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托瓦尔：伊朗政权会如何崩解，首先是精英层分裂

　　在过去几周里，伊朗政权面临着惊人的挑战——同时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团结。数十万伊朗人走上街头抗议伊斯兰共和国，这已成为该国47年历史上国家面临的最重大内部挑战。但精英阶层尚未出现分裂。伊朗的改革派和强硬派领导人非但没有就如何处理示威争吵，反而共同合作镇压示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政权精英对安全部队杀害数千无辜平民表示异议。事实上，来自政治光谱各方的代表人物都公开(并且虚假地)将暴力归咎于外国渗透者。

　　但在幕后，情况无疑更加紧张。除非他们只看国家电视台并相信自己的虚假叙事，否则伊朗官员们明白国内体制正面临生存危机。他们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威胁攻击德黑兰并推翻政府。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可能清楚，驱动抗议的因素——包括经济危机和数十年的腐败——是这个顽固、反动的领导层无法解决的。因此，那些想自保的伊朗官员有动机推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

　　如果伊朗精英真的对哈梅内伊采取行动，他们很可能会迅速行动。对外界不会有任何政变即将来临的迹象。如果他们成功，结果可能多种多样。伊朗体制在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存在鲜明分歧，因此下一届政府的性质将取决于哪一代人最终掌权。如果老派主导成功的政变，伊朗下一个政权很可能在国内保持神权统治，但在国外变得不那么雄心勃勃。如果年轻官员接管，伊朗很可能在国内变得宗教色彩更淡，但在国际上仍保持强势。

　　无论哪一派，都不太可能带来民主。毕竟，任何一派推翻哈梅内伊的目的都是为了保住自身影响力。对最高领袖的内部行动仍将显示伊斯兰共和国的进一步侵蚀。但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伊朗的民主与自由需要外部支持，或者需要统治体系内的一些派系在部分武装力量的支持下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否则，德黑兰的任何政治变革都更可能是为了保留现状的某些方面。

　　逐渐腐朽

　　几十年来，预测伊斯兰共和国终结一直被视为愚蠢之举。该政权经历了各种危机——战争、大规模抗议、高通胀——却从未崩溃。其神权体制逐渐孤立了国家，摧毁了经济，并使人民遭受严苛的社会限制。但它保留了强大的安全机构，因此能够一再平息甚至广泛的异议。

　　迄今为止，伊朗仍能利用军队和警察压制最近这一轮示威。但这些抗议无论如何都削弱了统治体系。这次民众起义的规模、活力和多样性——加上镇压造成的巨大代价——进一步摧毁了伊斯兰共和国可能希望在人民中保留的任何合法性主张。该政权现在不仅失去了年轻人的支持，也失去了传统保守城市和地区的支持。它疏远了其最重要的支持群体之一——小商人阶层(bazaaris)。而且与不久前的其他抗议不同，这次抗议发生在伊朗虚弱的时候。该国曾经引以为傲的地区盟友网络已被严重削弱，经济饱受慢性短缺和持续通胀之苦。与此同时，政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做出恢复国家安全或改善经济的艰难决定。

　　变革终将降临伊朗;问题在于会是什么样的变革。最明显的过渡，也是符合参与抗议群众愿望的过渡，将是一场民众革命，拆除伊斯兰共和国的神权体制，清除其腐败精英，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然而，要让民众革命成功，政权某些部分必须倒戈支持人民，赞成摧毁伊斯兰共和国。而目前，维护现状的力量仍保持团结。

　　另一种支持民众革命的方式是世界施加外部压力。当人民走上街头时，美国及其盟友可以杀死或抓捕伊朗核心领导层，摧毁政权的大部分镇压基础设施，然后扶植一个看守政府。这种情景是唯一能在精英拒绝自行变革的情况下推翻政权的方式。但尽管特朗普政府可能最终决定走这条路，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行动很可能需要美国军队的大量投入，因此没有人应该指望它一定会发生。而且即使成功推翻旧政权，这种行动也有风险无法产生一个稳定的新政府，并可能导致该国长期冲突——特别是如果伊朗安全部队的部分力量仍保持武装并忠于伊斯兰革命。

　　因此，至少在短期内，政变可能是伊朗现行体制最可能垮台的方式。伊朗官员似乎有无穷无尽的镇压人民能力，但即使是他们也无法逃避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政权已跌至低谷，哈梅内伊及其主要顾问缺乏果断和远见，无法指引前进道路。政权岌岌可危，但现任领导人无力修复。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威权国家中的精英开始考虑通过推翻领导人来自救。

　　目前，没有任何外部迹象显示政权官员会试图推翻哈梅内伊。有传言称某些改革派精英已被拘留，但尚未得到证实。即使形势恶化、政权掌控更加岌岌可危，一些精英也会选择保住已有财富——将资金转移到国外银行账户，将大家族成员送到国外度假屋。但其他更有野心的内部人士可能开始密谋反对上级。

　　这种密谋从外部看来不太可能被察觉。政权极度偏执，不断追查并不存在的精英阴谋。但如果真有一个实际的、协调的、有成功可能的努力，它很可能毫无预警地到来，而且迅猛异常。换句话说，统治机构将逐渐崩溃，然后突然崩塌。

　　分裂的纽带

　　如果伊朗发生政变，最可能由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执行，这是伊朗军队中最强大的分支，也是国内最强势的势力。这样做带有讽刺意味，因为革命卫队是神权体制的主要守护者，从哈梅内伊执政中获益最多。但如果哈梅内伊通过民众起义或外国干预被推翻，该卫队也将损失最大。因此，如果革命卫队指挥官认定最高领袖的权力正在流失，或已成为缓解政权压力的障碍，他们可能选择主导政治变革，以保住自己崇高的地位。

　　革命卫队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因此政变后的情况取决于谁领导它。如果情报部门(主要负责内部安全)的官员掌权，国家可能转向内向，变得更加压制和偏执。如果政变源于圣城军(主要负责对外行动)，伊朗的外部利益将被优先考虑。

　　但革命卫队最重要的断层不是组织上的，而是代际的：机构在上层指挥官与年轻的中层军官之间存在分歧。前者大多是最高领袖任命的，通过对哈梅内伊的忠诚和意识形态正统性获得职位。他们在1979年革命后不久起步，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前线结下情谊。他们属于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代人，仍忠于其创始原则，包括伊斯兰社会法令和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他们从内部人地位中获益匪浅，通过普遍腐败致富。他们的家人过着舒适生活，往往在国外，他们在体制内享有巨大影响力。

　　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在2003年后伊朗崛起为地区强国期间开始职业生涯。他们是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冲突的老兵，这些经历让他们尝到伊朗力量所能取得的成就。虽然他们并非世俗派，但对社会问题持更务实态度，因此对定义伊斯兰体制的社会限制不那么执着。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更鹰派，更致力于恢复伊朗力量，更不犹豫在地区使用军事力量。但他们尚未有机会通过有油水的指挥职位获利，因此从体制腐败中获得的物质利益远不如上级。

　　如果革命卫队政变由其精英核心圈主导，新政府可能愿意在核计划和导弹计划(两者已严重受损)上妥协，以换取西方国家的制裁缓解。此举可能安抚最关心经济的小商人阶层，以及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国际行为体。它也可能削弱抗议势头，使其更容易被镇压。但这个老派不会结束伊斯兰统治，也不会解决导致伊朗经济动荡的腐败根源。这样的政变领导者纯粹出于自利行事。他们的目标是保住自己在体制中的地位，并争取时间。

　　相比之下，革命卫队的中层军官发动政变主要出于野心。如果他们袖手旁观，而伊斯兰共和国最终崩溃，他们既未从腐败中暴富，也未有机会领导国家。他们的职业生涯将被截断。在民粹接管下，他们的前景黯淡。政变为他们提供了掌控伊斯兰体制并重塑它的机会。

　　革命卫队的年轻一代确实在现行体制中有利益;他们也从职位中获得经济和政治好处。但他们有更多理由对最高领袖及其体制感到失望，后者做出了可怕的决定，毁掉了卫队辛苦赢得的地区胜利。如果他们领导政变，对政权的改变可能更彻底。这些领导人也更可能愿意放弃伊斯兰体制的一些神圣象征——首先是最高领袖的角色，还有那些激怒伊朗青年反对政权的社交法律。他们反而会更注重伊朗民族主义和军事力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伊朗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作为在伊朗崛起时期成长的一代，他们可能比上级更致力于将德黑兰变成一个令人敬畏和尊重的强国。不过，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可能偏离哈梅内伊偏好的狭隘反西方抵抗概念。他们可能继续敌视以色列，保持对地区政策的关注，但对美国更务实，不太倾向于支撑德黑兰那些摇摇欲坠的代理人。超越执着于支持恐怖组织的对外政策，将有助于通过更常规手段扩展伊朗军事力量。

　　新老板

　　无论哪一派主导，政变都不太可能将伊朗变成人民所寻求的民主。事实上，防止民主正是政变的目的。政变首先是为了保留现有体制的某些元素，并更好地将其与内部和外部压力隔离开来，而不是从根本上重构政权。

　　但体制精英的分裂将是伊斯兰共和国解体的又一步。哈梅内伊的领导显然辜负了伊朗人民，使政权深陷危机，而持续冲突、制裁和社会动荡的累积压力无疑在幕后制造了摩擦。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现政权内部的破裂至少会进一步削弱神权的基础。这将是内部人士承认该体制已病入膏肓、无法通过宪法程序自我治愈的标志。

　　这也将表明，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压力确实已一点一点地侵蚀了它。最重要的是，它将开启一个变革时代——与其说是保存伊斯兰共和国，不如说是其衰亡的开始。

　　作者简介：阿夫尚·奥斯托瓦尔(Afshon Ostovar)是海军研究生院副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著有《野心之战：美国、伊朗与中东争夺》。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在过去几周里，伊朗政权面临着惊人的挑战——同时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团结。数十万伊朗人走上街头抗议伊斯兰共和国，这已成为该国47年历史上国家面临的最重大内部挑战。但精英阶层尚未出现分裂。伊朗的改革派和强硬派领导人非但没有就如何处理示威争吵，反而共同合作镇压示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政权精英对安全部队杀害数千无辜平民表示异议。事实上，来自政治光谱各方的代表人物都公开(并且虚假地)将暴力归咎于外国渗透者。

　　但在幕后，情况无疑更加紧张。除非他们只看国家电视台并相信自己的虚假叙事，否则伊朗官员们明白国内体制正面临生存危机。他们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威胁攻击德黑兰并推翻政府。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可能清楚，驱动抗议的因素——包括经济危机和数十年的腐败——是这个顽固、反动的领导层无法解决的。因此，那些想自保的伊朗官员有动机推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

　　如果伊朗精英真的对哈梅内伊采取行动，他们很可能会迅速行动。对外界不会有任何政变即将来临的迹象。如果他们成功，结果可能多种多样。伊朗体制在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存在鲜明分歧，因此下一届政府的性质将取决于哪一代人最终掌权。如果老派主导成功的政变，伊朗下一个政权很可能在国内保持神权统治，但在国外变得不那么雄心勃勃。如果年轻官员接管，伊朗很可能在国内变得宗教色彩更淡，但在国际上仍保持强势。

　　无论哪一派，都不太可能带来民主。毕竟，任何一派推翻哈梅内伊的目的都是为了保住自身影响力。对最高领袖的内部行动仍将显示伊斯兰共和国的进一步侵蚀。但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伊朗的民主与自由需要外部支持，或者需要统治体系内的一些派系在部分武装力量的支持下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否则，德黑兰的任何政治变革都更可能是为了保留现状的某些方面。

　　逐渐腐朽

　　几十年来，预测伊斯兰共和国终结一直被视为愚蠢之举。该政权经历了各种危机——战争、大规模抗议、高通胀——却从未崩溃。其神权体制逐渐孤立了国家，摧毁了经济，并使人民遭受严苛的社会限制。但它保留了强大的安全机构，因此能够一再平息甚至广泛的异议。

　　迄今为止，伊朗仍能利用军队和警察压制最近这一轮示威。但这些抗议无论如何都削弱了统治体系。这次民众起义的规模、活力和多样性——加上镇压造成的巨大代价——进一步摧毁了伊斯兰共和国可能希望在人民中保留的任何合法性主张。该政权现在不仅失去了年轻人的支持，也失去了传统保守城市和地区的支持。它疏远了其最重要的支持群体之一——小商人阶层(bazaaris)。而且与不久前的其他抗议不同，这次抗议发生在伊朗虚弱的时候。该国曾经引以为傲的地区盟友网络已被严重削弱，经济饱受慢性短缺和持续通胀之苦。与此同时，政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做出恢复国家安全或改善经济的艰难决定。

　　变革终将降临伊朗;问题在于会是什么样的变革。最明显的过渡，也是符合参与抗议群众愿望的过渡，将是一场民众革命，拆除伊斯兰共和国的神权体制，清除其腐败精英，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然而，要让民众革命成功，政权某些部分必须倒戈支持人民，赞成摧毁伊斯兰共和国。而目前，维护现状的力量仍保持团结。

　　另一种支持民众革命的方式是世界施加外部压力。当人民走上街头时，美国及其盟友可以杀死或抓捕伊朗核心领导层，摧毁政权的大部分镇压基础设施，然后扶植一个看守政府。这种情景是唯一能在精英拒绝自行变革的情况下推翻政权的方式。但尽管特朗普政府可能最终决定走这条路，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行动很可能需要美国军队的大量投入，因此没有人应该指望它一定会发生。而且即使成功推翻旧政权，这种行动也有风险无法产生一个稳定的新政府，并可能导致该国长期冲突——特别是如果伊朗安全部队的部分力量仍保持武装并忠于伊斯兰革命。

　　因此，至少在短期内，政变可能是伊朗现行体制最可能垮台的方式。伊朗官员似乎有无穷无尽的镇压人民能力，但即使是他们也无法逃避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政权已跌至低谷，哈梅内伊及其主要顾问缺乏果断和远见，无法指引前进道路。政权岌岌可危，但现任领导人无力修复。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威权国家中的精英开始考虑通过推翻领导人来自救。

　　目前，没有任何外部迹象显示政权官员会试图推翻哈梅内伊。有传言称某些改革派精英已被拘留，但尚未得到证实。即使形势恶化、政权掌控更加岌岌可危，一些精英也会选择保住已有财富——将资金转移到国外银行账户，将大家族成员送到国外度假屋。但其他更有野心的内部人士可能开始密谋反对上级。

　　这种密谋从外部看来不太可能被察觉。政权极度偏执，不断追查并不存在的精英阴谋。但如果真有一个实际的、协调的、有成功可能的努力，它很可能毫无预警地到来，而且迅猛异常。换句话说，统治机构将逐渐崩溃，然后突然崩塌。

　　分裂的纽带

　　如果伊朗发生政变，最可能由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执行，这是伊朗军队中最强大的分支，也是国内最强势的势力。这样做带有讽刺意味，因为革命卫队是神权体制的主要守护者，从哈梅内伊执政中获益最多。但如果哈梅内伊通过民众起义或外国干预被推翻，该卫队也将损失最大。因此，如果革命卫队指挥官认定最高领袖的权力正在流失，或已成为缓解政权压力的障碍，他们可能选择主导政治变革，以保住自己崇高的地位。

　　革命卫队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因此政变后的情况取决于谁领导它。如果情报部门(主要负责内部安全)的官员掌权，国家可能转向内向，变得更加压制和偏执。如果政变源于圣城军(主要负责对外行动)，伊朗的外部利益将被优先考虑。

　　但革命卫队最重要的断层不是组织上的，而是代际的：机构在上层指挥官与年轻的中层军官之间存在分歧。前者大多是最高领袖任命的，通过对哈梅内伊的忠诚和意识形态正统性获得职位。他们在1979年革命后不久起步，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前线结下情谊。他们属于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代人，仍忠于其创始原则，包括伊斯兰社会法令和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他们从内部人地位中获益匪浅，通过普遍腐败致富。他们的家人过着舒适生活，往往在国外，他们在体制内享有巨大影响力。

　　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在2003年后伊朗崛起为地区强国期间开始职业生涯。他们是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冲突的老兵，这些经历让他们尝到伊朗力量所能取得的成就。虽然他们并非世俗派，但对社会问题持更务实态度，因此对定义伊斯兰体制的社会限制不那么执着。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更鹰派，更致力于恢复伊朗力量，更不犹豫在地区使用军事力量。但他们尚未有机会通过有油水的指挥职位获利，因此从体制腐败中获得的物质利益远不如上级。

　　如果革命卫队政变由其精英核心圈主导，新政府可能愿意在核计划和导弹计划(两者已严重受损)上妥协，以换取西方国家的制裁缓解。此举可能安抚最关心经济的小商人阶层，以及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国际行为体。它也可能削弱抗议势头，使其更容易被镇压。但这个老派不会结束伊斯兰统治，也不会解决导致伊朗经济动荡的腐败根源。这样的政变领导者纯粹出于自利行事。他们的目标是保住自己在体制中的地位，并争取时间。

　　相比之下，革命卫队的中层军官发动政变主要出于野心。如果他们袖手旁观，而伊斯兰共和国最终崩溃，他们既未从腐败中暴富，也未有机会领导国家。他们的职业生涯将被截断。在民粹接管下，他们的前景黯淡。政变为他们提供了掌控伊斯兰体制并重塑它的机会。

　　革命卫队的年轻一代确实在现行体制中有利益;他们也从职位中获得经济和政治好处。但他们有更多理由对最高领袖及其体制感到失望，后者做出了可怕的决定，毁掉了卫队辛苦赢得的地区胜利。如果他们领导政变，对政权的改变可能更彻底。这些领导人也更可能愿意放弃伊斯兰体制的一些神圣象征——首先是最高领袖的角色，还有那些激怒伊朗青年反对政权的社交法律。他们反而会更注重伊朗民族主义和军事力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伊朗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作为在伊朗崛起时期成长的一代，他们可能比上级更致力于将德黑兰变成一个令人敬畏和尊重的强国。不过，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可能偏离哈梅内伊偏好的狭隘反西方抵抗概念。他们可能继续敌视以色列，保持对地区政策的关注，但对美国更务实，不太倾向于支撑德黑兰那些摇摇欲坠的代理人。超越执着于支持恐怖组织的对外政策，将有助于通过更常规手段扩展伊朗军事力量。

　　新老板

　　无论哪一派主导，政变都不太可能将伊朗变成人民所寻求的民主。事实上，防止民主正是政变的目的。政变首先是为了保留现有体制的某些元素，并更好地将其与内部和外部压力隔离开来，而不是从根本上重构政权。

　　但体制精英的分裂将是伊斯兰共和国解体的又一步。哈梅内伊的领导显然辜负了伊朗人民，使政权深陷危机，而持续冲突、制裁和社会动荡的累积压力无疑在幕后制造了摩擦。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现政权内部的破裂至少会进一步削弱神权的基础。这将是内部人士承认该体制已病入膏肓、无法通过宪法程序自我治愈的标志。

　　这也将表明，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压力确实已一点一点地侵蚀了它。最重要的是，它将开启一个变革时代——与其说是保存伊斯兰共和国，不如说是其衰亡的开始。

　　作者简介：阿夫尚·奥斯托瓦尔(Afshon Ostovar)是海军研究生院副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著有《野心之战：美国、伊朗与中东争夺》。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