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弗里德曼：美军“庞大舰队”集结波斯湾，下一场战争是否已箭在弦上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希望被视为结束战争的美国领导人——他自称“和平总统”。他在2016年竞选时承诺停止“无休止的海外纠葛”，在2020年和2024年的连任竞选中，他被标榜为当代美国领导人中少数几位没有发动新冲突的总统之一。然而，过去一年特朗普的行为却异常鹰派。在短短两个月内，他轰炸了两个国家，并在加勒比海击沉多艘船只。他目前正在伊朗附近集结海军力量——他曾在6月袭击过该国。就在1月3日，他命令美军在深夜突袭加拉加斯，抓捕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纽约市接受刑事指控。

　　特朗普这一鹰派转向的国内政治后果尚不明朗。例如，他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遭到了民主党人的谴责，也受到了一些曾拥护特朗普“放弃海外战争承诺”的共和党人的质疑。在袭击委内瑞拉前后进行的民调显示，不到40%的美国人认为这一举动是个好主意。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民对这一决定普遍持批判态度。路透社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人的看法几乎平均分为三派：支持者、反对者以及仍不确定的人。

　　然而，历史为预测委内瑞拉行动及特朗普其他外交冒险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塑造总统遗产提供了一些指引。那些让美国总统看起来“强大”的干预行动，往往能提升政府的国内支持率——即使选民对行动本身的价值持怀疑态度。相反，当军事干预让白宫显得软弱或鲁莽时，往往会损害其声望。这意味着，那些有效、相对短暂且技术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通常会成为政治资产;而那些久拖不决、代价高昂却未能实现关键目标的行动，则会成为政治累赘。

　　因此，对特朗普而言，这些行动的国内后果可能取决于委内瑞拉及更广泛局势的后续发展。如果白宫对加拉加斯的打击已经告一段落，新委内瑞拉政府也顺应华盛顿的要求，那么抓捕马杜罗在政治上可能是有利的。如果未来的干预行动也以类似方式展开，也可能对特朗普有利。但入侵和袭击对总统来说是危险的赌博。特朗普或许因在加拉加斯的成功而备受鼓舞，进而开启更大、更复杂、风险也更高的行动。如果他这样做，美国人可能会对这些行动乃至对他本人感到厌倦——这是大多数近期美国总统在某个时刻都曾领悟到的事实。

　　震撼与敬畏

　　美国政治分析人士常声称普通选民对外交政策漠不关心。但学者们发现，美国人对军事冲突确实有明确看法，且公众舆论倾向于遵循一致的趋势。例如，美国人更倾向于支持旨在制止国家间侵略的武力行动，如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相反，选民对旨在“改变他国政治体制”的战争(政权更迭)持更怀疑的态度。他们对华盛顿单方面发动的、缺乏国际合作或授权的干预支持度较低。此外，当总统未经国会授权进入冲突，或国内政治精英对此意见分歧时，民众的怀疑会进一步加深。

　　然而，美国人对军事干预优劣的评估，仅是这些事件重塑总统政治的一个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军事干预如何影响总统的个人形象——具体来说，是能否让总统显得像一位强势领导人。比尔·克林顿1995年在波斯尼亚的干预就是一个典型。民调持续显示，只有少数选民支持使用武力制止塞尔维亚的暴行。但克林顿的顾问迪克·莫里斯认为，行动本身会通过塑造强硬形象来帮助总统。另一位助手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后来回忆，莫里斯曾明确告诉克林顿，他应该“通过狂轰滥炸塞尔维亚来彰显强硬”。克林顿听从了建议，实施了打击并派驻了数千名美军。莫里斯被证明是正确的：总统的支持率上升了。据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报道，克林顿后来感慨道：“虽然60%的公众反对向波斯尼亚部署美军，但在下令部署后，公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伍德沃德补充说，这一事件让克林顿得出结论：“即便人们不同意他选择的实质内容，强硬和果断仍会赢得欣赏。”

　　然而，要显出强大，总统不仅要发动攻击，攻击还必须实现目标。对克林顿而言，对波斯尼亚的打击做到了：它们迫使塞尔维亚武装撤出萨拉热窝。罗纳德·里根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也取得了类似成功，推翻了处决该国总理的军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风险很低——大多数美国人在入侵前甚至没听说过格林纳达。但同时，赌注很高——岛上有数百名美国医学生，极易被扣为人质。尽管任务执行过程由于军种协作问题显得草率(以至于国会后来重组了国防部)，但由于格林纳达军队弱小，美军轻松获胜。里根的支持率随后大幅上升。事实上，那次成功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在越战后恢复美国人对本国军事力量的信心。

　　但许多其他军事干预因拖延和失败损害了总统的形象。克林顿的另一项行动便是如此：1993年8月，他下令美军进入索马里抓捕阻碍援助的军阀领导人。但行动失败了，19名美军士兵在摩加迪沙阵亡。作为回应，美国民众对索马里干预的支持率暴跌，克林顿的支持率也随之下降。对克林顿来说，问题不在于伤亡人数(与入侵巴拿马时的伤亡相当)，而在于战争的失败。这与广泛的研究一致：美国人愿意在对外战争中承受巨大代价，但前提是行动看起来正在实现重要目标。

　　阿富汗战争提供了近期的主要案例。在奥巴马总统2014年宣布结束在阿作战任务后，美军伤亡极少，但冲突拖延且看不到解决迹象，成了任何总统都无法摆脱的政治包袱。虽然奥巴马和特朗普因延续冲突受到批评，但当拜登2021年撤军时，民众的反应更为严厉。尽管多数选民认同撤军决定，但塔利班冲进喀布尔、美军仓促撤离的画面让拜登显得软弱。他的支持率迅速下滑，且再未反弹。

　　糖分高涨效应

　　军事干预的政治影响往往随时间推移而演变。总统们通常在战争开始时掌握着最好的政治筹码，此时爱国情绪会让民众“团结在国旗周围”(rallying around the flag)。这也是白宫最能塑造公众舆论的时刻，因为总统拥有“讲坛优势”(bully pulpit)，而媒体和反对派需要时间来收集信息并构建批评叙事。美国人也往往对行动初期展示的压倒性军事实力感到敬畏。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优势会逐渐消退，公众支持也随之下降。

　　换言之，军事干预在总统政治中的作用类似于“高糖能量饮料”。短期内能带来兴奋的刺激，但长期来看会导致崩溃。例如，乔治·W·布什在2004年连任竞选时受益于伊拉克战争。他将自己“坚持到底”的承诺与民主党对手约翰·克里呼吁逐步撤军的立场进行对比，使克里显得像个“立场摇摆的软弱者”(flip-flopper)。布什及其顾问认为这种对比是其获胜的关键。但到其第二任期中期，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战争并未向好发展。随着更多美军丧生，总统支持率稳步下滑。民主党在2006年重掌国会，布什的政治地位再未恢复。

　　因此，利用武力展现强硬是一把双刃剑，其最终收益取决于干预是否果断实现了目标。在委内瑞拉案例中，这些条件能否满足仍是未知数。特朗普承诺除掉马杜罗，并以炫目的武力做到了。但他还暗示了更大的野心，包括重塑委内瑞拉政府和榨取石油收入，这些目标似乎难以达成。总统威胁称，若加拉加斯不顺从将再次打击，这表明他的政府可能陷入一场缺乏决定性结果的、更复杂的持久冲突。果真如此，特朗普反而会显得软弱。

　　不过，目前特朗普似乎毫无顾虑，甚至显得更加胆大。除了威胁其他拉美国家外，他已向波斯湾部署了所谓的“庞大舰队”，并威胁如果伊朗不停止核浓缩、放弃导弹计划并停止支持代理人武装，将对其进行打击。不难理解特朗普为何对此类“武力恫吓”充满信心。在他五年的任期内(注：此处指其重返白宫后的跨度)，他已经积累了多次利用压倒性力量实现有限目标的记录：2020年除掉苏莱曼尼、2025年摧毁德黑兰核反应堆，以及现在的委内瑞拉行动。他很可能正沉浸在委内瑞拉成功的“糖分高涨”中。

　　但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军事干预都会以这种快速、低成本的方式展开。如果事与愿违，特朗普不仅会动摇他反对“非被迫性战争”(wars of choice)的主张，还可能透支他作为强势领导人的声誉——而这一直是他最核心的政治资产。

　　作者简介：杰弗里·A·弗里德曼是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副教授，著有《总司令的考验：公众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形象塑造政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希望被视为结束战争的美国领导人——他自称“和平总统”。他在2016年竞选时承诺停止“无休止的海外纠葛”，在2020年和2024年的连任竞选中，他被标榜为当代美国领导人中少数几位没有发动新冲突的总统之一。然而，过去一年特朗普的行为却异常鹰派。在短短两个月内，他轰炸了两个国家，并在加勒比海击沉多艘船只。他目前正在伊朗附近集结海军力量——他曾在6月袭击过该国。就在1月3日，他命令美军在深夜突袭加拉加斯，抓捕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纽约市接受刑事指控。

　　特朗普这一鹰派转向的国内政治后果尚不明朗。例如，他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遭到了民主党人的谴责，也受到了一些曾拥护特朗普“放弃海外战争承诺”的共和党人的质疑。在袭击委内瑞拉前后进行的民调显示，不到40%的美国人认为这一举动是个好主意。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民对这一决定普遍持批判态度。路透社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人的看法几乎平均分为三派：支持者、反对者以及仍不确定的人。

　　然而，历史为预测委内瑞拉行动及特朗普其他外交冒险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塑造总统遗产提供了一些指引。那些让美国总统看起来“强大”的干预行动，往往能提升政府的国内支持率——即使选民对行动本身的价值持怀疑态度。相反，当军事干预让白宫显得软弱或鲁莽时，往往会损害其声望。这意味着，那些有效、相对短暂且技术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通常会成为政治资产;而那些久拖不决、代价高昂却未能实现关键目标的行动，则会成为政治累赘。

　　因此，对特朗普而言，这些行动的国内后果可能取决于委内瑞拉及更广泛局势的后续发展。如果白宫对加拉加斯的打击已经告一段落，新委内瑞拉政府也顺应华盛顿的要求，那么抓捕马杜罗在政治上可能是有利的。如果未来的干预行动也以类似方式展开，也可能对特朗普有利。但入侵和袭击对总统来说是危险的赌博。特朗普或许因在加拉加斯的成功而备受鼓舞，进而开启更大、更复杂、风险也更高的行动。如果他这样做，美国人可能会对这些行动乃至对他本人感到厌倦——这是大多数近期美国总统在某个时刻都曾领悟到的事实。

　　震撼与敬畏

　　美国政治分析人士常声称普通选民对外交政策漠不关心。但学者们发现，美国人对军事冲突确实有明确看法，且公众舆论倾向于遵循一致的趋势。例如，美国人更倾向于支持旨在制止国家间侵略的武力行动，如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相反，选民对旨在“改变他国政治体制”的战争(政权更迭)持更怀疑的态度。他们对华盛顿单方面发动的、缺乏国际合作或授权的干预支持度较低。此外，当总统未经国会授权进入冲突，或国内政治精英对此意见分歧时，民众的怀疑会进一步加深。

　　然而，美国人对军事干预优劣的评估，仅是这些事件重塑总统政治的一个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军事干预如何影响总统的个人形象——具体来说，是能否让总统显得像一位强势领导人。比尔·克林顿1995年在波斯尼亚的干预就是一个典型。民调持续显示，只有少数选民支持使用武力制止塞尔维亚的暴行。但克林顿的顾问迪克·莫里斯认为，行动本身会通过塑造强硬形象来帮助总统。另一位助手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后来回忆，莫里斯曾明确告诉克林顿，他应该“通过狂轰滥炸塞尔维亚来彰显强硬”。克林顿听从了建议，实施了打击并派驻了数千名美军。莫里斯被证明是正确的：总统的支持率上升了。据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报道，克林顿后来感慨道：“虽然60%的公众反对向波斯尼亚部署美军，但在下令部署后，公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伍德沃德补充说，这一事件让克林顿得出结论：“即便人们不同意他选择的实质内容，强硬和果断仍会赢得欣赏。”

　　然而，要显出强大，总统不仅要发动攻击，攻击还必须实现目标。对克林顿而言，对波斯尼亚的打击做到了：它们迫使塞尔维亚武装撤出萨拉热窝。罗纳德·里根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也取得了类似成功，推翻了处决该国总理的军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风险很低——大多数美国人在入侵前甚至没听说过格林纳达。但同时，赌注很高——岛上有数百名美国医学生，极易被扣为人质。尽管任务执行过程由于军种协作问题显得草率(以至于国会后来重组了国防部)，但由于格林纳达军队弱小，美军轻松获胜。里根的支持率随后大幅上升。事实上，那次成功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在越战后恢复美国人对本国军事力量的信心。

　　但许多其他军事干预因拖延和失败损害了总统的形象。克林顿的另一项行动便是如此：1993年8月，他下令美军进入索马里抓捕阻碍援助的军阀领导人。但行动失败了，19名美军士兵在摩加迪沙阵亡。作为回应，美国民众对索马里干预的支持率暴跌，克林顿的支持率也随之下降。对克林顿来说，问题不在于伤亡人数(与入侵巴拿马时的伤亡相当)，而在于战争的失败。这与广泛的研究一致：美国人愿意在对外战争中承受巨大代价，但前提是行动看起来正在实现重要目标。

　　阿富汗战争提供了近期的主要案例。在奥巴马总统2014年宣布结束在阿作战任务后，美军伤亡极少，但冲突拖延且看不到解决迹象，成了任何总统都无法摆脱的政治包袱。虽然奥巴马和特朗普因延续冲突受到批评，但当拜登2021年撤军时，民众的反应更为严厉。尽管多数选民认同撤军决定，但塔利班冲进喀布尔、美军仓促撤离的画面让拜登显得软弱。他的支持率迅速下滑，且再未反弹。

　　糖分高涨效应

　　军事干预的政治影响往往随时间推移而演变。总统们通常在战争开始时掌握着最好的政治筹码，此时爱国情绪会让民众“团结在国旗周围”(rallying around the flag)。这也是白宫最能塑造公众舆论的时刻，因为总统拥有“讲坛优势”(bully pulpit)，而媒体和反对派需要时间来收集信息并构建批评叙事。美国人也往往对行动初期展示的压倒性军事实力感到敬畏。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优势会逐渐消退，公众支持也随之下降。

　　换言之，军事干预在总统政治中的作用类似于“高糖能量饮料”。短期内能带来兴奋的刺激，但长期来看会导致崩溃。例如，乔治·W·布什在2004年连任竞选时受益于伊拉克战争。他将自己“坚持到底”的承诺与民主党对手约翰·克里呼吁逐步撤军的立场进行对比，使克里显得像个“立场摇摆的软弱者”(flip-flopper)。布什及其顾问认为这种对比是其获胜的关键。但到其第二任期中期，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战争并未向好发展。随着更多美军丧生，总统支持率稳步下滑。民主党在2006年重掌国会，布什的政治地位再未恢复。

　　因此，利用武力展现强硬是一把双刃剑，其最终收益取决于干预是否果断实现了目标。在委内瑞拉案例中，这些条件能否满足仍是未知数。特朗普承诺除掉马杜罗，并以炫目的武力做到了。但他还暗示了更大的野心，包括重塑委内瑞拉政府和榨取石油收入，这些目标似乎难以达成。总统威胁称，若加拉加斯不顺从将再次打击，这表明他的政府可能陷入一场缺乏决定性结果的、更复杂的持久冲突。果真如此，特朗普反而会显得软弱。

　　不过，目前特朗普似乎毫无顾虑，甚至显得更加胆大。除了威胁其他拉美国家外，他已向波斯湾部署了所谓的“庞大舰队”，并威胁如果伊朗不停止核浓缩、放弃导弹计划并停止支持代理人武装，将对其进行打击。不难理解特朗普为何对此类“武力恫吓”充满信心。在他五年的任期内(注：此处指其重返白宫后的跨度)，他已经积累了多次利用压倒性力量实现有限目标的记录：2020年除掉苏莱曼尼、2025年摧毁德黑兰核反应堆，以及现在的委内瑞拉行动。他很可能正沉浸在委内瑞拉成功的“糖分高涨”中。

　　但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军事干预都会以这种快速、低成本的方式展开。如果事与愿违，特朗普不仅会动摇他反对“非被迫性战争”(wars of choice)的主张，还可能透支他作为强势领导人的声誉——而这一直是他最核心的政治资产。

　　作者简介：杰弗里·A·弗里德曼是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副教授，著有《总司令的考验：公众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形象塑造政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