自治区新疆在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达成了一些初步协议，但它们之间并没有一条正常运作的贸易路线。

　　苏联解体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重建与中亚历史联系的大好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1992年10月，中国驻塔什干大使馆开馆。同年，两国达成了经济贸易协定，这是一份最惠国待遇协定。20世纪90年代，两国国家领导人定期举行高层会晤。例如，1992年、1994年和1999年，中国政府先后三次邀请卡里莫夫(Karimov)访华，1996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本人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然而，由于20世纪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政策路线集中在“发达的西方”，其与俄罗斯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联系，以及其他大国和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的作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势头明显缓慢。

　　与中国的有形的政治和经济合作直到21世纪头十年才开始。如表二所示，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直到21世纪头十年的初期，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合作规模都非常小，年贸易总额不到1亿美元。这约为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或与经合组织国家的贸易总额的七分之一。双边贸易合作的加速始于2002年：这一年，乌兹别克斯坦自中国的进口总额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5600万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15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的出口从2004年开始大幅增长。2003年出口额为1800万美元，2004年这一指标跃升至3.71亿美元。在十年时间里，到2014年时，中国不仅设法超越了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强有力合作关系的西方国家(或经合组织国家)，还超越了俄罗斯——自19世纪中期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严重依赖俄罗斯。从表二、表三和图三可以看出，当前两国间贸易额约为32亿欧元。

图三：乌兹别克斯坦对华贸易：进出口(单位：百万美元)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贸易统计指南年鉴》的数据。

　　上海合作组织对于中国扩大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关系的作用?

　　正如我们早些时候看到的那样，自该机构成立以来，可以说，该地区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意义以及中国国内经济的增长(这增加了对外国自然和矿产资源的需求)，在中国通过该地区性组织处理中亚事务的做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合作大大增加，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成为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及该地区政策的核心。此外，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期间宣布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旨在通过中亚建立把中国与波罗的海国家连接起来的交通网络的区域经济倡议。2014年9月塔吉克斯坦峰会期间，经济融合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推进习主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我们下面将讨论这一构想。

　　尽管有人可能辩称，该组织中的两个主要大国——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争夺中亚地区的资源，但在21世纪头十年的初期，该机构为这两个大国基于共同利益进行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这种合作的一个领域是遏制或降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及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初期发展起来的总体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并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军事存在之后。到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之时，很明显，俄罗斯和中国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到不安。

　　在2005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宣言中，中国反对美国在中亚驻军。这一年的一次访问期间，中乌签署了《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不断加强。中国还向中亚提供了经济援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将提供金额达9亿美元的软贷款。当时，中国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代表已开始频繁访问该地区，承诺为范围广泛的项目提供资金。例如，2005年5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简称“中石油”——译者注)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Uzbekneftegaz)签署了涉及乌兹别克斯坦23个油田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中石油决定投资6亿美元。

　　2005年7月，中国副总理吴仪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吴仪与乌兹别克斯坦同行对话的主要议题是贸易与经济合作。在这次访问期间，另一家中国公司中石化(Sinopec)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了建立合资企业的协议。中石化宣布，将投资1亿美元在乌兹别克斯坦勘探开发现有油田。在与吴仪的交谈中，卡里莫夫赞扬了双边合作，称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和友好的邻国。双方都认为，两国政府将认真采取措施来改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能源已成为两国合作的核心领域之一。中国最大的油气生产商中石油于2006年在塔什干开设了办事处。该公司参与了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和西部(包括在咸海地区)勘探和开发油气田的工作，并与国有控股公司“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了几项能源协议。

　　其中一些协议涉及管道建设(中石油将为中亚跨境管道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及五个油气勘探区块——这些区块总面积达3.4万平方公里，包括位于乌斯秋尔特(Ustyurt)、阿姆河和费尔干纳盆地的区域。它们是该国三个最大的含油气盆地。

　　200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总理峰会。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联合公报。在此公报基础上，双方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包括高层互访在内的新高度，深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

　　该文件还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将支持中国、反对包括加入国际和地区组织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文件表明，作为交换，中方将全力支持乌政府维护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国内政策，并反对任何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乌方内政的行为。在经济合作方面，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能源、采矿、基础设施、化工、农业、电信、交通等领域的伙伴关系，并开辟新的经济合作领域。这也表明，这种能源伙伴关系推动了更广泛的双边贸易合作。

　　2008年，中国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五大贸易伙伴。此后，中国在能源运输和电信等战略性领域进行了进一步投资。例如，连接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第二阶段于2011年竣工。同年10月，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签署了成立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协议。从那以后，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每年向中国出口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到2012年，中国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者。双边贸易额达29亿美元。这表明，自2001年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近50倍。2012年，中国对35个不同项目的投资总额达到40亿美元。

　　这些是与中亚各国政府就石油开发达成的最大协议的一部分。这些例子表明了中国对中亚油气田[开发]的决心和真正兴趣。作为一种交往模式，中国政府一直采用投资、贸易和安全合作等传统方式。正如我们前文看到的，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主要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这一组织包括了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进行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作用是降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9•11之后上升。

　　乌兹别克斯坦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作为重要的天然气传输国。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通过中亚-中国管道(见图四)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条天然气管道起自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格达伊姆市(Gedaim)，到达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霍尔果斯(Horgos)，从那里连接到西气东输二线的管道。目前管道长度为1830公里，有A、B、C三条平行线。所有这三条线年总运力在550亿立方米以上。前两条线路的建设始于2008年7月。A线于2009年12月竣工，B线于2010年10月竣工。到2011年底，两条管道向中国输送了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图四：中亚-中国管道A、B、C线(图中的bcm指“十亿立方米”)获准转载自Geopipelitics网站，请见“中国向西进军和ISIS的挑战”(China’s march Westward and the ISIS challenge)，http://www.geopipelitics.com/?p=1192。

　　中石油于2012年9月开始建设C线。这条线的运力为250亿立方米。该线于2013年底竣工，2014年5月31日开始出口天然气。据中石油称，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的这三条线将提供中国天然气消费量的20%。这表明了该管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期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个中亚国家签署了增加该管道另一条线路即D线的协议。随后，中石油分别与塔吉克斯坦(2014年3月4日与塔吉克斯坦油气公司Tajikneftegaz)、乌兹别克斯坦(2014年8月9日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同行签署了关于建立合资企业以及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D线部门的建设和运营的协议。这是一条1000公里长的管道，年输出量为300亿立方米，目的是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向中国输送天然气。该第四条管线建成后，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将成为中亚最大的天然气输送系统，年输出量达到850亿立方米。

　　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中国还投资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和电力等其他行业。中国也一直在为开发乌兹别克斯坦的民用核能潜力提供援助。中国西电集团参与了有关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供电系统现代化和建设的领域，提供了价值2630万美元的设备。2012年4月，该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能源公司”签订工程、采购、建设项目协议。2013年3月，中国西电与乌兹别克斯坦国有股份公司“乌兹别克斯坦国有公用事业公司”(Uzbekenergo)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乌兹别克斯坦建设一座风力发电厂。基于这份备忘录，双方同意建设风力发电设施，容量最高可达100兆瓦，每年可发电1.7亿千瓦时。该项目总成本为2.5亿美元。

　　自2007年以来增加的其他经济合作领域是棉花行业。2007年4月，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工作组举行了第一次关于棉花贸易的会议。2007年10月，该工作组举办第二届国际棉花交易会。100多家中国公司参加了这次交易会。

　　我们看到，自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领导人之间的这些访问在双边和多边场合进行，不仅加强了两国间的合作，也削弱了西方和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根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签署的协议/文件，经济、贸易、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已成为重中之重。例如，2011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并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Oliy Majlis，即“最高会议”)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赞扬了中乌关系，重申中国愿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

　　2012年6月6日，卡里莫夫总统在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期间会见了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强调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值得信赖的伙伴，乌方愿“扩大经贸、能源、铁路、金融和技术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加强与中国的协调”。温家宝说，从消费和投资来看，中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都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2012年6月6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签署了《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双方还签署了45项价值53亿美元的协议，推动双边合作迈上新台阶。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结束三个月后的2012年9月，中国副总理回良玉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他也重申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广泛合作的意义，强调“两国都欣赏政治互信日益增强，看到在涉及两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合作开展经贸、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各类大型项目，并在地区安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进行了良好合作。两国重视彼此关系，视对方为好伙伴、好兄弟”。

　　习主席、外交决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2年11月，习近平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居于中国权力层级的顶端。作为中国权力结构重组的结果，习近平也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于2013年11月成立。该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将安全机器的所有要素集中起来，将国家安全决策集中起来，并有效地管理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而越来越多的外交政策参与者。总书记也是相应领导小组的组长，该领导小组监督中国的外交决策。这使习主席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行动中最强大、最自信的参与者。这意味着，与西方的“多元”社会不同，习主席的外交决策不会受到任何反对派团体或个人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这使得习主席的中亚政策很容易得到实施，几乎没有任何障碍。

　　2013年9月3日至13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访问中亚。他成为中国连续第三位对该地区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国家元首。访问期间，习主席宣布了中国在该地区的新投资，并与该地区国家签署了多项协议。这些协议主要是在基础设施、能源和开发项目领域。习近平主席和他的前任一样，强调中国对中亚的政策仅仅是经济上的，不涉及任何政治层面，中国的双边和区域合作也不建立在任何政治一体化的基础上。此外，他反复强调，中国不会干涉中亚各国的内政。与其他大国的做法不同(例如，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曾多次对俄罗斯领导的一体化项目的政治倾向或西方通过附加的某些政策条件在该地区的做法表示忧虑)，中国的做法非常适合中亚国家。

　　土库曼斯坦是习主席这次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在对土库曼斯坦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习主席出席了新的“复兴”(Galkynysh)气田投产仪式，该气田用于向中国输送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双方还签署了一项新的管道协议，被称为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的“D线”。这是一个数百万美元的天然气流体管道项目，使中国垄断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随后，习主席访问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在哈萨克斯坦，他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详述了他的中亚政策。在演讲中，他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理念以促进合作。基于这一政策，中国将把中亚打造成向西方和中东出口的传送带或走廊。习主席强调，他的政策主要目的是通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扩大贸易额和消除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他还宣布了若干新的文化和社会交往长期举措，包括一项为期十年的援助计划(该计划旨在为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的3万名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到中国的大学学习)，并为1万名教师和学生访问中国提供资助。在双边层面，习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签署了多项贸易投资领域的协议。例如，双方同意中国收购卡沙干油田(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油田)的股份，同意中国在该国价值超过80亿美元的开发项目(在巴伊杰列克(Baitarek)引进现代技术、采用信贷协议，以使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现代化)。

　　在乌兹别克斯坦，习主席和卡里莫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双方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31项协议，以进一步发展在能源和黄金行业的合作。双方同意把双边贸易合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确保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管道稳定运营，开展与天然气勘探乃至石油和铀勘探相关的新项目，投资4.55亿美元用于铁路建设——该铁路将连接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乌五点合作计划，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五点合作计划如下：

　　1.到2017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50亿美元;启动自贸区谈判;

　　2.拓展天然气加工、油页岩开发、可再生能源等能源领域合作，确保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管道安全稳定运行;

　　3.推进连接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成连接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现有铁路和公路网的开通运营;

　　4.建设工业园区和农业园区，加强科技合作;

　　5.促进文化和人际交流。

　　习近平主席访问之后，另一位高层官员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李克强于2013年11月28日至29日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七项与中国政治交往有关的文件，特别是建立部长级合作机制、改善投资和文化关系。

　　2014年，双边贸易额达32亿欧元。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超过俄罗斯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这表明，中国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在被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工程。

　　有人可能会说，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一直在把中亚变成自己的能源基地。例如，土库曼斯坦是该地区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拥有世界第四大天然气储量和第二大气田即“复兴”气田，中国是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2012年，中国约60%的天然气进口来自土库曼斯坦。中石油是唯一一家直接有权开发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储量的公司。它参与了土库曼斯坦几个油气田的各种能源开发项目。这些能源领域的开发项目非常昂贵。除了中石油的资本投资，为了支付自己份额的开发费用，土库曼斯坦还必须从中国借款。这实际上使土库曼斯坦成为中国的债务国，使中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了我们新殖民主义的特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开展了类似的能源项目。这种能源扩张符合习主席在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政策。2014年10月，习主席宣布中国将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这为一些中国企业提供了获得政府补贴和拓展业务领域的大好机会。该基金的一部分将用于中亚的基础设施项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角色

　　在宣布“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后，习主席于2013年10月又提出了另一项倡议，即建立新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该银行效仿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到2015年6月，中国谈判成功了亚投行的协定条款，成立了一个1000亿美元的银行，旨在支持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大陆的互联互通和经济融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周子(Daniel Chow)等学者指出，这是全球经济治理发生的重大而积极的变化，原因是：由于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限制——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政策”(free market Washington Consensus policies)——美国主导的现有金融安排在亚洲和非洲的工业化进程中举步维艰。

　　然而，笔者认为，中国创建这家多边银行有自己的理由，而不仅仅是帮助满足亚洲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它在如下方面起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作用：服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选择扩大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推进或进一步促进习主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该倡议不仅关系到各种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建设等交通网络项目，能源和通信项目)的融资和扩大中国的出口市场，而且关系到促进政府间政策交流、改善双边贸易和投资，以及改善本文前面提到的民间交流或文化和人际交流。

　　总体而言，自21世纪头十年的初期以来，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亚其他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大幅增加。中国政府已经能够利用双边和多边渠道促进经济合作，启动庞大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以及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倡议。此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中国谈成了亚投行的协定条款，并建立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多边银行。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这与多个相互交织的因素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实力分布的变化、对自然和矿产资源需求的增加，以及政府在几乎不受国内结构性/制度性限制的情况下做出对内和对外政策决定的权力和能力。这也表明，中国在“取代”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其他大国——它们发起过类似的“丝绸之路”倡议(后文讨论)——方面以及“取代”它们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方面的努力可以说是成功的。那么，俄罗斯这个中亚各经济体150多年来依赖的国家，怎么样呢?

　　中国的经济威力对俄乌贸易关系的影响，尤其在能源领域

　　19世纪，沙皇俄国在中亚进行大规模领土扩张的同时，采取了国内经济改革政策。这被视为一项确保俄国长期资源以促进其经济发展的政策，以及被视为一项通过撤退到更安全的周边地区重获大国地位的政策——彼时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力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而受阻。苏联时期强加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单一作物政策也与俄国19世纪的权力斗争以及国内和国际领域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关。换句话说，一百多年来，单一经济主导着乌俄贸易关系。这种模式在苏联解体后发生了变化：乌兹别克斯坦向世界开放市场，特别是向西方和中国、土耳其、韩国等国家开放。1991年，从俄乌贸易结构来看，俄罗斯占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的53%左右。乌兹别克斯坦需要通过重新调整其贸易平衡以远离俄罗斯、使其国内生产和商品重构或多样化来减轻对俄罗斯的依赖。

　　到1995年，乌兹别克斯坦对俄罗斯的出口急剧下降。例如，在1994年至1995年期间，乌兹别克斯坦对俄罗斯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从38.9%下降到29.7%，而同期出口总额增长了40%。1995年以后，乌兹别克斯坦对俄罗斯出口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平均约为20%(以上百分比变化见表四和表五)。

　　然而，普京上台后，由于前述因素和力量，乌兹别克斯坦重新与俄罗斯走近，开始恢复其贸易合作。这显示，在理解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关系上，关联不仅存在于国内和国际因素之间，而且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之间。下面，笔者将探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自2000年以来其决策程序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俄罗斯对中亚政策的基础。

　　普京的“垂直权力”和外交决策的转变

　　在叶利钦时期，由于国内权力和外交决策的各自为政的结构，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缺乏明确的政策。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取向不仅在各部委之间，而且在国家杜马和总统机构之间都存在一些分歧。此外，叶利钦时代的外交决策还受到其他各种利益集团、政治人物(西化主义者(zapadniki)、欧亚主义者和大国拥护者(derzhavniki)以及强势国家拥护者(gosudarstvenniki))、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它们通过使用媒体、游说和辩论来影响。这些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是阐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清晰愿景并将其转化为有效外交政策的主要障碍。这一现象或过程与俄罗斯1993年的宪法有关，该宪法限制了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并呼应了以西方典型的多元政治为特征的一个“正常”的发达民主社会。

　　自2000年弗拉基米尔•普京上台以来，他改变了这种结构，用他的自上而下的被称为“垂直权力”(power vertical)的体系取而代之。这一体系的特点是一种政府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不仅依据可靠性，而且依据忠诚度来任命精英即政府高层官员。这些精英通过总统的“力量网络”控制政治、经济和社会界的几乎所有领域——总统的“力量网络”包括个人关系、西罗维基(siloviki，普京圈子里来自圣彼得堡的具有安全部门背景的官员)、“家庭”(一群朋友、同事甚至亲戚，他们控制对总统的接近并深深影响政府的决策)、部委、地区和联邦长官。

　　据萨科瓦(Sakwa)说，西罗维基“总体上重申了国家在经济政策和政治生活上的特权”。他们成为普京打击政治对手乃至打击能源公司尤科斯(Yukos)的核心力量，将尤科斯与国有企业“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整合在一起。他们也为俄罗斯采取更加反西方和更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具有强势国家心态和欧亚主义观点，使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更有合作性、优先考虑该国与独联体(CIS)和“近海外”[near abroad，指除俄罗斯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14个国家——译者注]的关系。

　　中央集权统治被视为稳定的保证，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控制被视为秩序的保证。国内权力的巩固、内部的稳定与发展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日益积极开辟了道路。关于俄罗斯对后苏联区域的政策，2000年1月，普京批准了名为《俄罗斯与独联体成员国关系发展的主要方向》的文件。该文件强调同独联体各成员国加强经济合作，并强调需要制订一项明确和有效的一体化政策，还强调双边对话。5月17日，普京废除了独联体事务部，并将其任务移交给经济发展与贸易部以及外交部，后者是一个权力更大的部。

　　此外，实权部门——外交部、国防部和内务部——都直接向总统负责。该体制成功地使政府指示处于从属地位，剥夺了它们的自主权。事实证明，这些高层的政治结构变化相对稳定，并保证了普京政权在十多年里的生存。这一制度使得普京通过随后的普京-梅德韦杰夫“角色互换”重返总统宝座。

　　上述内容表明，将外交政策的决策和执行集中起来，从而限制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机构在这一过程中的权力。换句话说，这一制度为克里姆林宫和普京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事务上提供了自主权。俄罗斯的国际行为——在我们的案例中即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政策路线及其实施——与国内权力关系的结构演变相关联。

　　普京外交政策的经济化和俄罗斯重组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

　　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所看到的，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塔吉克斯坦内战和该区域伊斯兰意识形态反对派的兴起，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的合作局限于一些贸易和安全联系(在独联体框架内)。自2000年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罗斯对中亚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政策。俄罗斯开始更加关注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与经济合作。21世纪头十年的初期，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安全条约。继1999年和2000年的安全协议之后，两国于2004年6月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并于2005年11月签署了同盟关系条约。普京的经济政策是通过如下内容来实施的：重要方面的结合，扩大贸易和经济关系，平衡西方的崛起特别是美国在中亚和里海地区的地位或存在，以及欧亚主义的禀赋。换句话说，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上文提到的从沙俄在该地区扩张以来建立的现有的能源路线和棉花领域的基础设施——也与地缘政治“权力博弈”联系在一起，以避免其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角色进一步丧失。它还关联于俄罗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稳定的关系、北约的扩大、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东欧的地位下降以及俄罗斯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复苏——后者使俄罗斯成为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更具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将普京的外交政策描述为“新现实主义”。这种方法为理解俄罗斯2000年后对待“近海外”的态度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它超越了国际关系学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传统的安全与均势范式，不仅涵盖国内和国际的，而且涵盖政治、经济和观念的趋势/力量。萨科瓦细述了普京新现实主义的七个特征，即“经济化”、“欧洲主义”、“安全化”、“自主”、“双边主义”以及俄罗斯试图“正常化”与西方及世界的关系。所有这些要素的发展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焦点来理解普京治下尤其是9•11事件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化模式。为了本文的目的，笔者接下来将研究“经济化”模式——该模式描述了一种特征，即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被理解为系国内经济利益的结果。换句话说，考虑政治/经济以及国内/国际层面的相互联系。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政策和其国内商业利益有关，也与俄罗斯维护在该地区的地位有关。下面，我们将考察以下重要因素：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合作、地缘政治和国际力量、普京治下的国内政治变化和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结构，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对普京“新现实主义”的立场或反应。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经济化”和它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合作?

　　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纺织业历来依赖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即便是现在，俄罗斯棉纱进口总量的60%以上都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自苏联解体以来，俄乌贸易关系已经多元化。除了棉花，俄罗斯还进口汽车(雪佛兰品牌)、食品和纺织品。俄罗斯出口工业设备、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自普京2000年上台以来，他试图用外交政策巩固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将能源政治作为其重要支撑。能源成为俄罗斯经济福祉的基石、俄罗斯经济和未来的支柱。此外，普京政府不遗余力地巩固国家控制下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中亚的能源及地缘政治位置成为俄罗斯的极大兴趣点。特别是，该地区的天然气储量被视为防范国内产量下降的关键对冲手段。这种能源政治也成为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及该地区重新接近的重要工具。

　　俄罗斯在中亚的能源利益还与该地区在这段时期的一些重大地缘政治发展有关。美国和欧盟推出政策，建造多条管道绕过俄罗斯，把能源丰富的中亚和里海国家连接到西方市场(如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被称为巴第杰(BTC)石油管道——的建设，这是美国计划的从里海到地中海的管道，于2005年完工)，由于9•11后显露出的塔利班在邻国阿富汗的崛起而引来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和军事存在，以及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上升，这些都成为俄罗斯重新进入该地区、重获自身利益和地位的重要因素。

　　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世界第17大天然气储量。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数据，截至2015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拥有的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为65万亿立方英尺(Tcf)。它还拥有5.94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产量在世界上排名第11位，年产量为600～700亿立方米，在欧亚地区排名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全国约有天然气田、凝析气田、油气凝析油田、油田200余处。已发现的油气田中约有一半已投入开发，约有35%正准备开发，其余的油田正用于勘探工作。

　　2001年9•11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成为美国亲密的战略伙伴。尽管美国是在“普京的密切合作下”涌入中亚的，但俄罗斯也担心这对该地区均势和俄罗斯自身在中亚的影响力的可能影响。俄罗斯决定将其能源利益扩大到里海地区以外，并特别强调乌兹别克斯坦和该地区的能源。2002年3月1日，在哈萨克斯坦奇姆布拉克(Shymbulak)举行的独联体领导人会议上，普京提议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天然气工业领域开展合作。之后普京于2003年8月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古城撒马尔罕(Samarkand)。访问期间，普京和卡里莫夫签署了关于加强油气行业合作的文件。此后，乌俄能源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例如，俄罗斯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简称“俄气”——译者注)一直在该地区扩张，2002年12月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合作协议，并与重组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国有天然气公司“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规定，俄气将投资多达15亿美元开发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输送系统，并承诺在2002年至2012年期间每年购买多达100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乌兹别克斯坦把俄气不仅视为天然气生产商，而且视为是穿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输送系统的运营商——作为一个关键的传输国，乌兹别克斯坦在该地区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俄罗斯来说，中亚-中央(Central Asia–Center)线和布哈拉-乌拉尔(Bukhara–Ural)线等苏联时期的老输油管道线路在输送中亚能源方面仍然非常重要。这两条线路都用来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输送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苏联解体后，这两条管道都被用于向俄罗斯输送天然气。

　　布哈拉-乌拉尔管道连接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运力为7060亿立方英尺。这条线路还将不断增加的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输送到俄罗斯。中亚-中央管道(见图五)建于1967年。当时，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延伸近3000公里，穿过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入俄罗斯的管道系统。此后，它被进行了扩展。目前这条线路的长度接近5000公里。这条天然气管道的东、西两个分支由俄气控制。东线起自土库曼斯坦东南部的气田，总处理能力为2.2万亿立方英尺。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天然气通过这条线路输往俄罗斯。西线起自土库曼斯坦里海沿岸，运力为1200亿立方英尺。

　　图五：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经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亚特·列别杰夫(Art Lebedev)许可转载，请见俄气公司网站《中亚-中央：重要性》，http://www.gazprom.com/about/production/projects/pipelines/central-asia/。

　　这种双重作用使它们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与俄气子公司“扎鲁别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Zarubezhneftegaz)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建立了多家合资企业。2004年，俄气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还签署了另外两个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恢复在沙赫帕赫特(Shakhpakhty)矿床的天然气生产(俄气投资7030万美元)以及在乌斯秋尔特地区的一个气田勘探和开发项目。

　　另一家俄罗斯能源公司“卢克石油”(LUKOIL)自2004年以来一直活跃在乌兹别克斯坦。2004年6月，普京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卢克石油公司签署了一份10亿美元的产量分成协议(PSA)。这是一份为期35年的长期协议，其中包括坎迪姆-豪扎克-沙迪-昆格勒(Kandym–Khauzak–Shady–Kungrad)和西南吉萨尔(Southwest Gissar)等开发项目。在这些油气田中，坎迪姆是最大的，储藏有大约1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2007年11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天然气田正式投产，该气田是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合资项目——卢克石油持有90%的股份，“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控制着其余股份。卢克石油目前是该国能源行业最大的投资者。截至2015年，它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超过35亿美元。根据产量分成协议，卢克石油将生产1000万吨左右的油气凝析油和3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上述能源领域的项目和协议一般被认为是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或中亚之间的修好之举。2005年，俄乌双边贸易额达到18亿美元，增长26.1%。2006年5月，卡里莫夫访问了俄罗斯索契，并会见了普京总统。在会见中，普京赞扬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的良好发展，并强调加强两国贸易与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讨论的主要领域之一是专注于能源合作。卡里莫夫表示，“不仅与卢克石油及俄气，而且与其他俄罗斯大公司的关系发展前景广阔”。

　　此后，西方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态度起伏不定。目前，有超过135家俄罗斯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运营，其中包括俄气(投资超过4亿美元)和卢克石油(承诺投资50亿美元，已投资其中的约35亿美元)等能源巨头。俄罗斯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军火供应商之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40多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棉花纤维和棉纱、贵金属和非贵金属。乌兹别克斯坦从俄罗斯进口设备、机械、医药产品、纸张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统计资料(图六)显示了自2000年以来双边贸易的增长。

　　图六：乌兹别克斯坦同俄罗斯的贸易：进出口(单位：百万美元)。从2008年和2015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统计指南年鉴”收集的数据。

　　总体而言，自2000年以来，俄乌关系逐步发展。能源合作和安全对双方都很重要。俄气正在平衡俄罗斯的供需。俄罗斯需要稳定来维持其发展。俄气和卢克石油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活动——通过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在油气行业建立合资企业——也在改善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本文引用的信息和统计数据显示，普京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不仅集中在地缘政治力量和对在该地区活动的其他大国的制衡，而且还关联于俄罗斯自身的国内经济利益、普京的“垂直权力”和外交决策的转变、“经济化”以及把能源政治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核心战略。换句话说，国内/国际的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因素紧密交织。

　　2014年12月，普京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并承诺取消乌兹别克斯坦的将近9亿英镑即95%的债务。2016年3月25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了该协议。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所看到的那样，这是由于俄罗斯不仅试图跟上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而且还试图恢复其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和地位。它还和俄罗斯与西方的不平衡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在2014年3月俄罗斯联邦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这一事件之后。作为回应，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针对俄罗斯的一些主要企业，包括金融、能源和军事部门。这些制裁，加上油价暴跌，给俄罗斯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经济影响，导致由卢布(俄罗斯货币)贬值(实际价值贬值30%)引发的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可以说，这加强了普京对中亚和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视。普京2014年12月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访问也体现了这种态度。

　　然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普京通过重新一体化的理念来扩大俄罗斯对前苏联领土的影响力的雄心，促使乌兹别克斯坦考虑采取新措施来进一步疏远克里姆林宫。在2014年9月1日乌兹别克斯坦独立23周年庆典之际，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向全国发表讲话，强调了乌兹别克斯坦在苏联时期的不愉快和“屈辱”的经历以及苏联过去的暴政。他指出，苏联时期是“极权主义的”和“压迫性、非正义的政权”。他表示：

　　“那些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国家的价值观、传统和习俗遭到蔑视时，没有比这更大的轻视和不满了。他们回忆说，当时，作为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乌兹别克斯坦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共和国，相伴的是片面的、过度膨胀的原材料经济，棉花生产垄断了经济，对其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尽管卡里莫夫没有明确提到乌克兰，但他的讲话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他谴责使用武力，同时提到世界上令人震惊的事件，并呼吁尊重主权和边界。通过这样做，他实际上谴责了俄罗斯领导的区域机构/联盟和重新一体化项目。在2014年12月开始选举而产生的议会下院第一次会议上，卡里莫夫于2015年1月12日发表演讲。在本次会议上，他重申并明确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对欧亚联盟或关税联盟都不感兴趣，并强调乌兹别克斯坦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似前苏联的联盟的成员。

　　乌兹别克斯坦反对加入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强硬立场，在更大程度上代表了其实施“多方位”外交政策的目标和行动;“多方位”外交政策即限制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依赖——这与一些政治影响相关联——使其贸易伙伴多元化，并对所有选项保持开放。接下来的部分将简要看看其他大国的做法——如美国、欧盟和日本，它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大量投资，推出了各种“丝绸之路”倡议以促进它们对乌兹别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共和国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能源领域。

　　其他大国及其“丝绸之路”倡议

　　美国的做法

　　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就开始对乌兹别克斯坦产生兴趣了。1993年11月，美国给予乌兹别克斯坦贸易最惠国地位。双方第一个重要的双边经济合作文件《双边贸易协定》于1994年1月14日生效。基于这项协议，美国根据普惠制免除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数项美国进口关税。两国于1994年12月16日签署了双边投资条约。1995年2月，安然公司(Enron Oil and Gas)等美国能源公司提议成立合资企业。

　　1997年10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主席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教授提出了一项名为“丝绸之路战略法案”(Silk Road Strategy Act)的立法倡议。这一倡议为中亚提供了另一条出口路线，以试图限制俄罗斯和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它还旨在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和投资。关于美国的能源利益，该法案指出：

　　“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可以生产足够数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减轻美国对动荡的波斯湾地区的能源依赖。”

　　按照这一提议，克林顿政府支持建设通往土耳其的跨高加索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参议员山姆•布朗巴克于1998年4月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接受了这一倡议，签署了《安卡拉宣言》——该宣言支持建造巴库-杰伊汉管道线路。1999年，“丝绸之路战略法案”作为《2000财年对外经营、出口融资和相关项目拨款法案》的一部分被颁布。该法案呼吁美国国务院提供年度报告来展示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用于实现该法案规定目标的地区援助资金数额。

　　此外，9•11后的事件表明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有所增加，并推动了与乌兹别克斯坦开展更广泛的经济合作。21世纪头十年的初期，美国把对乌兹别克斯坦和该地区的援助资金增至三倍。由于中国、俄罗斯加强了与中亚的合作，2011年6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了“新丝绸之路”战略，旨在“促进能源、贸易和交通领域的地区合作”以及帮助阿富汗融入中亚和南亚。2011年10月22日，她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加强了两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能源领域提出的各种合作项目尚未实现。此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所表明的那样，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仍处于边缘状态——自2001年以来，年贸易总额低于4亿美元——相较之下，在同一时期，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中国的年贸易总额超过20亿美元。这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如前所述，2001年以来，全球化和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极大地阻碍了美国的能源安全目标。此外，美国对该地区采取的做法——把各种剧烈和严格的国内改革条件(主要以西方的“规范”和“价值观”为基础)附加到其援助和投资方案上——以及其传统的优先事项，阻碍了其经济合作的进展。正如希瑟肖(Heathershaw)所指出的，“美国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一直误解了当地地缘政治想象的本质”。虽然美国的援助条件旨在保障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长期投资，但这种做法似乎尤其没有考虑到乌兹别克斯坦自己选择后苏联发展渐进主义道路的性质，以及基于“东方主义”特征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主要是被中亚和里海地区的油气储量吸引到这一地区的。在美国的话语中，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其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整个地区的总体政策的一部分。由于这种一概而论，美国似乎没能针对乌兹别克斯坦制定一项明确而长期的战略。

　　欧盟的做法

　　乌兹别克斯坦与欧盟各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就开始了。然而，乌兹别克斯坦与欧盟本身的合作始于1996年6月，当时双方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协定》(PCA)。这份协定成为管理双方间双边关系的主要文件。该协定经济方面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其专注于能源领域的合作、矿业及原材料领域的投资和贸易。该协定规定，欧盟使用1991年推出的“向独联体国家提供技术援助”(Technical Assistance to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项目基金，提供技术援助，以支持和促进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合作。在1991年至2001年之间，乌兹别克斯坦，同该地区另一个能源丰富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一样，收到1.67亿欧元，是欧盟向中亚提供的4.19亿欧元资金中的最大份额。

　　1996年，欧盟发起了“国家间石油和天然气通到欧洲”(INOGATE)计划，旨在建立欧盟与它的东欧伙伴国(白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秘书处设在基辅)、高加索伙伴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秘书处设在第比利斯)以及中亚伙伴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秘书处设在塔什干)之间的区域能源合作。在乌兹别克斯坦，自“国家间石油和天然气通到欧洲”计划设立以来，该计划在能源行业的各个领域发起了69个项目。尽管该计划在可再生能源和合理开发方面启动了几个技术援助项目，但很明显，该计划本身的创建主要是为了将拥有巨大能源储量的地区与欧洲连接起来，同时避开俄罗斯和伊朗，并使欧洲自己的能源供应商多元化。

　　另一个于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欧盟资助(1.8亿欧元)的计划是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Transport Corridor Europe–Caucasus–Asia)，即欧盟的“丝绸之路”型倡议。该倡议最初是由1993年的《布鲁塞尔宣言》发起的。1998年，参与“国家间石油和天然气通到欧洲”计划的国家签署了《关于开发欧洲-高加索-亚洲走廊的基本多边国际运输协定》。该项目的目的是建立一条运输路线，并帮助发展欧盟与中亚及高加索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和交通通信。这可以说是旨在为欧盟进入该地区市场建立一个至关重要的平台。这是欧盟在中亚总体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2004年，在“国家间石油和天然气通到欧洲”计划各参与国能源部长会议上，“巴库倡议”被发起。该倡议旨在加强欧盟与黑海、里海地区及中亚的各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它的目的是提供财政的和合理的援助，确保在能源生产国和过境国进行新的投资，并建立适当的合作机制。这导致了一个新的“欧罗巴之家”的开张、欧盟委员会的实施以及2004年在塔什干开设了一个管理支持办公室。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部分所看到的，自2001年以来，俄罗斯和中国都进一步加强了与该地区的能源合作。2007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对其外交政策工具进行了重新调整和重新定向，降低了其传统的基于“规范”设立条件的基调，主要关注经贸合作，加强能源和交通联系。

　　2006年俄罗斯-乌克兰天然气危机也引发了欧盟寻求天然气供应的替代来源的强烈愿望——俄罗斯、乌克兰两国间在天然气价格、供应和债务问题上存在争议，这导致欧盟国家天然气供应中断和短缺。2004年和2007年的欧盟东扩缩小了欧盟与中亚间的地理距离，并为限制俄罗斯和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及为欧盟自身与该地区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提供了重大机遇，这也使得欧盟与中亚的伙伴关系重要起来。就欧盟的能源利益而言，文件《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说：

　　“中亚的大量资源以及该地区要使贸易伙伴和供应路线多元化的目标，能有助于满足欧盟的能源安全和供应需求”。

　　欧盟的上述行动表明，其关注的焦点一直是建设一条新的运输路线——南方走廊(Southern Corridor)——将中亚的天然气生产国与欧洲连接起来，同时绕过俄罗斯。欧盟旨在从里海(阿塞拜疆)和中亚(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向中欧输送天然气的南方走廊重要项目之一是建造纳布科(Nabucco)天然气管道。由于欧盟在形成共同做法方面的内部决策障碍和内部程序，项目被推迟。欧盟各成员国的现实政治以及与能源供应国达成享有特权的双边接触和合同的企图超越了欧盟的共同做法。这也是由于中俄两国能源安全政策的执行方式以及俄罗斯的俄气、卢克石油和中国的中石油在乌兹别克斯坦和该地区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极大地阻碍了纳布科项目的进展。

　　日本的做法

　　像之前讨论过的其他大国一样，日本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对该地区感兴趣。1993年1月，日本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驻中亚的首批大使馆。自1995年起，日本开始向这些国家提供日元贷款。1997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Hashimoto Ryutaro)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谈到中亚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桥本在演讲中还承认，该地区对日本的能源安全很重要。这是日本在1997年7月创立“丝绸之路外交”的第一步。此后，日本加强了与该地区的对话。例如，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彦于1999年5月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这次访问的结果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塔什干设立了办事处。当时，日本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援助国。

　　“丝绸之路外交”倡议主要集中在两个不同的合作领域，即“通过政治对话增进地区信任和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以及“经济合作与资源开发”。2004年，“中亚+日本”论坛启动，强化了这种外交。这次对话标志着日本在保持传统丝绸之路外交的同时，在该地区外交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在随后的会议上，双方发表了联合协议声明(2004年8月)和行动计划(2006年6月)。日本政府的报告甚至一些关于日本在该地区的作用的学术研究都声称，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是基于它在该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方面的利益，也基于人道主义、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然而，笔者在日本的几次访谈[4]表明，日本对中亚外交的目的是寻求使其能源供应源多元化的途径。例如，在一次机密访谈中，有人指出：

　　“行动计划是一个大文件。然而，文件中的某些部分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各方都将从这次对话中同等受益。这是对话的第一个问题。第二点是它没有指明任何特定的国家，而是强调了该地区。有了这种强调，你就不能实际地帮助一个国家，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具体的只会帮助中亚五国的概念。吉尔吉斯斯坦的电力存在一些问题，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则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通过对该地区一概而论的政策来解决，因为它们会以失败告终。日本没有真正的政治意愿来帮助每个国家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因为它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它对外国能源的依赖。换句话说，日本只对对话中与能源有关的方面感兴趣。”

　　这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和中亚政策的推动力是其历史上对外国能源的依赖以及该地区对日本企业而言的商机。目前，伊藤忠商事、丸红、三井等知名企业都涉足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它们提供精炼和其他类型的技术。这意味着日本将不仅进口而且出口设备。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访谈时说：

　　“该地区的石油开发不仅意味着我们进口能源，而且在开发过程中，我们通过提供管道、修建公路、建造炼油设施、销售机械产品或向该地区出口设备，来出口我们的技术。该地区对企业也有好处。”

　　这表明，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不仅应该从能源进口的角度来看待，也应该从日本私营部门更广泛的商业利益来看待。尽管进行了所有这些努力和其他广泛的地区努力，但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获得对该地区能源的大量利用，因为它难以对乌兹别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单个国家制定明确的政策。此外，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和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对日本产生了地缘政治影响，这与对其他西方大国一样。2010年以来，日本与乌兹别克斯坦每年的双边贸易总额不到3亿美元，而相较之下，同期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年贸易额约为30亿美元。

　　结论

　　本文试图弄懂中国和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能源政策的内外部主要决定因素。同时，本文也旨在构建一个能够理解本研究核心的理论框架。本文指出，对大国针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解主要落在两种学派之间：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各国如何在国内做出政治和经济决策。这一学派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作为中俄国内决策的一个决定因素的国际领域。国际关系学几乎仅仅关注“高”政治，专注于国家安全、新帝国主义、霸权和世界大国之间的权力争夺问题，把后苏联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定位为在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超级大国打交道时的从属或屈从角色。因此，它忽视了那些更可能由国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影响决定的外交政策领域。

　　针对这些说法，笔者认为这些超级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国际和国内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为了得到更合适的解释，本文建议使用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该学派传统不仅把上述因素或力量结合起来，而且坚持其不可分割性。此外，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强调单一的理论方法，而是提供一个不同的框架。笔者的观点是，俄罗斯和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外经济政策不能用单一的理论来看待，也不能简化地从严格的政治、安全、经济或国内或国际层面来解释。它需要更广泛的分析工具。为了本研究的目的，本文主要就全球化与国家的概念这两个主题展开讨论。这些概念工具的组合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结构性内容。

　　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全球化概念有助于研究经济实力分布的变化和能源需求的增长。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所看到的，大国的对外能源需求受到国际范围能源需求显著增长的影响。因此，全球化使这种依赖变得更加重要。这一进程迫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一国和跨国范围内追求其利益。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国家视为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背景下的一种结构和世界上的一种主体。它还认为大国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结构中被进行重组和重新定向。中国和俄罗斯自21世纪头十年初期以来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政策是基于对这两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解。

　　我们在本文看到，自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以来，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合作显著增加。中国政府启动了各种昂贵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倡议。中国为了实施其政策，采用了双边和多边的手段，例如，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其能源安全的重要工具，以及作为重新平衡西方在该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

　　在西方大国专注于把某些严格的基于“规范”或“价值观”的改革条件附加到它们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上时，中国领导人强调，“深化互利合作”是在宽容、平等和信任的基础上增加贸易的一个机会。中国的行动一直是以硬投资、协调与合作的形式进行[5]。换句话说，中国的政策代表了一种务实的合作方式。这很适合这个中亚国家。此外，为了进一步支持习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中国创建了多边投资银行亚投行。中国的丝绸之路项目包括与乌兹别克斯坦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清晰合作计划，而美国、欧盟和日本提出的类似倡议却缺乏这种量身定制的做法。它们过于笼统，主要面向该地区整体及其地缘政治意义，因而未能就具体中亚国家形成明确的战略和一贯的行动计划。因此，西方大国未能与乌兹别克斯坦促进强劲的贸易合作。

　　正如本文试图证明的那样，中国的这种做法与各种国内国际因素的相互作用有关——这些因素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全球化和它对自然与矿产资源(尤其在天然气领域)的需求的增加，以及中亚的地缘政治意义等。它还与中国国内的政治结构环境有关，即政府能够在几乎没有内部结构性/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做出对内和对外政策决定的权力和能力。中国外交决策的结构是与体制的自上而下性质相联系的，它在中国的国际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由以总书记为领导的特别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决定。这意味着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习主席是唯一的协调者和最终的决策者。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或“多元”社会不同，习主席的外交决策不会受到任何反对派团体或个人的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并迅速执行。

　　由于总书记的权力，政府能够利用双边和多边渠道来满足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2014年10月，习主席宣布中国将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这一举措还为旨在向中亚地区发展和扩张业务并需要现金的中国企业提供了获得政府补贴的机会。换句话说，对中国能源安全的理解是多维度的。还有其他的个体行为者，特别是商业方面的，不一定是国家本身。

　　同样，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合作也有了显著改善。而且，直到2014年，俄罗斯都是该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能源领域，俄气、其子公司扎鲁别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卢克石油等俄罗斯能源巨头成功地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建立了多家合资企业。正如本文所表明的，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合作的增长和若干相互交织的国际国内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即乌兹别克斯坦和该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俄罗斯试图抗衡西方在中亚的影响力并恢复其在该地区的地位、北约的扩大、俄罗斯与西方的不平衡关系以及俄罗斯试图恢复其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与此同时，它又与国内权力关系的重构、俄罗斯经济实力的巩固相联系，相伴的是外交政策使能源政治成为其重要支柱。能源部门对俄罗斯的整体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自2000年以来，政府的行动集中于在国家控制下的油气行业整合。

　　在理解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国内结构方面，观察到俄罗斯也具有与中国相似的模式。在叶利钦的总统任期期间，由于外交决策结构的碎片化，他的政策很难贯彻实施。自2000年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得以重申其在乌兹别克斯坦和该地区的经济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和国际结构的变化。普京通过他的“垂直权力”，能够追求他的国际参与的“经济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被理解为国内经济利益的结果。

　　总体而言，本研究表明，要理解中俄两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重要的是观察外生和内生两方面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国际结构的发展使大国能源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这些事件为它们的国内行动提供了更多动力。它们使大国重新定向或重组其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全球化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制定政策以加强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关系。话虽如此，能源利益和能源安全的表现并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多层”或“多元”的——正如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指出的那样。换句话说，有多重因果关系。能源伙伴关系使中俄两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和该地区加强了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基于这一点，本文得出结论，批判性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理解中国、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有趣而重要的分析框架。

　　就其对现有研究的贡献而言，本文将有助于发展和促成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解释，这种解释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特殊角色更为敏感。本研究也将有助于探究中亚地区本身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而这一点以前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语境中被忽视了。它还为后共产主义国家研究的一般文献尽点滴之力。总的来说，本研究也非常及时，因为它恰逢大量关于援助和贸易、能源安全、石油和民主以及中国崛起的公开辩论。

　　相关简介：Oybek Madiyev，任职于英国肯特大学卢瑟福区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本文原文为英文，首刊于电子期刊《剑桥欧亚研究杂志》(Cambridge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2017年第1卷(正文刊于2017年3月16日，网址为https：//doi.org/10.22261/QYJ7IT)。中文译文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3期，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它包括了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的罗伯特·考克斯和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作品的一种折中式混合。后来，这一学派扩展吸收了与安德鲁·甘布尔、安东尼·佩恩以及其他许多人有关的学者们的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和“英国学派”、“批判学派”或“新葛兰西学派”(Neo-Gramscian)分支。

　　[2]例如，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日常国际政治经济学”文本为这种非西方式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霍布森分析了全球经济的历史渊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植根于东方。他声称，东方资本主义行为体对全球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3]对于全球化的“转型”类别，参见David Held, Anthony G.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Oxford: Polity, 1999), 7.

　　[4]2009年5月至6月期间，作为在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哲学硕士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笔者在日本进行了文档工作。笔者采访了在日本涉及中亚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比如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工作的若干政治人物和个人。

　　[5]例如，中国的跨境天然气管道项目为了项目实施而附带了来自中石油的一些担保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