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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再次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抗议其专制的神权政权。政权的回应一如既往:切断全国互联网接入,对民众施以暴力,并将责任推卸给外国势力。随着镇压加剧,抗议活动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总部位于挪威的非政府组织“伊朗人权”估计,自去年12月底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0名示威者丧生。
或许是受到近期委内瑞拉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推翻事件的鼓舞,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放话,如果德黑兰继续镇压抗议活动,美国将发动军事打击。1月6日,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抗议者继续遭到杀害,美国“也将开火”。鉴于德黑兰装备精良的军队和民兵曾在以往示威中残酷镇压民众,防止更大规模的屠杀确实刻不容缓。此外,在去年6月持续12天的战争之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该政权显然无力解决引发民众上街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抗议活动已从德黑兰蔓延至全国各地,这表明伊朗民众普遍对现任领导层失去信心,不相信他们还能带领国家走上正轨。
所有这些因素无疑加剧了特朗普政府对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政权发动致命一击——或者至少发出警告,试图迫使其进行政权更迭谈判——的冲动。然而,特朗普的军事攻击对这场抗议运动的损害将远远超过对政权本身的伤害,甚至可能毁掉这场原本已势头强劲的变革运动。

2026年1月,伊朗民众在德黑兰举行抗议活动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次抗议活动的诉求比伊朗近年来的其他民众起义更为广泛。2009年总统选举舞弊引发大规模示威;2019年汽油价格一夜飙升引发全国抗议;2022年的“妇女、生命、自由”运动则聚焦于神权政权对违反行为和着装规范的严酷惩罚。然而,尽管伊朗里亚尔暴跌——12月底贬值50%——是12月28日持续抗议活动的直接导火索,但货币贬值只是反映了伊朗整体经济的灾难性状况:对大多数伊朗人而言,这个国家已变得难以生存。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自2025年1月以来,伊朗食品价格总体上涨了72%。一位伊朗政府发言人警告,未来几周食品价格可能还将上涨20%至30%。
多年来,德黑兰一直对大米和食用油等必需品实施价格管制和补贴。但随着货币贬值导致政权经济储备锐减,政府被迫转向自由市场定价。然而,由于伊朗经济长期受创,很少有民众能够负担这些价格。2025年1月至12月,通货膨胀率飙升超过48%,住房成本上涨近37%。据伊朗官方统计中心数据,如今普通伊朗人需要在主要城市攒够100年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普通公寓。
与此同时,基础设施老化、设备陈旧严重阻碍了伊朗的工业扩张。该国经济80%的出口和30%的国民收入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即使美国解除制裁,这种依赖也难以改变。由于客户无力支付订单,国内制造业基本陷入停滞。罢工和停工事件日益频繁。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2023年的5.3%下降至2025年的0.6%。正规经济停滞不前,影子经济却蓬勃发展,但由于司法腐败,走私商品和人口贩运的收益不成比例地流入了精英阶层。
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和专业人士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官方公布的总体失业率为9.2%,青年失业率约为23%。但这些数字很可能低估了实际情况。伊朗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据世界银行统计,超过61%的男性和女性拥有大学学位——却很少有人能凭借所学获得经济回报或职业保障。
民众对神权政权肆意掠夺自然资源的行为极为不满,这种行为加速了环境恶化。为伊斯法罕和设拉子供水的主要河流如今经常干涸,德黑兰也面临严重缺水危机。2025年11月,政府提出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拟将首都迁至波斯湾东南沿岸。与此同时,污染使城市空气变得有毒,极端高温使部分地区——特别是南部和西南部油气田周边——变得不适宜居住。人口向北部迁移导致石油行业劳动力短缺,气温上升也限制了农民的畜牧和收割能力。伊朗政府无力应对气候变化,部分原因在于负责实施治理项目的官员存在腐败。
伊朗所谓“抵抗轴心”的瓦解,以及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各种军事羞辱,并非此次抗议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尽管民众普遍对政权减少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支持代理人的开支感到欣慰,但普通人尚未从中看到任何实际好处。
摇摇欲坠的政权
与伊朗历史上其他成功的国内起义——如1905-1906年的立宪革命和1978-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一样,近期示威也团结了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和职业的男女民众:商人、公私部门雇员、学生、神学院学生、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温和派什叶派神职人员。尽管最初是由面临破产的商人发起示威,但大学生和失业青年很快在全国各地响应。政府通过官方媒体批评示威者,无意中助长了抗议向较小村庄蔓延;这些报道促使原本与世隔绝的民众也表达不满。如今,这场起义已形成自我维持的态势。
伊朗政府试图通过宣布将大部分民众每月领取的信贷补贴提高300%以上来安抚民怨。但事实上,伊朗央行根本没有足够资金兑现这一承诺。如果强行发放补贴,很可能引发里亚尔进一步贬值。伊朗的国内问题只有在经济融入地区和全球体系后才能得到解决。正因如此,德黑兰才与利雅得方面进行了一些缓和,并表示愿意与华盛顿及欧洲各国政府谈判。
但哈梅内伊如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清楚,开放市场和社会以解决经济问题,也会加速其统治的终结。因此,他和一些强硬派领导人开始指责所谓的外部煽动者。官方媒体宣称,这些抗议是“人为制造的混乱”,源头是以色列、华盛顿甚至英国的情报机构。
伊朗领导层在如何应对危机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民众深知,哈梅内伊无力阻止、更遑论扭转这些迅速升级的国家危机。去年12月,伊朗议会否决了行政部门提交的2026年预算案,并向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表示,该预算根本不足以应对国家面临的诸多问题。政权急于任命新的央行行长,但这一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它需要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稳定汇率并遏制影子经济。佩泽什基安和其他高级官员束手无策,只能指示地方当局自行应对危机。
佩泽什基安本人多次公开承认失败。去年12月,他对政府官员坦言:“政府陷入了困境,真的非常糟糕……灾难接踵而至……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他还对一群大学生说:“如果有人能做点什么,那就去做吧。我什么都做不了,别怪我。”反政府示威迫使德黑兰向反对派领导人寻求对话。12月30日,政府发言人史无前例地承认:“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也理解了抗议的原因。”这些迹象表明,德黑兰政权已意识到自身岌岌可危。
回旋镖效应
抗议活动能否带来真正改变仍未可知。阻碍运动的一大难题在于,抗议者尚未团结在一位公众领袖周围。相比之下,伊斯兰革命期间,极具魅力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领导了反对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起义,为运动提供了凝聚全国力量的领袖。
支持抗议的伊朗各异见团体——他们有可能领导后哈梅内伊时代——也缺乏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策略。被废黜的沙阿之子、前王储礼萨·巴列维在拥有悠久帝国历史的伊朗仍拥有象征性支持。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寻求他的帮助,以稳定后神权时代;巴列维甚至已制定恢复君主制的行政计划。但由于流亡近50年,他及其顾问在伊朗国内的组织能力极为有限。而且,伊朗人可能不愿冒风险重回旧式专制,尤其是受制于曾支持沙阿的美国的君主制。
与此同时,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一个常受华盛顿青睐的反对派联盟)与人民圣战者组织(MEK)关系密切。MEK在国内拥有一定组织能力,但因其在两伊战争期间支持伊拉克以及马克思主义倾向,遭到许多伊朗人反感。2009至2010年“绿色运动”领导人曾几乎推翻哈梅内伊政府,如今他们年事已高,仍被软禁。若获释,他们或许能在伊朗向更世俗化、更具代表性的政府过渡中发挥作用。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和哈桑·鲁哈尼也同样可发挥作用,他们分别在1997至2005年和2013至2021年任期内尝试过改革。
然而,有一件事或许能暂时团结全国,但方式却是错误的:那就是外国军事袭击。伊朗领导人深知,美国或以色列的空袭会转移民众注意力,使他们不再聚焦抗议。去年6月,反政府抗议正愈演愈烈,但随后爆发的12天战争让民众被迫躲避轰炸,为德黑兰争取了六个月喘息时间,暂时平息民怨。特朗普的威胁并未使伊朗政权收敛镇压,反而在最近几天,革命卫队指挥官甚至谈到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以诱使美以报复。上周日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连相对温和的佩泽什基安言辞也变得强硬:他抨击抗议者为“暴徒”和“恐怖分子”,与哈梅内伊如出一辙。
伊朗公民完全有能力凭借自身力量推翻神权统治
伊朗现政权何时以及如何垮台尚不明朗。86岁的哈梅内伊可能一直把持权力,直至丧失能力或去世。为了维护革命卫队的经济利益,中层领导人可能介入实施军事统治。抗议者也可能压倒地方和国家安全部队,迫使亲政权宗教领袖和政客逃离。但无论对现政权持何看法,伊朗民众都不希望看到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他们已目睹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2026年伊始,他们又看到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却毫无政治继承或稳定计划。他们也不希望特朗普政府掠夺伊朗石油产业。
伊朗无需从零开始建立政府。它已拥有行政和立法部门、民选总统以及任命法官的机制——尽管这些机构的独立性因受神权政治制约而受限。更重要的是,伊朗在1905-1906年立宪革命中拥有公民推动政治变革的宝贵经验。那次民主突破带来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民选议会、多党制、新闻自由以及所有社会群体的公民参与。伊朗人完全可以在21世纪重现这些成就。
显而易见,哈梅内伊政权的末日已近,至少以目前形式而言如此。即使诉诸暴力,这位阿亚图拉及其同伙也难以将抗议者赶离街头。导弹根本无济于事。伊朗公民完全有能力凭借自身力量推翻神权统治。
作者简介:贾姆希德·K·乔克西是印第安纳大学汉密尔顿·卢格全球与国际研究学院伊朗和中亚欧亚研究杰出教授,同时担任该校内亚和乌拉尔国家资源中心主任。卡罗尔·E·B·乔克西是印第安纳大学卢迪信息学、计算和工程学院战略情报高级讲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再次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抗议其专制的神权政权。政权的回应一如既往:切断全国互联网接入,对民众施以暴力,并将责任推卸给外国势力。随着镇压加剧,抗议活动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总部位于挪威的非政府组织“伊朗人权”估计,自去年12月底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0名示威者丧生。
或许是受到近期委内瑞拉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推翻事件的鼓舞,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放话,如果德黑兰继续镇压抗议活动,美国将发动军事打击。1月6日,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抗议者继续遭到杀害,美国“也将开火”。鉴于德黑兰装备精良的军队和民兵曾在以往示威中残酷镇压民众,防止更大规模的屠杀确实刻不容缓。此外,在去年6月持续12天的战争之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该政权显然无力解决引发民众上街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抗议活动已从德黑兰蔓延至全国各地,这表明伊朗民众普遍对现任领导层失去信心,不相信他们还能带领国家走上正轨。
所有这些因素无疑加剧了特朗普政府对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政权发动致命一击——或者至少发出警告,试图迫使其进行政权更迭谈判——的冲动。然而,特朗普的军事攻击对这场抗议运动的损害将远远超过对政权本身的伤害,甚至可能毁掉这场原本已势头强劲的变革运动。

2026年1月,伊朗民众在德黑兰举行抗议活动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次抗议活动的诉求比伊朗近年来的其他民众起义更为广泛。2009年总统选举舞弊引发大规模示威;2019年汽油价格一夜飙升引发全国抗议;2022年的“妇女、生命、自由”运动则聚焦于神权政权对违反行为和着装规范的严酷惩罚。然而,尽管伊朗里亚尔暴跌——12月底贬值50%——是12月28日持续抗议活动的直接导火索,但货币贬值只是反映了伊朗整体经济的灾难性状况:对大多数伊朗人而言,这个国家已变得难以生存。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自2025年1月以来,伊朗食品价格总体上涨了72%。一位伊朗政府发言人警告,未来几周食品价格可能还将上涨20%至30%。
多年来,德黑兰一直对大米和食用油等必需品实施价格管制和补贴。但随着货币贬值导致政权经济储备锐减,政府被迫转向自由市场定价。然而,由于伊朗经济长期受创,很少有民众能够负担这些价格。2025年1月至12月,通货膨胀率飙升超过48%,住房成本上涨近37%。据伊朗官方统计中心数据,如今普通伊朗人需要在主要城市攒够100年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普通公寓。
与此同时,基础设施老化、设备陈旧严重阻碍了伊朗的工业扩张。该国经济80%的出口和30%的国民收入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即使美国解除制裁,这种依赖也难以改变。由于客户无力支付订单,国内制造业基本陷入停滞。罢工和停工事件日益频繁。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2023年的5.3%下降至2025年的0.6%。正规经济停滞不前,影子经济却蓬勃发展,但由于司法腐败,走私商品和人口贩运的收益不成比例地流入了精英阶层。
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和专业人士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官方公布的总体失业率为9.2%,青年失业率约为23%。但这些数字很可能低估了实际情况。伊朗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据世界银行统计,超过61%的男性和女性拥有大学学位——却很少有人能凭借所学获得经济回报或职业保障。
民众对神权政权肆意掠夺自然资源的行为极为不满,这种行为加速了环境恶化。为伊斯法罕和设拉子供水的主要河流如今经常干涸,德黑兰也面临严重缺水危机。2025年11月,政府提出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拟将首都迁至波斯湾东南沿岸。与此同时,污染使城市空气变得有毒,极端高温使部分地区——特别是南部和西南部油气田周边——变得不适宜居住。人口向北部迁移导致石油行业劳动力短缺,气温上升也限制了农民的畜牧和收割能力。伊朗政府无力应对气候变化,部分原因在于负责实施治理项目的官员存在腐败。
伊朗所谓“抵抗轴心”的瓦解,以及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各种军事羞辱,并非此次抗议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尽管民众普遍对政权减少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支持代理人的开支感到欣慰,但普通人尚未从中看到任何实际好处。
摇摇欲坠的政权
与伊朗历史上其他成功的国内起义——如1905-1906年的立宪革命和1978-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一样,近期示威也团结了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和职业的男女民众:商人、公私部门雇员、学生、神学院学生、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温和派什叶派神职人员。尽管最初是由面临破产的商人发起示威,但大学生和失业青年很快在全国各地响应。政府通过官方媒体批评示威者,无意中助长了抗议向较小村庄蔓延;这些报道促使原本与世隔绝的民众也表达不满。如今,这场起义已形成自我维持的态势。
伊朗政府试图通过宣布将大部分民众每月领取的信贷补贴提高300%以上来安抚民怨。但事实上,伊朗央行根本没有足够资金兑现这一承诺。如果强行发放补贴,很可能引发里亚尔进一步贬值。伊朗的国内问题只有在经济融入地区和全球体系后才能得到解决。正因如此,德黑兰才与利雅得方面进行了一些缓和,并表示愿意与华盛顿及欧洲各国政府谈判。
但哈梅内伊如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清楚,开放市场和社会以解决经济问题,也会加速其统治的终结。因此,他和一些强硬派领导人开始指责所谓的外部煽动者。官方媒体宣称,这些抗议是“人为制造的混乱”,源头是以色列、华盛顿甚至英国的情报机构。
伊朗领导层在如何应对危机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民众深知,哈梅内伊无力阻止、更遑论扭转这些迅速升级的国家危机。去年12月,伊朗议会否决了行政部门提交的2026年预算案,并向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表示,该预算根本不足以应对国家面临的诸多问题。政权急于任命新的央行行长,但这一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它需要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稳定汇率并遏制影子经济。佩泽什基安和其他高级官员束手无策,只能指示地方当局自行应对危机。
佩泽什基安本人多次公开承认失败。去年12月,他对政府官员坦言:“政府陷入了困境,真的非常糟糕……灾难接踵而至……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他还对一群大学生说:“如果有人能做点什么,那就去做吧。我什么都做不了,别怪我。”反政府示威迫使德黑兰向反对派领导人寻求对话。12月30日,政府发言人史无前例地承认:“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也理解了抗议的原因。”这些迹象表明,德黑兰政权已意识到自身岌岌可危。
回旋镖效应
抗议活动能否带来真正改变仍未可知。阻碍运动的一大难题在于,抗议者尚未团结在一位公众领袖周围。相比之下,伊斯兰革命期间,极具魅力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领导了反对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起义,为运动提供了凝聚全国力量的领袖。
支持抗议的伊朗各异见团体——他们有可能领导后哈梅内伊时代——也缺乏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策略。被废黜的沙阿之子、前王储礼萨·巴列维在拥有悠久帝国历史的伊朗仍拥有象征性支持。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寻求他的帮助,以稳定后神权时代;巴列维甚至已制定恢复君主制的行政计划。但由于流亡近50年,他及其顾问在伊朗国内的组织能力极为有限。而且,伊朗人可能不愿冒风险重回旧式专制,尤其是受制于曾支持沙阿的美国的君主制。
与此同时,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一个常受华盛顿青睐的反对派联盟)与人民圣战者组织(MEK)关系密切。MEK在国内拥有一定组织能力,但因其在两伊战争期间支持伊拉克以及马克思主义倾向,遭到许多伊朗人反感。2009至2010年“绿色运动”领导人曾几乎推翻哈梅内伊政府,如今他们年事已高,仍被软禁。若获释,他们或许能在伊朗向更世俗化、更具代表性的政府过渡中发挥作用。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和哈桑·鲁哈尼也同样可发挥作用,他们分别在1997至2005年和2013至2021年任期内尝试过改革。
然而,有一件事或许能暂时团结全国,但方式却是错误的:那就是外国军事袭击。伊朗领导人深知,美国或以色列的空袭会转移民众注意力,使他们不再聚焦抗议。去年6月,反政府抗议正愈演愈烈,但随后爆发的12天战争让民众被迫躲避轰炸,为德黑兰争取了六个月喘息时间,暂时平息民怨。特朗普的威胁并未使伊朗政权收敛镇压,反而在最近几天,革命卫队指挥官甚至谈到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以诱使美以报复。上周日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连相对温和的佩泽什基安言辞也变得强硬:他抨击抗议者为“暴徒”和“恐怖分子”,与哈梅内伊如出一辙。
伊朗公民完全有能力凭借自身力量推翻神权统治
伊朗现政权何时以及如何垮台尚不明朗。86岁的哈梅内伊可能一直把持权力,直至丧失能力或去世。为了维护革命卫队的经济利益,中层领导人可能介入实施军事统治。抗议者也可能压倒地方和国家安全部队,迫使亲政权宗教领袖和政客逃离。但无论对现政权持何看法,伊朗民众都不希望看到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他们已目睹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2026年伊始,他们又看到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却毫无政治继承或稳定计划。他们也不希望特朗普政府掠夺伊朗石油产业。
伊朗无需从零开始建立政府。它已拥有行政和立法部门、民选总统以及任命法官的机制——尽管这些机构的独立性因受神权政治制约而受限。更重要的是,伊朗在1905-1906年立宪革命中拥有公民推动政治变革的宝贵经验。那次民主突破带来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民选议会、多党制、新闻自由以及所有社会群体的公民参与。伊朗人完全可以在21世纪重现这些成就。
显而易见,哈梅内伊政权的末日已近,至少以目前形式而言如此。即使诉诸暴力,这位阿亚图拉及其同伙也难以将抗议者赶离街头。导弹根本无济于事。伊朗公民完全有能力凭借自身力量推翻神权统治。
作者简介:贾姆希德·K·乔克西是印第安纳大学汉密尔顿·卢格全球与国际研究学院伊朗和中亚欧亚研究杰出教授,同时担任该校内亚和乌拉尔国家资源中心主任。卡罗尔·E·B·乔克西是印第安纳大学卢迪信息学、计算和工程学院战略情报高级讲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