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雅莉：1966～1969年朝鲜对华政策研究

　　文/朱雅莉

　　引言

　　1966年至1976年中国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影响也波及了外交领域，在文革发生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那么，在此期间，朝鲜是如何处理同中共的关系的?虽然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来看，此间朝鲜劳动党对中共并无直接的批判，但是与之前连篇累牍对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进行宣传相比，1966年至1969年(以下称为“文革初期”)该报刊载的有关中朝关系评论的数量急剧下降。由此我们能隐约感觉到该时段中朝两国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是由于档案材料的限制，我们对两国外交关系发展演变具体情况的了解依然不甚清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更极少有专门涉及文革初期朝鲜对华政策的学术论文或专著，相关研究多散见于中朝关系的研究成果之中[1]。21世纪以来，美国威尔逊中心致力于对冷战时期各国外交档案的搜集、整理，其中亦涉及不少东欧国家新近解密的有关中朝关系的档案材料。一方面，这些档案的解密使有关朝鲜对华政策的研究具备了突破当事国档案限制的条件;另一方面，冷战时期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的外交档案对厘清当时朝鲜对华政策具有较大价值[2]。

　　1955年，金日成首次公开提出“在思想事业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确立主体”的思想，1965年，金日成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明确提出“主体思想”[3]的基本概念。“主体思想”的内涵之一——“政治自主”在朝鲜政治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又包含两个方面，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坚持“自主”的立场，反对美国对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干涉。本文着力探讨的是朝鲜“自主”的外交政策，1965年金日成在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中提出，“世界有大国也有小国，有斗争历史长的党，也有不是那样的党。但是，所有的党完全是自主和平等的，并在这种基础上互相紧密合作……我们党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上，特别是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是始终一贯坚持自主的立场……如果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就会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结果会断送革命和建设事业”。1966年，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报告，正式表明了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完全平等和主权的自主立场，强调“自主性是任何人都不得侵犯的每个党的神圣权利，同时每个党都有义务尊重其他兄弟党的自主性。尊重自主性是兄弟党之间团结和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所有的党互相尊重自主性，兄弟党之间的团结和合作才能成为真正自愿的、巩固的和同志式的团结和合作”。可以看出，从朝鲜劳动党提出“主体思想”的初步设想到“自主”外交政策的确立，中间经历了10年之久，那么，朝鲜劳动党为什么在10年后重新强调“自主”?“自主”政策与文革初期朝鲜对华政策存在何种内在联系?本文将尝试利用美国威尔逊中心搜集、整理的东欧国家新近解密的有关中朝关系的外交档案对该问题进行初步探究。

　　一、朝鲜对中国“有意疏离”(1966～1967年)

　　文革伊始，由于中苏分裂、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反帝反修，特别是反修色彩十分浓重，中共在外交策略上是以美苏划线，对美国、苏联的盟国及和其接近的国家，或定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或视作“修正主义的伙伴”、“赫鲁晓夫的走狗”，推行了一条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外交路线，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此前一直支持中国反修的朝鲜也选择疏离中国。而事实上，在1962年至1964年同中国关系友好期间，朝鲜已不满足于中国倾己所能的经济、军事援助，同时，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国而疏离苏联的行为方式也使得朝鲜面临来自苏(联)东(欧)国家较大的政治压力，文革造成的中国外交混乱只是恰好给予了朝鲜劳动党挣脱中共政策影响、进一步加强与苏东各国联系的机会。

　　(一)

　　在1962年至1964年中朝关系友好期间，中国曾对朝鲜进行不计代价的援助，此间中朝贸易额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例由30%上升至35%。但是，朝鲜同中国关系的友好也意味着同苏联关系的停滞，自然也影响到苏联对其进行经济援助，1964年朝鲜劳动党一高级官员称，朝鲜不仅没有获得苏联的帮助，同时苏共甚至试图制造一种给朝鲜带来大灾难的局势。“苏联在今年和明年都拒绝输送燃料，这使得农业工作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此外，由于朝鲜方面未能对财政进行合理分配等诸方面的原因，其“七年计划”遇到了较大阻力：据统计，1961～1965年，朝鲜工业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4.3%，这与计划目标28.1%相去甚远，与之前“三年计划”中的工业增长水平也有很大差距。显然，朝鲜方面通过对华友好政策换取的援助已经不能满足其经济发展要求;因此，一旦曾经实力强大的盟友——苏联再次抛出橄榄枝，朝鲜方面将不会放弃获得其物质支援的机会。

　　1964年下半年赫鲁晓夫下台，朝鲜方面积极同苏联新领导层接触，朝苏关系回温[4]。朝鲜也如愿获得苏联大量的物质支持，“如嘎斯69汽车、安24型飞机、平壤火力发电站所用煤气管道等。大量苏联专家来到平壤，已到100多人，朝方正在为他们修建房子。苏联还开始接受朝鲜的石墨，博川石墨已经停工多年，现在又开工了”，但无奈的是，苏联的物质支持也未能帮助朝鲜如期完成“七年计划”。1966年，朝鲜劳动党宣布将“计划”的完成时间延迟至1970年。恰在此时，朝鲜方面以中国由于文革而出现经济、外交混乱为契机，对中国的物质援助进行否认。一位中国外交人员在与罗马尼亚驻朝大使的谈话中提及，朝鲜领导层向中国要求并接收了谷物(200000吨)、大豆(60000吨)、焦煤等，但是却否认中国提供了上述物资，指责中国不履行条约义务，称中国此举是为了饿死朝鲜民众和在经济上绞杀朝鲜。连苏联人也认为朝鲜领导层对朝鲜国内情况的描述有误，例如，苏联人指出，平壤方面称未从中国得到煤炭，但是1967年中国向朝鲜销售了160万吨煤炭，比他们所需求的200万吨少不了太多。由此推断，朝鲜否认中国援助的部分意图在于将其未能完成“七年计划”以及国内出现经济问题的责任推给中国，以维持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否认中国的经济援助也能进一步表现出朝鲜同中国关系的疏离，以此博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信任和同情，从而获得它们更多的物质支持。1967年5月20日，罗马尼亚驻朝大使馆在其报告中称，当朝鲜当局想要从其对话者那儿争取贷款或物资输送时，尤其会揭露中朝关系的恶化;当朝鲜在莫斯科同苏联进行经济谈判的时候，该关系(指中朝关系)是朝鲜最喜欢投机的主题之一。

　　此外，朝鲜除了需要苏东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外，对军事援助的要求也尤为迫切。随着越南局势的升级，美国兵力在越南战场受到越来越大的牵制，朝鲜出于其一贯的反美革命立场和分散美国在越南兵力的目的，或者更重要的是朝鲜也意欲趁此时机尝试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因而在非军事区进行武装渗透并频繁制造暴力冲突事件。有数据显示，1966年非军事区的暴力冲突有42件，1967年则超过300件。与此同时，非军事区的交战增多，1967年8月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停战协议签订以来的最高峰。11月，金日成也以非军事区的形势严峻到甚至让人联想到1950年朝鲜半岛的局势为由，拒绝亲自率领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日庆典。在此情况下，朝鲜迫切需要外来的军事援助以应对美韩军队的压力，而中国的军事援助是不能满足朝鲜需要的，早在1963年崔庸健访华之时，朝鲜方面就认为中国的武器都是普通类型的，而且都是老式的。而苏联的军事援助让朝鲜尝到了甜头，1968年2月，纽约《时代》周刊如此描述苏联对朝鲜的军事援助：华盛顿的专家说，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朝鲜的军用喷气式飞机有超过一半是苏联提供的。据估计，朝鲜的空军力量包括21架米格-21、350架米格-17、80架米格-15战斗机以及80架伊尔-28轰炸机。自1965年起，在苏联的帮助下朝鲜的空中防卫导弹系统从2个增加到10个，现在至少有5个正在运行。据说朝鲜的空中防卫导弹有500枚。朝鲜军队中有35万至40万人专门配备苏联的装备，包括中型坦克。同时，据说朝鲜的海军有两艘苏联的“威士忌”(W-class)潜水艇，4艘科尔马型导弹军舰，40艘鱼雷舰以及两个配备有苏联雷达和岸舰导弹的海岸防卫系统。如此而言，朝鲜的国防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苏联较为先进的军事武器援助，而要保证苏联对朝进行持续的军事援助，就必须要同中国保持距离，显然，此时批判中国发动文革是表明朝鲜疏离中国的最佳方式之一。

　　(二)

　　恰好，由于文革伊始中国在外交领域极左的倾向，中国方面将朝鲜描述为修正主义的现象无疑有之，1967年4月11日朝鲜驻中国临时代办金在淑(Kim Jae Seok)与匈牙利驻中国大使谈话时提及，在反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游行期间，红卫兵也从他们大使的小汽车上撕下旗帜，在他们的另一辆汽车上贴上许多标语，并且当他们抗议时，中国人拒绝考虑他们的抗议。苏联远东司关于中朝关系的备忘录中同时也表明，通过红卫兵报纸这种渠道，大量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状况的诽谤性捏造信息开始在中国出现并散播。“朝鲜修正主义”这个词汇开始流传。这样的行为使朝鲜找到合理的理由对中国文革予以批评。虽然朝鲜劳动党没有直接以书面形式反对并批判文革，但1966年朝鲜劳动党对党内亲中人员进行清除，如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金昌满(Kim Changman)、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安权(Ha Angcheon)以及其他几位拥护中国思想的劳动党领导人。同年11月，在朝鲜当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六次会议上，金一在谈到朝鲜进行文化革命的方式与形式时着重指出，劳动党“反对任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相对立的主观急躁冒进、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金日成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指出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问题上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以此对文革进行间接批判。此外，阿尔巴尼亚外交部有关中朝关系的报告中也提到，朝鲜在1966年9月中旬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针对今日在中国正处于进展之中的“文化大革命”而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金日成在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也提及，左倾机会主义不考虑当今已发生变化的现实，并且用教条主义的方式背诵马列主义的单一论点，同时领导人民在超革命的标语下采取极端主义的行动。如此而言，朝鲜方面认定中国的文革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并在多个场合以间接的方式对文革进行多次批判，表明朝鲜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政策与中国不同，如此行事的原因除了上述意欲获取苏东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以外，似乎也显示了朝鲜的另一个意图——以此作为脱离中共影响、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系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在对华友好期间，朝鲜同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逐渐冷淡，如1962年朝鲜从民主德国召回学生、拒绝参加在民主德国举办的大部分会议、限制民主德国驻朝大使馆的工作条件等。此类行为不仅使得朝鲜难以获取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朝鲜同国际共产主运动产生了隔离。此外，朝鲜通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国以换取经济援助的做法，也使其在外交政策上多受到中国方面的约束，其追求的外交独立自主事实上难以贯彻，早在1964年12月3日，朝鲜《劳动新闻》就发文宣称，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追随在现实面前已经过时的路线，同时也不应该将该路线强加于他国，其中即表达了朝鲜突破中共路线的想法。

　　文革初期，中国还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外事活动的一项主要任务。《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输出国外，在一些国家发生了中国驻外人员强迫华侨学生或外国人佩戴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国的政治口号和个人崇拜、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等事件，引起驻在国的忧虑和反感。针对朝鲜，“中国大使馆利用在使馆外墙附近的一个展示柜来宣传‘文化大革命’，散布反苏谎言，同时美化毛主席是‘整个世界人民的领袖’”。

　　在朝鲜已经意欲疏离中国的前提下，中国人的此类行为更是触动了朝鲜领导人的敏感神经，因为极具民族主义精神、希望在国内树立高度权威的朝鲜领导人是不希望也不允许其统治的国家完全依赖他国的，即使在中朝关系友好期间金日成从未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宣传，只是强调列宁、斯大林，却明显忽略了毛泽东。因此，针对中国宣传的“世界革命中心”、“世界领袖”言论，朝鲜领导人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国际组织能够为所有国家的党的行动创建统一的指令……一个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或者一个党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党”。正因为此，在中国进行文革期间，为防止国内民众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朝鲜领导层更加强调树立“主体思想”的重要性，在此期间，朝鲜国内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也大大加强，朝鲜现代史上抗日游击队的作用以及金日成作为他们唯一领袖的角色被提升至一个传奇式的高度;金日成被抬高为马列主义的杰出理论家，他越来越被标榜为一位国际领袖;宣称是由于他的永久领导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取得胜利;“朝鲜人民对其崇拜的程度几近于疯狂”。如上所述，朝鲜领导人以批判文革为契机进行宣传，趁此在国内进一步确立起其绝对权威。

　　(三)

　　可见，文革伊始中朝关系的恶化不仅仅是由中国方面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波及外交领域所致，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朝鲜方面对中国的“有意疏离”。因此，为了配合“疏离”中国的行径，朝鲜方面在此期间多次强调其“自主”的外交政策，1966年8月12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长文章——“保卫我们的自主”，该文章占据了开篇两页半的版面。其中提到“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不能被任何人所束缚，应该保持自己的精神并拥有坚不可摧的自主意识而不能跟着别人的调子起舞。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用自己的脑子，那么他们将失去独立……无论一个党有多长的历史或者多么丰富的经验，都不能把自身的路线和政策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路线强加于他党之上。该党的决定只对该党的内部有效。1966年10月，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报告中着重强调“自主”对劳动党的重要性，重申“每个党都有义务尊重其他兄弟党的自主性”，要在平等与自主性的基础上同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协作，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1967年12月16日，金日成在朝鲜第四届最高人民会议上再次强调朝鲜在国家活动的所有领域都要具有自主、自立、自卫。“作为一个成熟独立的国家，朝鲜现在必须自主决定其路线和政策，同时在外交方面要完全实践平等和主权。”不难发现，朝鲜方面虽然强调在“自主”政策的基础上同时独立于中苏两党，并强调同时反对修正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但其矛头更多指向中国，批评中国“转向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企图将自己的路线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另外，对朝鲜而言，反对“修正主义”已是“陈词滥调”，新提出的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以保证朝鲜“独立自主”的宣传则是针对中国文革。

　　面对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对其“自主”政策的猜疑时，金日成说，我们没有要求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实现自主。我们寻求自主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提出的自主是基于国际联盟的利益同时是与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原则相一致……一些国家想让我们盲目地跟随他们，但我们不能那样做。我党的自主路线体现了我国的国情，它与民族主义或民族自大无关。此处朝鲜的“自主”政策又是基于同中国以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团结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朝鲜方面强调“自主”政策的实质是以中国爆发文革为契机，以批判文革的“左倾机会主义”为方式，通过在外交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一方面可以获取更多来自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另一方面，“自主”政策也迎合了朝鲜方面应对文革“左倾”对朝进行的非官方攻击以及抵制中国对朝意识形态输出的政治需求，朝鲜领导人也借此尝试脱离中共长期的政治影响并在国内树立了极度权威。

　　二、朝鲜对华政策“有限”恶化(1968～1969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朝鲜同中国关系快速“疏离”阶段，虽然双方政治方面的联系中断，但是中方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事实上一直没有中断。据统计，1966年中朝贸易额达到2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14亿美元，进口0.8亿美元;1967年为1.76亿美元。1967年6月15日罗马尼亚驻朝大使馆发给罗马尼亚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也提到，现在一个中国军事和民用通讯专家队和一个电子专家队正在朝鲜。中国专家们现在正建设新电视台的信号塔。最近中国政府完成了向朝鲜的设备输出，并且从现在起它将向朝鲜提供技术援助，用以在一家新工厂装配并组织生产便携式军用收发无线电台。

　　(一)

　　如上所述，1968年至1969年期间中朝两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得以维系，但是受政治关系恶化的影响，两国的贸易额逐年下降，1969年达到最低点(如图1)。

　　此外，朝鲜劳动党对中国发动文革的行为方式依旧表示不赞同，并拒绝在朝鲜国内开展文革。金日成说，我们不能跟随某个国家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希望实现统一，我们就不能反对老教授和知识分子。我们必须改造和团结他们，使他们加入到革命运动中来。朝鲜方面也不同意中共批评苏共是“修正主义”的言论，金日成认为共产党应当把阶级兄弟和阶级敌人区别开来，如若没有阶级团结，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无从谈起。另外，1968年3月和12月有报道显示中朝两国开始进行边境封锁，并出现军事冲突。金日成也证实，1969年3月15日，80个中国人越过边境线抢掠朝鲜牲畜并撤离。朝鲜外务相也曾发表声明反对中国的侵犯。以上种种情况表明，1968年至1969年上半年朝鲜对华态度依旧“不友好”，中朝两国在外交立场、边境问题、政治关系等各方面仍然存在矛盾。

　　虽然1968年至1969年朝鲜对华政策的基本面依旧是保持恶化状态，但是朝鲜方面深知中朝两国在某些方面亦存在一致性，其中最为显著的即是共同的反美立场。1968年4月23日，金日成表示，虽然朝鲜与中国同志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但是双方仍然保持反对美帝国主义行动的团结。中国发布了关于“普韦布洛”事件的政府宣言，同时支持我们的立场。这也表明他们支持反帝统一战线。1969年4月15日，朝鲜击落美国EC-121侦察机，中国也立刻对该行为进行表扬。如此，朝鲜方面坚信中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立场方面和其高度一致，事实上，这样的想法也使得朝鲜在1969年下半年迅速缓和对华政策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在此期间朝鲜方面与美韩两国的关系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1969年朝韩两国大约共有500万人处于战备状态。南北双方的常备军数量分别是60万和45万人，他们的民兵数量分别为200万和170万人。因此，由于中朝两国特殊的地缘关系，朝鲜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中国的军事保障。金日成表示，现在有超过一百万的敌军直接针对我们，我们不想因自己结束与中国的同盟，因为这将意味着在我们身后也会有敌人。

　　因此，虽然朝鲜方面依旧不赞同中国发动文革的方式，但是与1966至1967年时常以间接方式批判中国文革的行为相比，此时朝鲜领导人则显示出较为谨慎的态度。金日成提及，中国诽谤我们是修正主义，但我们总是保持冷静。政治局的一些同志建议我们也应该组织红卫兵来侮辱中国人，我反对该提议，这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同时表示，文革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只是朝鲜不会跟随中国发动文革。因此，正如东德驻朝代理大使观察的一样，朝鲜没有出版物直接反对中共的路线、毛泽东本人或中国领导集团的其他成员;1968年，在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前面禁止使用人行道的禁令已经被撤销，虽然毛泽东的大幅画像仍旧在大门入口旁边公开展出。

　　由此看来，如果把1966年至1969年朝鲜对华政策的发展制成一条曲线，1966年至1967年是急速下降阶段，1968年至1969年上半年是朝鲜对华政策发展的最低谷，但是由于中朝两国一直未曾中断的经济联系，以及朝鲜领导人出于对国内情况、国际形势、同中国的地缘关系的考虑，其处理同中共关系的方式渐趋谨慎。因而在1969年下半年，朝鲜对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虽然9月9日朝鲜国庆节中国并未派遣使团，但10月1日朝鲜派遣了高级别的使团去北京，尽管在时间上故意做了一些延迟。与此同时，1969年下半年韩国人也感受到了朝鲜对华政策发展的新动向，认为在遭到近两年的压制后，涉及共产党中国革命成就的报道再一次出现在朝鲜的报纸上。

　　(二)

　　1966年“自主”政策在朝鲜外交领域得以贯彻实施，此后朝鲜领导人依旧在各重要场合皆对“自主”政策予以强调，1968年9月7日金日成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称，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及工人党，都是完全平等、自主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内部，任何人都不能要求特权地位……只有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独立性和自主性，才能制定符合本国特点的正确政策，才能胜利地促进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那么该时期朝鲜是如何具体执行“自主”政策的?该政策与朝鲜对华政策又存在什么联系?要解答这些问题，除了考察此时朝鲜对华政策以外，还必须涉及对朝鲜对苏联政策发展动向的考察。

　　张清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平壤》一书中，如此描述在此期间朝鲜对苏政策：“朝鲜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并不代表换一个老大哥，而是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评估，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在1960年代末完成国家经济计划的目标，同时在不对北京或者莫斯科牺牲政治自主的基础上巩固其军事力量。”从现有的档案来看，这一时期朝鲜确实并非事事跟随苏联，比如在1968年“普韦布洛”危机中为显示其“独立自主”，朝鲜领导人所做的一些决策就没有同苏联进行商量。1968年1月28日，美国中情局的备忘录中称，“当前的危机中，朝鲜显然是独立行动，并可能打算尽力使事态处于他们控制之下”。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4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也指责朝鲜：朝鲜抓捕“普韦布洛”号的行为似乎过于激进了，正确的做法是建议或迫使进入本国领海的外国军舰离开。苏联本就对朝鲜在非军事区制造事端、“普韦布洛”危机中的冒险做法多有不满，1969年朝鲜又在未通知苏联的前提下击落美国EC-121侦察机，这次中国立刻赞扬了朝鲜的行为，但是苏联方面三天后才表示支持朝鲜，并帮助美国打捞飞机残骸。另外，1968年4月苏联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详细提出在布达佩斯召开世界共产主义会议的建议，而朝鲜对此的态度是：如果所有国家都参加会议那么我们会参加，但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参加我们就不会参加。我们必须进行等待以便观察中国局势如何发展。以此显示朝鲜独立于苏联的态度。如此看来，朝鲜领导人虽然在很多场合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并显示对苏共的友好支持态度，但为显示其自主性同时出于朝鲜本国利益的考虑，与苏共在诸多问题上亦存有分歧。

　　1968年8月20日苏联等东欧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镇压其国内改革运动——“布拉格之春”，苏共此举受到了来自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指责。8月23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也强烈谴责苏联及其追随者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是“强权政治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但是朝鲜劳动党对苏联这一干涉他国内政、侵犯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行为却无异议。8月23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强调，捷克斯洛伐克遵循的修正主义政策表明其放弃了集体斗争的方式并违背了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没有任何借口和谎言可以掩盖其所谓的“民主”、“自由”口号下的反革命本质。显然，朝鲜对待该事件的态度是难以用其一贯宣称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独立、平等、自主”的原则来解释的，可以用来解释朝鲜领导人此举的理由就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未触及朝鲜的利益，而此时支持苏联的立场可以使朝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尤其是中朝关系的未来走向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维持其非常看重的与苏联的正常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发现，1966年朝鲜开始在外交领域贯彻实施“自主”政策，到1968年至1969年朝鲜领导人对“自主”政策的运用显得更加如鱼得水，即在使朝鲜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在中苏两国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policy of equidistance)。虽然此间朝鲜对中国发动文革的行为仍然不予赞同，但出于对国内情况、国际形势以及同中国地缘关系的考虑，朝鲜领导人处理同中共关系的方式更加谨慎;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朝鲜领导人为显示其“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不少涉及朝鲜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与苏共存在分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朝鲜意图与苏联划清界限，朝鲜劳动党在多个场合强调同苏共的友好关系，并落实在具体行动之中。1969年9月，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在参加完胡志明的葬礼后，返程的途中在北京与中共举行会谈以提升同中国的关系。但朝鲜列出了两个基本条件：(1)中国不干涉朝鲜的国内事务，包括中国应移除中朝边境上的喇叭;(2)中国不干涉朝鲜与苏联的关系。

　　三、结语

　　文革伊始，中朝关系急剧恶化，一部分原因来自中国文革极左思想对外交领域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朝鲜对中国的“有意疏离”。该时期朝鲜建构在其“自主”政策之上的外交行为也多表现为否认中国对朝的经济、军事援助，批判文革等。朝鲜劳动党如此行事的原因有三：(一)中国发生文革之时，朝鲜国内面临经济困难，以此为契机否认中国对朝的经济援助一方面可以将国内经济问题的一部分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此打出“同情牌”以便从苏联以及东欧各国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二)此时的美国深陷于越南战场难以脱身，朝鲜方面希望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方式获得南北统一，而中国武器装备的援助无法满足朝鲜的需求，疏离中国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获得来自苏联先进的军事援助;(三)朝鲜批判中国发动文革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中国方面对朝鲜的非正式批判和意识形态输出，更重要的是如此可以显示朝鲜劳动党同中共政策的不同，以改变朝鲜长期依附中国的状态，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并以此为契机在国内树立其个人的绝对权威。行至1968年，朝鲜方面对中国文革依旧表示不赞同，双方贸易额持续下降，在外交立场、边境问题上两党亦存有矛盾。但另一方面，朝鲜劳动党与中共在反美立场上高度一致;非军事区情况的紧张，也使得朝鲜方面不得不考虑到和其唇齿相依的中国的军事保障，与文革伊始“有意疏离”中共的态度相比，朝鲜劳动党处理与中共关系的方式也显得较为谨慎，这也为1969年末中朝关系的迅速回温打下了基础。此时朝鲜的“自主”政策也更多表现为在中苏之间寻求“等距离外交”，即对中苏两党的行为进行有限度的承认和否定，而进行承认和否定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朝鲜的利益最大化。

　　总体而言，文革初期朝鲜对华政策并未发展至针锋相对的程度，即使在1968年至1969年双方关系降至最低谷时期，朝鲜对华态度也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克制，因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朝鲜的政权安全是和中国捆绑在一起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十分清楚朝鲜的“自主”是无法完全脱离社会主义大国而存在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行“等距离外交”是朝鲜劳动党“自主”政策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

　　(相关简介：朱雅莉，历史研究者。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

　　注释

　　[1] 成晓河：《“主义”与“安全”之争：60年代朝鲜与中苏关系的演变》，《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21-35页，该文对1960年代中朝关系的变化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主义”与“安全”概念，即安全需求与意识形态对朝鲜同中国及苏联关系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但是该文多运用的是中国解密的为数不多的档案。董洁：《“文化大革命”前期中朝关系的历史考察(1966-1970)》，《冷战国际史研究》，2014年第2期，该文运用最新档案对文革前期中朝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及表现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影响该时期中朝关系走向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基于地缘安全的考虑。董洁：《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41-58页。美国学者高毕西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中朝关系的专家，但是当时能够运用的材料只能是官方公开的材料。B. C. Koh, “North Korea and its quest for autonomy”, Pacif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ol. 38, No. 3/4, 1965-1966, pp. 294-306; B. C. Koh, “North Korea and the Sino-Soviet Schism”,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22, No. 4, 1969, pp. 940-962; B. C.Koh, “The Pueblo Incident in Perspective”, Asian Survey, Vol. 9, No. 4, 1969, pp. 264-280; B. C. Koh, “Ideology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North Kore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2, No. 3, 1970, pp. 655-674; B. C. Koh,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Model on North Korea”, Asian Survey, Vol. 18, No. 6, 1978, pp. 626-643。学者张清对中朝冷热关系的历史时期进行了划分，这对当下中朝关系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他的著作对中朝关系的判断不少来自于作者的推断，对影响中朝关系的重大事件的书写也不够详细(Chin O. Chung, Pyongyang Between Peking and Moscow,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8)。其他国外学者的研究还有Robert R. Simmons, “China's Cautious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and Indochina”, Asian Survey, Vol. 11, No. 7, 1971, pp. 629-644; Joseph Sang-Hoon Chung, “North Korea's ‘Seven Year’ Plan (1961-70):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Reforms”, Asian Survey, Vol. 12, No. 6, 1972, pp. 527-545; Roy U. T. Kim,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8, No. 8, 1968, pp.708-722等。

　　[2] 基于威尔逊中心整理的档案材料，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有：Bernd Schaefer, “Weathering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The GDR and North Korea, 1949-1989”, CWIHP Bulletin, Winter 2003-Spring 2004, Issues 14/15, pp.25-71; “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1966-1972”, CWIHP Working Paper, No.44, October 2004; James F. Person (ed.),“Limits of the Lips and Teeth Alliance: New Evidence on Sino-DPRK Relations 1955-1984”，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NKIDP)，Document Reader No.2，March 2009.

　　[3] “主体思想”具体而言即“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参照金正日：《金日成关于主体思想》，外文出版社，1989年。

　　[4] 11月7日，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日庆典，朝鲜派遣两名劳动党副主席参加，并于11月16日会见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次年2月，应朝鲜劳动党邀请，柯西金访问平壤，在会谈中特别强调了双方在1961年朝苏条约的基础上互助的义务，在柯西金离朝之前，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表达了增进经济、文化交流的意愿。参照B. C. Koh, “North Korea and the Sino-Soviet Schism”,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22, No. 4, 1969, p.954.

　　文/朱雅莉

　　引言

　　1966年至1976年中国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影响也波及了外交领域，在文革发生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那么，在此期间，朝鲜是如何处理同中共的关系的?虽然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来看，此间朝鲜劳动党对中共并无直接的批判，但是与之前连篇累牍对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进行宣传相比，1966年至1969年(以下称为“文革初期”)该报刊载的有关中朝关系评论的数量急剧下降。由此我们能隐约感觉到该时段中朝两国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是由于档案材料的限制，我们对两国外交关系发展演变具体情况的了解依然不甚清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更极少有专门涉及文革初期朝鲜对华政策的学术论文或专著，相关研究多散见于中朝关系的研究成果之中[1]。21世纪以来，美国威尔逊中心致力于对冷战时期各国外交档案的搜集、整理，其中亦涉及不少东欧国家新近解密的有关中朝关系的档案材料。一方面，这些档案的解密使有关朝鲜对华政策的研究具备了突破当事国档案限制的条件;另一方面，冷战时期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的外交档案对厘清当时朝鲜对华政策具有较大价值[2]。

　　1955年，金日成首次公开提出“在思想事业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确立主体”的思想，1965年，金日成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明确提出“主体思想”[3]的基本概念。“主体思想”的内涵之一——“政治自主”在朝鲜政治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又包含两个方面，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坚持“自主”的立场，反对美国对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干涉。本文着力探讨的是朝鲜“自主”的外交政策，1965年金日成在印度尼西亚的讲话中提出，“世界有大国也有小国，有斗争历史长的党，也有不是那样的党。但是，所有的党完全是自主和平等的，并在这种基础上互相紧密合作……我们党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上，特别是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是始终一贯坚持自主的立场……如果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就会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结果会断送革命和建设事业”。1966年，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报告，正式表明了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完全平等和主权的自主立场，强调“自主性是任何人都不得侵犯的每个党的神圣权利，同时每个党都有义务尊重其他兄弟党的自主性。尊重自主性是兄弟党之间团结和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所有的党互相尊重自主性，兄弟党之间的团结和合作才能成为真正自愿的、巩固的和同志式的团结和合作”。可以看出，从朝鲜劳动党提出“主体思想”的初步设想到“自主”外交政策的确立，中间经历了10年之久，那么，朝鲜劳动党为什么在10年后重新强调“自主”?“自主”政策与文革初期朝鲜对华政策存在何种内在联系?本文将尝试利用美国威尔逊中心搜集、整理的东欧国家新近解密的有关中朝关系的外交档案对该问题进行初步探究。

　　一、朝鲜对中国“有意疏离”(1966～1967年)

　　文革伊始，由于中苏分裂、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反帝反修，特别是反修色彩十分浓重，中共在外交策略上是以美苏划线，对美国、苏联的盟国及和其接近的国家，或定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或视作“修正主义的伙伴”、“赫鲁晓夫的走狗”，推行了一条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外交路线，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此前一直支持中国反修的朝鲜也选择疏离中国。而事实上，在1962年至1964年同中国关系友好期间，朝鲜已不满足于中国倾己所能的经济、军事援助，同时，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国而疏离苏联的行为方式也使得朝鲜面临来自苏(联)东(欧)国家较大的政治压力，文革造成的中国外交混乱只是恰好给予了朝鲜劳动党挣脱中共政策影响、进一步加强与苏东各国联系的机会。

　　(一)

　　在1962年至1964年中朝关系友好期间，中国曾对朝鲜进行不计代价的援助，此间中朝贸易额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例由30%上升至35%。但是，朝鲜同中国关系的友好也意味着同苏联关系的停滞，自然也影响到苏联对其进行经济援助，1964年朝鲜劳动党一高级官员称，朝鲜不仅没有获得苏联的帮助，同时苏共甚至试图制造一种给朝鲜带来大灾难的局势。“苏联在今年和明年都拒绝输送燃料，这使得农业工作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此外，由于朝鲜方面未能对财政进行合理分配等诸方面的原因，其“七年计划”遇到了较大阻力：据统计，1961～1965年，朝鲜工业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4.3%，这与计划目标28.1%相去甚远，与之前“三年计划”中的工业增长水平也有很大差距。显然，朝鲜方面通过对华友好政策换取的援助已经不能满足其经济发展要求;因此，一旦曾经实力强大的盟友——苏联再次抛出橄榄枝，朝鲜方面将不会放弃获得其物质支援的机会。

　　1964年下半年赫鲁晓夫下台，朝鲜方面积极同苏联新领导层接触，朝苏关系回温[4]。朝鲜也如愿获得苏联大量的物质支持，“如嘎斯69汽车、安24型飞机、平壤火力发电站所用煤气管道等。大量苏联专家来到平壤，已到100多人，朝方正在为他们修建房子。苏联还开始接受朝鲜的石墨，博川石墨已经停工多年，现在又开工了”，但无奈的是，苏联的物质支持也未能帮助朝鲜如期完成“七年计划”。1966年，朝鲜劳动党宣布将“计划”的完成时间延迟至1970年。恰在此时，朝鲜方面以中国由于文革而出现经济、外交混乱为契机，对中国的物质援助进行否认。一位中国外交人员在与罗马尼亚驻朝大使的谈话中提及，朝鲜领导层向中国要求并接收了谷物(200000吨)、大豆(60000吨)、焦煤等，但是却否认中国提供了上述物资，指责中国不履行条约义务，称中国此举是为了饿死朝鲜民众和在经济上绞杀朝鲜。连苏联人也认为朝鲜领导层对朝鲜国内情况的描述有误，例如，苏联人指出，平壤方面称未从中国得到煤炭，但是1967年中国向朝鲜销售了160万吨煤炭，比他们所需求的200万吨少不了太多。由此推断，朝鲜否认中国援助的部分意图在于将其未能完成“七年计划”以及国内出现经济问题的责任推给中国，以维持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否认中国的经济援助也能进一步表现出朝鲜同中国关系的疏离，以此博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信任和同情，从而获得它们更多的物质支持。1967年5月20日，罗马尼亚驻朝大使馆在其报告中称，当朝鲜当局想要从其对话者那儿争取贷款或物资输送时，尤其会揭露中朝关系的恶化;当朝鲜在莫斯科同苏联进行经济谈判的时候，该关系(指中朝关系)是朝鲜最喜欢投机的主题之一。

　　此外，朝鲜除了需要苏东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外，对军事援助的要求也尤为迫切。随着越南局势的升级，美国兵力在越南战场受到越来越大的牵制，朝鲜出于其一贯的反美革命立场和分散美国在越南兵力的目的，或者更重要的是朝鲜也意欲趁此时机尝试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因而在非军事区进行武装渗透并频繁制造暴力冲突事件。有数据显示，1966年非军事区的暴力冲突有42件，1967年则超过300件。与此同时，非军事区的交战增多，1967年8月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停战协议签订以来的最高峰。11月，金日成也以非军事区的形势严峻到甚至让人联想到1950年朝鲜半岛的局势为由，拒绝亲自率领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日庆典。在此情况下，朝鲜迫切需要外来的军事援助以应对美韩军队的压力，而中国的军事援助是不能满足朝鲜需要的，早在1963年崔庸健访华之时，朝鲜方面就认为中国的武器都是普通类型的，而且都是老式的。而苏联的军事援助让朝鲜尝到了甜头，1968年2月，纽约《时代》周刊如此描述苏联对朝鲜的军事援助：华盛顿的专家说，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朝鲜的军用喷气式飞机有超过一半是苏联提供的。据估计，朝鲜的空军力量包括21架米格-21、350架米格-17、80架米格-15战斗机以及80架伊尔-28轰炸机。自1965年起，在苏联的帮助下朝鲜的空中防卫导弹系统从2个增加到10个，现在至少有5个正在运行。据说朝鲜的空中防卫导弹有500枚。朝鲜军队中有35万至40万人专门配备苏联的装备，包括中型坦克。同时，据说朝鲜的海军有两艘苏联的“威士忌”(W-class)潜水艇，4艘科尔马型导弹军舰，40艘鱼雷舰以及两个配备有苏联雷达和岸舰导弹的海岸防卫系统。如此而言，朝鲜的国防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苏联较为先进的军事武器援助，而要保证苏联对朝进行持续的军事援助，就必须要同中国保持距离，显然，此时批判中国发动文革是表明朝鲜疏离中国的最佳方式之一。

　　(二)

　　恰好，由于文革伊始中国在外交领域极左的倾向，中国方面将朝鲜描述为修正主义的现象无疑有之，1967年4月11日朝鲜驻中国临时代办金在淑(Kim Jae Seok)与匈牙利驻中国大使谈话时提及，在反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游行期间，红卫兵也从他们大使的小汽车上撕下旗帜，在他们的另一辆汽车上贴上许多标语，并且当他们抗议时，中国人拒绝考虑他们的抗议。苏联远东司关于中朝关系的备忘录中同时也表明，通过红卫兵报纸这种渠道，大量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状况的诽谤性捏造信息开始在中国出现并散播。“朝鲜修正主义”这个词汇开始流传。这样的行为使朝鲜找到合理的理由对中国文革予以批评。虽然朝鲜劳动党没有直接以书面形式反对并批判文革，但1966年朝鲜劳动党对党内亲中人员进行清除，如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金昌满(Kim Changman)、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安权(Ha Angcheon)以及其他几位拥护中国思想的劳动党领导人。同年11月，在朝鲜当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六次会议上，金一在谈到朝鲜进行文化革命的方式与形式时着重指出，劳动党“反对任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相对立的主观急躁冒进、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金日成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指出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问题上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以此对文革进行间接批判。此外，阿尔巴尼亚外交部有关中朝关系的报告中也提到，朝鲜在1966年9月中旬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针对今日在中国正处于进展之中的“文化大革命”而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金日成在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也提及，左倾机会主义不考虑当今已发生变化的现实，并且用教条主义的方式背诵马列主义的单一论点，同时领导人民在超革命的标语下采取极端主义的行动。如此而言，朝鲜方面认定中国的文革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并在多个场合以间接的方式对文革进行多次批判，表明朝鲜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政策与中国不同，如此行事的原因除了上述意欲获取苏东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以外，似乎也显示了朝鲜的另一个意图——以此作为脱离中共影响、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系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在对华友好期间，朝鲜同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逐渐冷淡，如1962年朝鲜从民主德国召回学生、拒绝参加在民主德国举办的大部分会议、限制民主德国驻朝大使馆的工作条件等。此类行为不仅使得朝鲜难以获取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朝鲜同国际共产主运动产生了隔离。此外，朝鲜通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国以换取经济援助的做法，也使其在外交政策上多受到中国方面的约束，其追求的外交独立自主事实上难以贯彻，早在1964年12月3日，朝鲜《劳动新闻》就发文宣称，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追随在现实面前已经过时的路线，同时也不应该将该路线强加于他国，其中即表达了朝鲜突破中共路线的想法。

　　文革初期，中国还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外事活动的一项主要任务。《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输出国外，在一些国家发生了中国驻外人员强迫华侨学生或外国人佩戴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国的政治口号和个人崇拜、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等事件，引起驻在国的忧虑和反感。针对朝鲜，“中国大使馆利用在使馆外墙附近的一个展示柜来宣传‘文化大革命’，散布反苏谎言，同时美化毛主席是‘整个世界人民的领袖’”。

　　在朝鲜已经意欲疏离中国的前提下，中国人的此类行为更是触动了朝鲜领导人的敏感神经，因为极具民族主义精神、希望在国内树立高度权威的朝鲜领导人是不希望也不允许其统治的国家完全依赖他国的，即使在中朝关系友好期间金日成从未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宣传，只是强调列宁、斯大林，却明显忽略了毛泽东。因此，针对中国宣传的“世界革命中心”、“世界领袖”言论，朝鲜领导人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国际组织能够为所有国家的党的行动创建统一的指令……一个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或者一个党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党”。正因为此，在中国进行文革期间，为防止国内民众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朝鲜领导层更加强调树立“主体思想”的重要性，在此期间，朝鲜国内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也大大加强，朝鲜现代史上抗日游击队的作用以及金日成作为他们唯一领袖的角色被提升至一个传奇式的高度;金日成被抬高为马列主义的杰出理论家，他越来越被标榜为一位国际领袖;宣称是由于他的永久领导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取得胜利;“朝鲜人民对其崇拜的程度几近于疯狂”。如上所述，朝鲜领导人以批判文革为契机进行宣传，趁此在国内进一步确立起其绝对权威。

　　(三)

　　可见，文革伊始中朝关系的恶化不仅仅是由中国方面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波及外交领域所致，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朝鲜方面对中国的“有意疏离”。因此，为了配合“疏离”中国的行径，朝鲜方面在此期间多次强调其“自主”的外交政策，1966年8月12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长文章——“保卫我们的自主”，该文章占据了开篇两页半的版面。其中提到“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不能被任何人所束缚，应该保持自己的精神并拥有坚不可摧的自主意识而不能跟着别人的调子起舞。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用自己的脑子，那么他们将失去独立……无论一个党有多长的历史或者多么丰富的经验，都不能把自身的路线和政策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路线强加于他党之上。该党的决定只对该党的内部有效。1966年10月，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报告中着重强调“自主”对劳动党的重要性，重申“每个党都有义务尊重其他兄弟党的自主性”，要在平等与自主性的基础上同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协作，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1967年12月16日，金日成在朝鲜第四届最高人民会议上再次强调朝鲜在国家活动的所有领域都要具有自主、自立、自卫。“作为一个成熟独立的国家，朝鲜现在必须自主决定其路线和政策，同时在外交方面要完全实践平等和主权。”不难发现，朝鲜方面虽然强调在“自主”政策的基础上同时独立于中苏两党，并强调同时反对修正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但其矛头更多指向中国，批评中国“转向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企图将自己的路线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另外，对朝鲜而言，反对“修正主义”已是“陈词滥调”，新提出的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以保证朝鲜“独立自主”的宣传则是针对中国文革。

　　面对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对其“自主”政策的猜疑时，金日成说，我们没有要求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实现自主。我们寻求自主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提出的自主是基于国际联盟的利益同时是与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原则相一致……一些国家想让我们盲目地跟随他们，但我们不能那样做。我党的自主路线体现了我国的国情，它与民族主义或民族自大无关。此处朝鲜的“自主”政策又是基于同中国以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团结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朝鲜方面强调“自主”政策的实质是以中国爆发文革为契机，以批判文革的“左倾机会主义”为方式，通过在外交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一方面可以获取更多来自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另一方面，“自主”政策也迎合了朝鲜方面应对文革“左倾”对朝进行的非官方攻击以及抵制中国对朝意识形态输出的政治需求，朝鲜领导人也借此尝试脱离中共长期的政治影响并在国内树立了极度权威。

　　二、朝鲜对华政策“有限”恶化(1968～1969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朝鲜同中国关系快速“疏离”阶段，虽然双方政治方面的联系中断，但是中方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事实上一直没有中断。据统计，1966年中朝贸易额达到2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14亿美元，进口0.8亿美元;1967年为1.76亿美元。1967年6月15日罗马尼亚驻朝大使馆发给罗马尼亚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也提到，现在一个中国军事和民用通讯专家队和一个电子专家队正在朝鲜。中国专家们现在正建设新电视台的信号塔。最近中国政府完成了向朝鲜的设备输出，并且从现在起它将向朝鲜提供技术援助，用以在一家新工厂装配并组织生产便携式军用收发无线电台。

　　(一)

　　如上所述，1968年至1969年期间中朝两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得以维系，但是受政治关系恶化的影响，两国的贸易额逐年下降，1969年达到最低点(如图1)。

　　此外，朝鲜劳动党对中国发动文革的行为方式依旧表示不赞同，并拒绝在朝鲜国内开展文革。金日成说，我们不能跟随某个国家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希望实现统一，我们就不能反对老教授和知识分子。我们必须改造和团结他们，使他们加入到革命运动中来。朝鲜方面也不同意中共批评苏共是“修正主义”的言论，金日成认为共产党应当把阶级兄弟和阶级敌人区别开来，如若没有阶级团结，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就无从谈起。另外，1968年3月和12月有报道显示中朝两国开始进行边境封锁，并出现军事冲突。金日成也证实，1969年3月15日，80个中国人越过边境线抢掠朝鲜牲畜并撤离。朝鲜外务相也曾发表声明反对中国的侵犯。以上种种情况表明，1968年至1969年上半年朝鲜对华态度依旧“不友好”，中朝两国在外交立场、边境问题、政治关系等各方面仍然存在矛盾。

　　虽然1968年至1969年朝鲜对华政策的基本面依旧是保持恶化状态，但是朝鲜方面深知中朝两国在某些方面亦存在一致性，其中最为显著的即是共同的反美立场。1968年4月23日，金日成表示，虽然朝鲜与中国同志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但是双方仍然保持反对美帝国主义行动的团结。中国发布了关于“普韦布洛”事件的政府宣言，同时支持我们的立场。这也表明他们支持反帝统一战线。1969年4月15日，朝鲜击落美国EC-121侦察机，中国也立刻对该行为进行表扬。如此，朝鲜方面坚信中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立场方面和其高度一致，事实上，这样的想法也使得朝鲜在1969年下半年迅速缓和对华政策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在此期间朝鲜方面与美韩两国的关系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1969年朝韩两国大约共有500万人处于战备状态。南北双方的常备军数量分别是60万和45万人，他们的民兵数量分别为200万和170万人。因此，由于中朝两国特殊的地缘关系，朝鲜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中国的军事保障。金日成表示，现在有超过一百万的敌军直接针对我们，我们不想因自己结束与中国的同盟，因为这将意味着在我们身后也会有敌人。

　　因此，虽然朝鲜方面依旧不赞同中国发动文革的方式，但是与1966至1967年时常以间接方式批判中国文革的行为相比，此时朝鲜领导人则显示出较为谨慎的态度。金日成提及，中国诽谤我们是修正主义，但我们总是保持冷静。政治局的一些同志建议我们也应该组织红卫兵来侮辱中国人，我反对该提议，这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同时表示，文革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只是朝鲜不会跟随中国发动文革。因此，正如东德驻朝代理大使观察的一样，朝鲜没有出版物直接反对中共的路线、毛泽东本人或中国领导集团的其他成员;1968年，在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前面禁止使用人行道的禁令已经被撤销，虽然毛泽东的大幅画像仍旧在大门入口旁边公开展出。

　　由此看来，如果把1966年至1969年朝鲜对华政策的发展制成一条曲线，1966年至1967年是急速下降阶段，1968年至1969年上半年是朝鲜对华政策发展的最低谷，但是由于中朝两国一直未曾中断的经济联系，以及朝鲜领导人出于对国内情况、国际形势、同中国的地缘关系的考虑，其处理同中共关系的方式渐趋谨慎。因而在1969年下半年，朝鲜对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虽然9月9日朝鲜国庆节中国并未派遣使团，但10月1日朝鲜派遣了高级别的使团去北京，尽管在时间上故意做了一些延迟。与此同时，1969年下半年韩国人也感受到了朝鲜对华政策发展的新动向，认为在遭到近两年的压制后，涉及共产党中国革命成就的报道再一次出现在朝鲜的报纸上。

　　(二)

　　1966年“自主”政策在朝鲜外交领域得以贯彻实施，此后朝鲜领导人依旧在各重要场合皆对“自主”政策予以强调，1968年9月7日金日成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称，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及工人党，都是完全平等、自主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内部，任何人都不能要求特权地位……只有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独立性和自主性，才能制定符合本国特点的正确政策，才能胜利地促进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那么该时期朝鲜是如何具体执行“自主”政策的?该政策与朝鲜对华政策又存在什么联系?要解答这些问题，除了考察此时朝鲜对华政策以外，还必须涉及对朝鲜对苏联政策发展动向的考察。

　　张清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平壤》一书中，如此描述在此期间朝鲜对苏政策：“朝鲜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并不代表换一个老大哥，而是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评估，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在1960年代末完成国家经济计划的目标，同时在不对北京或者莫斯科牺牲政治自主的基础上巩固其军事力量。”从现有的档案来看，这一时期朝鲜确实并非事事跟随苏联，比如在1968年“普韦布洛”危机中为显示其“独立自主”，朝鲜领导人所做的一些决策就没有同苏联进行商量。1968年1月28日，美国中情局的备忘录中称，“当前的危机中，朝鲜显然是独立行动，并可能打算尽力使事态处于他们控制之下”。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4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也指责朝鲜：朝鲜抓捕“普韦布洛”号的行为似乎过于激进了，正确的做法是建议或迫使进入本国领海的外国军舰离开。苏联本就对朝鲜在非军事区制造事端、“普韦布洛”危机中的冒险做法多有不满，1969年朝鲜又在未通知苏联的前提下击落美国EC-121侦察机，这次中国立刻赞扬了朝鲜的行为，但是苏联方面三天后才表示支持朝鲜，并帮助美国打捞飞机残骸。另外，1968年4月苏联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详细提出在布达佩斯召开世界共产主义会议的建议，而朝鲜对此的态度是：如果所有国家都参加会议那么我们会参加，但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参加我们就不会参加。我们必须进行等待以便观察中国局势如何发展。以此显示朝鲜独立于苏联的态度。如此看来，朝鲜领导人虽然在很多场合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并显示对苏共的友好支持态度，但为显示其自主性同时出于朝鲜本国利益的考虑，与苏共在诸多问题上亦存有分歧。

　　1968年8月20日苏联等东欧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镇压其国内改革运动——“布拉格之春”，苏共此举受到了来自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指责。8月23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也强烈谴责苏联及其追随者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是“强权政治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但是朝鲜劳动党对苏联这一干涉他国内政、侵犯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行为却无异议。8月23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强调，捷克斯洛伐克遵循的修正主义政策表明其放弃了集体斗争的方式并违背了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没有任何借口和谎言可以掩盖其所谓的“民主”、“自由”口号下的反革命本质。显然，朝鲜对待该事件的态度是难以用其一贯宣称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独立、平等、自主”的原则来解释的，可以用来解释朝鲜领导人此举的理由就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未触及朝鲜的利益，而此时支持苏联的立场可以使朝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尤其是中朝关系的未来走向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维持其非常看重的与苏联的正常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发现，1966年朝鲜开始在外交领域贯彻实施“自主”政策，到1968年至1969年朝鲜领导人对“自主”政策的运用显得更加如鱼得水，即在使朝鲜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在中苏两国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policy of equidistance)。虽然此间朝鲜对中国发动文革的行为仍然不予赞同，但出于对国内情况、国际形势以及同中国地缘关系的考虑，朝鲜领导人处理同中共关系的方式更加谨慎;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朝鲜领导人为显示其“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不少涉及朝鲜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与苏共存在分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朝鲜意图与苏联划清界限，朝鲜劳动党在多个场合强调同苏共的友好关系，并落实在具体行动之中。1969年9月，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在参加完胡志明的葬礼后，返程的途中在北京与中共举行会谈以提升同中国的关系。但朝鲜列出了两个基本条件：(1)中国不干涉朝鲜的国内事务，包括中国应移除中朝边境上的喇叭;(2)中国不干涉朝鲜与苏联的关系。

　　三、结语

　　文革伊始，中朝关系急剧恶化，一部分原因来自中国文革极左思想对外交领域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朝鲜对中国的“有意疏离”。该时期朝鲜建构在其“自主”政策之上的外交行为也多表现为否认中国对朝的经济、军事援助，批判文革等。朝鲜劳动党如此行事的原因有三：(一)中国发生文革之时，朝鲜国内面临经济困难，以此为契机否认中国对朝的经济援助一方面可以将国内经济问题的一部分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此打出“同情牌”以便从苏联以及东欧各国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二)此时的美国深陷于越南战场难以脱身，朝鲜方面希望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方式获得南北统一，而中国武器装备的援助无法满足朝鲜的需求，疏离中国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获得来自苏联先进的军事援助;(三)朝鲜批判中国发动文革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中国方面对朝鲜的非正式批判和意识形态输出，更重要的是如此可以显示朝鲜劳动党同中共政策的不同，以改变朝鲜长期依附中国的状态，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并以此为契机在国内树立其个人的绝对权威。行至1968年，朝鲜方面对中国文革依旧表示不赞同，双方贸易额持续下降，在外交立场、边境问题上两党亦存有矛盾。但另一方面，朝鲜劳动党与中共在反美立场上高度一致;非军事区情况的紧张，也使得朝鲜方面不得不考虑到和其唇齿相依的中国的军事保障，与文革伊始“有意疏离”中共的态度相比，朝鲜劳动党处理与中共关系的方式也显得较为谨慎，这也为1969年末中朝关系的迅速回温打下了基础。此时朝鲜的“自主”政策也更多表现为在中苏之间寻求“等距离外交”，即对中苏两党的行为进行有限度的承认和否定，而进行承认和否定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朝鲜的利益最大化。

　　总体而言，文革初期朝鲜对华政策并未发展至针锋相对的程度，即使在1968年至1969年双方关系降至最低谷时期，朝鲜对华态度也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克制，因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朝鲜的政权安全是和中国捆绑在一起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十分清楚朝鲜的“自主”是无法完全脱离社会主义大国而存在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行“等距离外交”是朝鲜劳动党“自主”政策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

　　(相关简介：朱雅莉，历史研究者。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

　　注释

　　[1] 成晓河：《“主义”与“安全”之争：60年代朝鲜与中苏关系的演变》，《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21-35页，该文对1960年代中朝关系的变化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主义”与“安全”概念，即安全需求与意识形态对朝鲜同中国及苏联关系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但是该文多运用的是中国解密的为数不多的档案。董洁：《“文化大革命”前期中朝关系的历史考察(1966-1970)》，《冷战国际史研究》，2014年第2期，该文运用最新档案对文革前期中朝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及表现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影响该时期中朝关系走向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基于地缘安全的考虑。董洁：《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41-58页。美国学者高毕西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中朝关系的专家，但是当时能够运用的材料只能是官方公开的材料。B. C. Koh, “North Korea and its quest for autonomy”, Pacif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ol. 38, No. 3/4, 1965-1966, pp. 294-306; B. C. Koh, “North Korea and the Sino-Soviet Schism”,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22, No. 4, 1969, pp. 940-962; B. C.Koh, “The Pueblo Incident in Perspective”, Asian Survey, Vol. 9, No. 4, 1969, pp. 264-280; B. C. Koh, “Ideology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North Kore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2, No. 3, 1970, pp. 655-674; B. C. Koh,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Model on North Korea”, Asian Survey, Vol. 18, No. 6, 1978, pp. 626-643。学者张清对中朝冷热关系的历史时期进行了划分，这对当下中朝关系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他的著作对中朝关系的判断不少来自于作者的推断，对影响中朝关系的重大事件的书写也不够详细(Chin O. Chung, Pyongyang Between Peking and Moscow,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8)。其他国外学者的研究还有Robert R. Simmons, “China's Cautious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and Indochina”, Asian Survey, Vol. 11, No. 7, 1971, pp. 629-644; Joseph Sang-Hoon Chung, “North Korea's ‘Seven Year’ Plan (1961-70):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Reforms”, Asian Survey, Vol. 12, No. 6, 1972, pp. 527-545; Roy U. T. Kim,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8, No. 8, 1968, pp.708-722等。

　　[2] 基于威尔逊中心整理的档案材料，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有：Bernd Schaefer, “Weathering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The GDR and North Korea, 1949-1989”, CWIHP Bulletin, Winter 2003-Spring 2004, Issues 14/15, pp.25-71; “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1966-1972”, CWIHP Working Paper, No.44, October 2004; James F. Person (ed.),“Limits of the Lips and Teeth Alliance: New Evidence on Sino-DPRK Relations 1955-1984”，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NKIDP)，Document Reader No.2，March 2009.

　　[3] “主体思想”具体而言即“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参照金正日：《金日成关于主体思想》，外文出版社，1989年。

　　[4] 11月7日，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日庆典，朝鲜派遣两名劳动党副主席参加，并于11月16日会见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次年2月，应朝鲜劳动党邀请，柯西金访问平壤，在会谈中特别强调了双方在1961年朝苏条约的基础上互助的义务，在柯西金离朝之前，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表达了增进经济、文化交流的意愿。参照B. C. Koh, “North Korea and the Sino-Soviet Schism”,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22, No. 4, 1969, p.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