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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琏瑰:新冠病毒肆虐是对人类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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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琏瑰:新冠病毒肆虐是对人类的考试

张琏瑰:新冠病毒肆虐是对人类的考试
2020-05-14 10:33:44
来源:作者赐稿 作者: 张琏瑰
关键词:全球卫生 点击: 我要评论
可以预期,两种抗瘟疫思路和选择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完全有可能趋向殊途同归。因为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崇尚的价值不同,但大目标是一致的,即:战胜瘟疫,让人类健康地活下去。

   从理论上说,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虐,原本应该激发全人类的合作抗疫,但事实上却激化了各国之间原有的矛盾和对抗,这引起了人们对一些宏大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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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生存两件事

  中国东周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告子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食,色,性也。” 他的意思是说,有两件事对人来说是本能性的,即:一是吃饭活着;二是康乐繁衍。在这里他说的是个体人,其实推而广之,对于全人类整体来说这句话也是成立的。

  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一代又一代,含辛茹苦,忙忙碌碌,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这两件事:一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富足,更舒适,更快乐,也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二是为了使我们的后代更健康,更兴旺,更优秀,更强大,让我们这个种族更长久地生息繁衍下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应该说我们这两项要求和期望是起码性的,并不过分。然而极其吝啬的“上天”并不想让我们顺顺当当地遂愿。如同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经须经磨难一样,“他”老人家为我们预置了“九九八十一难”,让我们不经过生死拼搏休想修成正果。这是对人类的考试,也是对人类的培养和磨练。

  这“九九八十一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天灾。例如,天外陨石对地球的撞击,地球自身气候和地貌的沧桑变迁,火山喷发地震海啸,周期性的滔天洪水和赤地千里的干旱,狮虎熊豹食人大虫的尾随追击,病原小虫在人类体内的咀嚼吞噬,先天的残疾后天的损伤,瘟疫肆虐绝症流行等等。

  另一类是人祸。例如,贪婪无节制的资源消耗,对自身生存环境不计后果的破坏,道德沦丧无法无天的社会混乱,没有信仰和底线的相互伤害,毫无悲悯之心的幸灾乐祸助纣为虐,阶级之间的暴政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仇杀,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屠杀,制造核和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我毁灭,等等。

  上述每一项都可以使人类处于毁灭的边缘。

  人类生存太难了!

  人类探索两选择

  人类终究是人类。它不同于听天由命的野兽。

  人类要抗争。它会思考,它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命运。

  大约是在7000年以前,在凶猛的大型食肉动物面前,人类是弱势群体。他们被老虎狮子追得满山乱跑,哇哇乱叫。后来人们发现,只要组成团伙,拿起木棒,把食人野兽围起来而攻之,不仅可以避免被食,反而可以毙而食之。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是人类智慧的飞跃。它导致了主客易位:此前人类是野兽的食物,此后野兽成了人类的食物。

  人类知道了团结和组织的力量。

  人类文明最初都是在水草丰茂的大河两岸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人们在享受大地丰饶的恩赐之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大河周期性泛滥的洗劫,造成巨大的悲剧。于是,人们产生了治水抗争的决心。根据业已获得的经验和智慧,人们组织起来疏浚河道,修堤筑坝。由于工程浩大,需要事先谋划,需要指挥众人分工合作,需要一定规模的组织系统和纪律,需要由最聪明、最有经验、最有能力和威望的人充当领袖。久而久之,由此便发展起一种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

  上个世纪50年代,一位德国的前共产党员魏特夫对这一历史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写了一本厚书。他将这种历史模式称为“治水社会”或“治水文明”。他说,浩大的治水工程需要大规模协作,需要纪律和从属关系,需要强有力的领袖,这成为集权制度的起源。

  这种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强调集体优先于个人,强调纪律和秩序,强调社会利益的总体保障,强调权力的集中。因此,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应对战争时,它能迅速有效地集中一切力量形成合力,显现出强大的优势和生命力。

  人类在团结起来应对生存危机之同时,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永不满足于现状。这是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

  人们希望有更便利快捷的交通,有更通畅的人际沟通和信息交流,希望有更清洁充足的食物和能源,有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渴望对人类自身、对大自然、对地球、对宇宙有更深的了解,希望有更多更伟大的文学、音乐、绘画等作品,以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自然界已经有的人们可以通过农业生产获得,但人们的很多要求是自然界没有的,于是人们便发展起工业人工制造。总之,人们需要更多的发现、发明、创作和创造。

  但是,所有这些创造性劳动从本质上说都是个体性的。越是重大的发明创造,特别是那些颠覆通说、把人类知识水平向前拓展一大步的科学研究,就越能体现其个体性和独创性,需要那些“聪明的大脑”不受约束的“异想天开”。所以人们说,“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在经历了古希腊苏格拉底、中世纪哥白尼的悲剧之后,人们认识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可贵,知道这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东西。于是,一种推崇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形态应运而生。

  这种推崇自由主义的社会形态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认为自由平等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它主张,只有个人充分自由地实现自身价值,最终才能够甚至是必然地实现公共利益。

  这种社会形态保护“胡思乱想”,提倡个人奋斗,鼓励竞争,使社会光怪陆离五味杂陈,在看似混乱中跃动着活力,在发明创造方面显现出其优势。

  人类抗疫两条路

  新年伊始瘟疫肆虐全球,数10亿人面临着生死考验。各国奋起抗疫。

  由于政治体制和尊奉的社会价值不同,抗瘟疫思路和道路选择也不同。

  崇尚集体主义的中国发挥制度优势,在强有力的中央指挥下迅速启动举国体制,封城断路,闭门禁足,用社会生活暂停的办法截断病毒的传播渠道。与此同时,在中央统一号令下,全国各地数万医务人员携带医疗器械奔赴疫情重灾区武汉,迅速修建方舱医院收治病人,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把生命损失降到了最低点,取得了抗疫战第一回合的胜利。

  以欧美为代表的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在瘟疫蔓延中,封城断路不可能,即使是号召人们戴口罩,也因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而遭到抗议,甚至还出了命案。正常的医疗体系无法应付剧增的患者潮,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的生命陨落。看样子,那些国家的政府在疫情面前已束手无策,开始放任自流。后来,英国政府不小心泄露了机密:原来他们采取了所谓“群体免疫”策略,相信只要被感染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病毒的传染力便会自然减弱直至消失。因此,政府在维护人们的“自由”价值之同时,也在维护人们被病毒感染的“自由”。这一秘密传出后曾遭到一阵群殴。

  其实,面对肆虐的病毒,从理论上说人类有三种对付办法:一是杀死它,二是躲开它,三是抑制它。

  杀死它虽好,但是人类办不到。研制灭杀特效药,喷洒消毒剂,用酒精洗手,只在极小的“点”上有效,对于“面”上的病毒无能为力。唯一的希望是,借助病毒不耐高温的弱点,待气温转暖让病毒自然隐退。

  躲开它,就是“惹不起躲得起”。这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想的办法。“躲”的实质是利用阻止其扩散拖延时间,等待研制出特效药和疫苗,或是等待气温转暖。

  抑制它,在特效药和疫苗问世之前,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群体免疫”法,放任自然传染,待全社会60%的人口染上病毒体内产生抗体,压制病毒的传染力。

  目前我国采取的办法就是“躲开它”。如果特效药或疫苗能在短期内问世,毫无疑问我们将是大获全胜。但特效药和疫苗不能在短期内研制出来,且新冠病毒对气温变化并不敏感,我们就难免有后顾之忧了。社会活动的暂停不能过久,否则国家和社会吃不消。一旦人流物流恢复,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病毒第2波、第3波的袭击。

  欧美国家在自由主义支配下不得不采取的“群体免疫”法,虽然在理论上可能有效,但实际上它是以牺牲老弱病残群体的生命为前提的,是事实上的马尔萨斯主义。这与他们所标榜的“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社会价值背道而驰,从而产生巨大的法律、道德、心理压力,引起全社会的动荡。

  我们不知道新冠病毒疫情是否真地有“拐点”,也不知道战胜它的“特效药”何时问世。

  但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看到,抗疫斗争的两种思路、两种选择正在相互借鉴,各自完善。为了阻止国家经济下滑以稳定社会,中国在继续加强个人防疫措施的同时,正在逐步地解封交通,鼓励工厂企业开工开业,使社会生活恢复正常。欧美国家为减少生命损失,也采取了封城禁足、佩戴口罩等措施。可以预期,两种抗瘟疫思路和选择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完全有可能趋向殊途同归。因为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崇尚的价值不同,但大目标是一致的,即:战胜瘟疫,让人类健康地活下去。

责任编辑:花满楼
张琏瑰:新冠病毒肆虐是对人类的考试

张琏瑰:新冠病毒肆虐是对人类的考试

2020-05-14 10:33:44
来源:作者赐稿 作者: 张琏瑰
可以预期,两种抗瘟疫思路和选择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完全有可能趋向殊途同归。因为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崇尚的价值不同,但大目标是一致的,即:战胜瘟疫,让人类健康地活下去。

   从理论上说,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虐,原本应该激发全人类的合作抗疫,但事实上却激化了各国之间原有的矛盾和对抗,这引起了人们对一些宏大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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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生存两件事

  中国东周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告子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食,色,性也。” 他的意思是说,有两件事对人来说是本能性的,即:一是吃饭活着;二是康乐繁衍。在这里他说的是个体人,其实推而广之,对于全人类整体来说这句话也是成立的。

  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一代又一代,含辛茹苦,忙忙碌碌,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这两件事:一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富足,更舒适,更快乐,也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二是为了使我们的后代更健康,更兴旺,更优秀,更强大,让我们这个种族更长久地生息繁衍下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应该说我们这两项要求和期望是起码性的,并不过分。然而极其吝啬的“上天”并不想让我们顺顺当当地遂愿。如同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经须经磨难一样,“他”老人家为我们预置了“九九八十一难”,让我们不经过生死拼搏休想修成正果。这是对人类的考试,也是对人类的培养和磨练。

  这“九九八十一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天灾。例如,天外陨石对地球的撞击,地球自身气候和地貌的沧桑变迁,火山喷发地震海啸,周期性的滔天洪水和赤地千里的干旱,狮虎熊豹食人大虫的尾随追击,病原小虫在人类体内的咀嚼吞噬,先天的残疾后天的损伤,瘟疫肆虐绝症流行等等。

  另一类是人祸。例如,贪婪无节制的资源消耗,对自身生存环境不计后果的破坏,道德沦丧无法无天的社会混乱,没有信仰和底线的相互伤害,毫无悲悯之心的幸灾乐祸助纣为虐,阶级之间的暴政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仇杀,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屠杀,制造核和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我毁灭,等等。

  上述每一项都可以使人类处于毁灭的边缘。

  人类生存太难了!

  人类探索两选择

  人类终究是人类。它不同于听天由命的野兽。

  人类要抗争。它会思考,它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命运。

  大约是在7000年以前,在凶猛的大型食肉动物面前,人类是弱势群体。他们被老虎狮子追得满山乱跑,哇哇乱叫。后来人们发现,只要组成团伙,拿起木棒,把食人野兽围起来而攻之,不仅可以避免被食,反而可以毙而食之。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是人类智慧的飞跃。它导致了主客易位:此前人类是野兽的食物,此后野兽成了人类的食物。

  人类知道了团结和组织的力量。

  人类文明最初都是在水草丰茂的大河两岸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人们在享受大地丰饶的恩赐之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大河周期性泛滥的洗劫,造成巨大的悲剧。于是,人们产生了治水抗争的决心。根据业已获得的经验和智慧,人们组织起来疏浚河道,修堤筑坝。由于工程浩大,需要事先谋划,需要指挥众人分工合作,需要一定规模的组织系统和纪律,需要由最聪明、最有经验、最有能力和威望的人充当领袖。久而久之,由此便发展起一种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

  上个世纪50年代,一位德国的前共产党员魏特夫对这一历史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写了一本厚书。他将这种历史模式称为“治水社会”或“治水文明”。他说,浩大的治水工程需要大规模协作,需要纪律和从属关系,需要强有力的领袖,这成为集权制度的起源。

  这种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强调集体优先于个人,强调纪律和秩序,强调社会利益的总体保障,强调权力的集中。因此,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应对战争时,它能迅速有效地集中一切力量形成合力,显现出强大的优势和生命力。

  人类在团结起来应对生存危机之同时,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永不满足于现状。这是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

  人们希望有更便利快捷的交通,有更通畅的人际沟通和信息交流,希望有更清洁充足的食物和能源,有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渴望对人类自身、对大自然、对地球、对宇宙有更深的了解,希望有更多更伟大的文学、音乐、绘画等作品,以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自然界已经有的人们可以通过农业生产获得,但人们的很多要求是自然界没有的,于是人们便发展起工业人工制造。总之,人们需要更多的发现、发明、创作和创造。

  但是,所有这些创造性劳动从本质上说都是个体性的。越是重大的发明创造,特别是那些颠覆通说、把人类知识水平向前拓展一大步的科学研究,就越能体现其个体性和独创性,需要那些“聪明的大脑”不受约束的“异想天开”。所以人们说,“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在经历了古希腊苏格拉底、中世纪哥白尼的悲剧之后,人们认识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可贵,知道这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东西。于是,一种推崇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形态应运而生。

  这种推崇自由主义的社会形态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认为自由平等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它主张,只有个人充分自由地实现自身价值,最终才能够甚至是必然地实现公共利益。

  这种社会形态保护“胡思乱想”,提倡个人奋斗,鼓励竞争,使社会光怪陆离五味杂陈,在看似混乱中跃动着活力,在发明创造方面显现出其优势。

  人类抗疫两条路

  新年伊始瘟疫肆虐全球,数10亿人面临着生死考验。各国奋起抗疫。

  由于政治体制和尊奉的社会价值不同,抗瘟疫思路和道路选择也不同。

  崇尚集体主义的中国发挥制度优势,在强有力的中央指挥下迅速启动举国体制,封城断路,闭门禁足,用社会生活暂停的办法截断病毒的传播渠道。与此同时,在中央统一号令下,全国各地数万医务人员携带医疗器械奔赴疫情重灾区武汉,迅速修建方舱医院收治病人,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把生命损失降到了最低点,取得了抗疫战第一回合的胜利。

  以欧美为代表的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在瘟疫蔓延中,封城断路不可能,即使是号召人们戴口罩,也因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而遭到抗议,甚至还出了命案。正常的医疗体系无法应付剧增的患者潮,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的生命陨落。看样子,那些国家的政府在疫情面前已束手无策,开始放任自流。后来,英国政府不小心泄露了机密:原来他们采取了所谓“群体免疫”策略,相信只要被感染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病毒的传染力便会自然减弱直至消失。因此,政府在维护人们的“自由”价值之同时,也在维护人们被病毒感染的“自由”。这一秘密传出后曾遭到一阵群殴。

  其实,面对肆虐的病毒,从理论上说人类有三种对付办法:一是杀死它,二是躲开它,三是抑制它。

  杀死它虽好,但是人类办不到。研制灭杀特效药,喷洒消毒剂,用酒精洗手,只在极小的“点”上有效,对于“面”上的病毒无能为力。唯一的希望是,借助病毒不耐高温的弱点,待气温转暖让病毒自然隐退。

  躲开它,就是“惹不起躲得起”。这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想的办法。“躲”的实质是利用阻止其扩散拖延时间,等待研制出特效药和疫苗,或是等待气温转暖。

  抑制它,在特效药和疫苗问世之前,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群体免疫”法,放任自然传染,待全社会60%的人口染上病毒体内产生抗体,压制病毒的传染力。

  目前我国采取的办法就是“躲开它”。如果特效药或疫苗能在短期内问世,毫无疑问我们将是大获全胜。但特效药和疫苗不能在短期内研制出来,且新冠病毒对气温变化并不敏感,我们就难免有后顾之忧了。社会活动的暂停不能过久,否则国家和社会吃不消。一旦人流物流恢复,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病毒第2波、第3波的袭击。

  欧美国家在自由主义支配下不得不采取的“群体免疫”法,虽然在理论上可能有效,但实际上它是以牺牲老弱病残群体的生命为前提的,是事实上的马尔萨斯主义。这与他们所标榜的“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社会价值背道而驰,从而产生巨大的法律、道德、心理压力,引起全社会的动荡。

  我们不知道新冠病毒疫情是否真地有“拐点”,也不知道战胜它的“特效药”何时问世。

  但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看到,抗疫斗争的两种思路、两种选择正在相互借鉴,各自完善。为了阻止国家经济下滑以稳定社会,中国在继续加强个人防疫措施的同时,正在逐步地解封交通,鼓励工厂企业开工开业,使社会生活恢复正常。欧美国家为减少生命损失,也采取了封城禁足、佩戴口罩等措施。可以预期,两种抗瘟疫思路和选择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完全有可能趋向殊途同归。因为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崇尚的价值不同,但大目标是一致的,即:战胜瘟疫,让人类健康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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