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楷：福泽谕吉与明治维新

 　　前年，我去日本旅游，看到一万日元钞票上印着一个人的头像，问导游才知道，那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他在日本家喻户晓，被称为“明治维新之父”。我一直对明治维新非常感兴趣，却对这位福泽谕吉知之甚少。

　　明治维新之迷

　　1868年，日本开始了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明治维新，只经过短短二十多年便大见成效。1895年，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北洋水师，使中国割让台湾又赔巨款。十年后的1905年，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罗斯，一跃成为世界列强之一，震撼了全世界。

　　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由一个落后锁国的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为什么别的亚洲国家做不到?

　　这些谜团曾经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的学者专家去研究明治维新，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和专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仅仅在知识界的小圈子里流传，对广大民众没有多大的影响。中国知道明治维新的人很多，但了解其来龙去脉的人却很少，知道福泽谕吉及其思想的人就更少了。

　　《明治维新(附福泽谕吉传)》(吕理州著)一反传统学术专著的写法，用浅显流畅的文笔和讲故事的方法，生动地介绍了明治维新的来龙去脉和福泽谕吉的经历和思想。

　　读了这本书，最让人感到惊叹是：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竟然对明治维新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时势，亦即那个国家人民当时拥有的习气和智德状态，才是推动历史影响文明的主要动力，而不是少数贤君的出现。文明的进步或落后，不是操之于少数一二人之手，而是取决于人民的素质，统治者只是起到不妨碍的作用。统治者能不妨碍文明进步就已经尽到职责了，不可能直接去加快文明的进步，那是民间的事。这接近“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但他更强调人民精神状态的根本性作用。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福泽谕吉一生坚持在民间做启蒙大众的工作，数次拒绝了政府给他的官职和各种头衔。他长期坚持写书、办学、办报纸，在日本人民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福泽谕吉长期又艰苦的思想启蒙工作，催生了明治维新的发生，称他为“明治维新之父”可以说当之无愧。

　　惊人的学习精神

　　福泽谕吉出生在日本封建幕府统治的末期(1834年)，封建锁国的日本当时也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日本与中国一样，有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危险。

　　1853年，日本国门被美国军舰强行撞开后，福泽谕吉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日本人。他很早就认识到，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西方的学问--兰学(通过荷兰文而学得的西方学问)。他想方设法进入了日本兰学大师绪方洪庵所办的“适塾”学习，他从绪方洪庵那里得到的最宝贵教训是：写文章必须简单明白，尽量不用艰涩的字眼。他后来成为影响千千万万日本人的启蒙思想家，一手流畅易懂的文笔是重要原因。

　　当时适塾没有毕业证书，更谈不上就业保证，但福泽谕吉认为：“我们虽然粗衣淡食，表面上看起来是落魄的穷书生，可是思想智力却活泼高尚，觉得连王公贵人也比不上自己。”“读书的时候，如果一味儿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考虑将来如何赚大钱、住华丽的房子、吃山珍海味、穿体面的衣服，把心全摆在这上头，那么书一定读不好。”他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非功利的学习精神，很像当年爱因斯坦在瑞士伯尔尼当小职员时与朋友业余组织的“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也认为“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情”。这与中国书生为了当官发财而苦读四书五经以参加科举考试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后来福泽谕吉发现，会英语更容易直接学到西方文明的精华，他毅然从头开始学英文，采取主动拜师、自学、找同样兴趣的学习伙伴的方法，迅速学会了英文。他还不惜以仆人的身份挤进日本赴美考察团，到美国实地考察西方文明。他在美国期间，拼命找机会与美国人聊天，以增强英语会话能力。别人都忙着买各种新奇物品时，他却买了两本英语学习工具书《韦氏辞典》和《华英通语》。《韦氏辞典》是当时美国最权威的词典，全日本还没有人买过。9年后，福泽谕吉回忆说：“那时候，我实在高兴极了，好象获得了天地间无上的至宝。”回国后，他立即翻译了《华英通语》，在当年出版。这是当时日本唯一的英语入门书，极为畅销，连出了数版。福泽谕吉还由荷兰文改教英文，他开的私塾，成了江户(现东京)唯一教英文的私塾。

　　1862年，27岁的福泽谕吉又以翻译的身份随日本使节团出访欧洲，前后用一年时间考察了六个欧洲强国。与其他团员不一样，他不光注意先进事物的表面，还进一步追根究底，想探明背后的原理。比如他看到铁路，便问清铁路运输是谁在经营?政府或民间?铺设铁路所需的巨额资金从哪里筹措?利润如何分配?等等。他想弄明白，西方文明这朵花开得如此美丽的土壤环境是什么样的结构?他打定主意，要把这朵花连根带土移植到日本去。当别人买了钟表、望远镜、音乐盒等西方珍奇物品时，他却花光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大堆英文书，其中大都是百科事典和初等教育的教科书，准备从开阔日本人的眼界和基础教育做起。

　　当时日本出现了类似中国义和团的“尊王攘夷”运动，全国充满了排外情绪，许多崇尚西方文明的洋学者被暗杀。福泽谕吉不畏艰险，决定扩大私塾，努力培养掌握西方文明的人才。他回乡挑选学生，不让他们参加内战，而接到私塾加紧培养。1866年(明治维新前二年)，福泽谕吉写出了介绍欧美见闻的书《西洋事情》，目的是让绝大部分没有出过国的日本人也能够大致明白西方文明的摸样，使他们认清：西方文明无论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方面，都遥遥领先日本，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而已。

　　《西洋事情》一出版，立刻成了空前的畅销书，包括各种盗版书在内，总共卖出了25万套，福泽谕吉成了全日本最知名的作家，当时日本各阶层各派的人议论国事和争辩日本向何处去，都必须先把《西洋事情》读一遍，可见这本书影响之大。

　　后来福泽谕吉又争取到第二次赴美的机会，他筹集到一笔巨款，在美国买了八大箱的英文书，包括辞典、历史、地理、经济、法律、数学等各方面的内容，他简直想把西方文明知识全买回日本去。回到日本后，他又写了《西洋事情》续集和《西洋旅行指导》两本书，都成了畅销书。甚至当时的封建幕府将军也读过《西洋事情》，而且还读了不止一遍，可见福泽谕吉影响之大。

　　思想的力量

　　1872年，37岁的福泽谕吉写出了他一生最大的杰作《劝学》。书一上市，立刻造成轰动。他接着写续集，仍然很畅销，他便一直写下去，坚持写了四年，一直写到17集。每集的销量都超过20万册，17集的总销量达到340万册。当时日本只有三千五百万人，其中许多人还不识字，却卖出去了这么多册书，真可说是惊人的畅销，那影响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劝学》中，福泽谕吉说了这样一句在日本影响极大的名言：“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在人之下也不造人。”意思是说，神在造人的时候，授予每个人同等的权利，没有一出生就注定了贵贱不同的道理。谁也不需惧怕谁，谁也不妨害谁，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利用天下的物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快乐地度过一生，这是神的意旨。智者与愚者和身份贵贱的区别，是由有没有学问来决定的。努力求知的人就可获得富贵，没学问的人就贫贱。

　　福泽谕吉所说的“学问”并不是指认识艰深的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诵咏和歌、作诗等对社会没有实际用处的学问。他认为这些学问虽然能够抚慰人的心灵，有其价值，但绝没有汉学者所说的那么重要。自古以来，很少有善于赚钱的汉学者，也没有擅长作和歌又擅长做生意的商人。因此，我们必须暂时放下这种用来打发时间的“虚学”，改学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实学”。例如日本拼音字母的读写法、信的写法、记帐法、算盘的打法、天秤的称法等，学完这些之后，再进一步学地理学、物理学、历史学、经济学与修身学。这些学问无法从中国的古书中获得，必须读西洋书的翻译，最好能读原文书。只要是人，无论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都必须拥有实学的教养。有了这种教养之后，每个人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使个人和家庭获得独立，进而使整个国家成为真正的独立社会。

　　福泽谕吉特别强调，读书人必须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人的权利是有限度的。上天授予每个人权利，这样的权利不受任何其他人的束缚。但我们如果只是一味地主张自由，而不知道“自由的限度”，那么就会沦于任性、放荡。自由与任性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妨害到他人。

　　福泽谕吉不但主张人与人平等，更主张人民和政府平等。人民如果对政府有什么不满，不必压抑在心里，大可堂堂正正地透过有关机构，心平气和地、毫无保留地向政府诉说自己的主张。如果这个主张合乎天理、顺乎人情，那么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必须和政府争到底，这样才算尽到了国民的本分。个人也好，国家也好，都是基于天理而拥有独立与自由。因此，如果我国的独立遭受到侵害时，即使与世界万国为敌也无须惧怕。如果我们个人的自由被人妨害，即使对方是政府官员，也不必客气。政府之所以残暴，都是由于人民的无知造成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水准，就有与其相称的政府和政治。法律之严厉或宽大，完全随着人民的品行高低而定。如果人民想避免暴政，就得赶紧读书求学，充实自己才能品德，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与政府同等。

　　福泽谕吉认为人民对政府不应有感恩的心态。设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怎能说是“恩”呢?如果说政府保护人民是“恩”，那么人民缴税给政府何尝不是“恩”?因此，身为人者，应该时时刻刻记得权利平等的精神，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可以说，这种现代公民意识，直到今天仍有重大意义。

　　福泽谕吉对当时媒体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给予了尖锐的抨击：“现行的出版条令并不是很严苛，然而报纸不仅从未刊登批评政府的文字，政府稍微做点好事，便言过其实地歌功颂德，简直就像是娼妓在取悦客人一样。再来看看写给政府的建议书。这些建议书可说是极尽卑屈之能事，尊崇政府仿佛把政府当成了神，卑贱自己则像罪人一般。官吏和人民都同样是人，可是这些建议书却故意践踏自己，真是恬不知耻。”

　　福泽谕吉认为学问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无论何种学问，目的都在于增广自己的知识与见闻，并借此养成判断事物的能力，以及明白身为人所应背负的使命。如果只是识字，而不知道事物的道理，便称不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明白处世的方法是学问，调查金钱的出入是学问，了解时代的动向也是学问，而且这些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学问。只会读汉洋书籍则不算是学问。这种把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能力和以活学问为社会服务的使命感作为学习目的的主张，与爱因斯坦的观点不谋而合，对当今教育仍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福泽谕吉指出：所谓人权，是指每个人的生命都很贵重，每个人的财产都不得被侵犯，每个人的尊严与名誉都不得被损伤。只要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有权利满足欲望。福泽谕吉如此超前地具有了现代人权意识，真是难能可贵。

　　除了平等，福泽谕吉还特别强调独立的重要性。他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能以外观来衡量一国是否文明。学校也好、工业也好、陆军也好、海军也好，这些都只是文明的外观。拥有这些外观并非难事，只要用钱买就行了。可是另有一种无形的东西，这个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不能买卖，也不能贷借，可是它却能够普遍存在于国人之间，发挥很大的作用。没有这样东西，学校、工业、陆军、海军等外观都无法发挥真正的功能。这可说是文明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是其人民独立精神的普及，而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强大。

　　福泽谕吉认为，所谓独立，是指自己能够支配自己，没有依赖心。自己能够判断事物的是非，而采取正确处理方式的人，便可以不依赖别人的智慧而独立，独立首先要做到经济独立。没有独立精神和能力的人，往往把自己当作国家的客人，把保卫国家的责任完全交给主人，国事与自己无关。人数很少的主人无法维持一国的独立。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会怕别人，怕别人的人一定会阿谀别人。经常怕别人、阿谀别人的人，日子久了，就会习惯这套模式。他们的脸皮厚如铁甲，该羞耻的不以为耻，该主张的不敢主张，一看到人就反射性地弯腰。这种没骨气的小人，一碰到目中无人的外国人，自然胆战心惊，不敢为国家争权益。在国内没有独立地位的人，对外也无法独立。所以，个人的独立决定了国家的独立，越是有独立精神的国民就越爱国，越是没有独立精神的国民越不爱国。爱国之士不论朝野，应先谋求自己的独立，倘若还有余力，便帮助他人独立。父兄帮子弟独立，教师劝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民都独立之后，自然可以保卫国家。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自己忧劳国事，倒不如解放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才是明智之举。

　　独立精神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具备独立精神呢?福泽谕吉告诉人们首先要学会怀疑：“在相信的世界里，有很多伪诈;在怀疑的世界里，反而有很多真理。……文明进步的原因，在于人类不断地研究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运作本质，而挖掘出其真理。西洋各国为什么会达到今日文明的境界呢?追本溯源，应归功于‘怀疑’两字。伽利略因怀疑传统的天文学说，而发现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现象;加尔瓦尼看到死青蛙的腿微微抽动，起了疑惑，而发现动物体内的感电现象;牛顿看到苹果掉落地面，也起了疑惑，而发现引力的法则;瓦特对水壶的热气感兴趣，怀疑是水蒸汽的作用，而发明了蒸汽机。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先经过怀疑的过程，最后才抵达真理。不只是自然科学的领域如此，社会的进步也有赖于怀疑精神。托马斯.克拉森因为怀疑贩卖奴隶的不合理，四处奔波，终于断绝了这个天底下最大的毒害;马丁.路德因为怀疑罗马旧教的荒诞，起而倡导宗教改革;法国人民因怀疑贵族的跋扈，而引发大革命;美国十三个州的人民因为怀疑英国法令的正当性，而独立成功.……在西方，某个学说出现之后，立即有另一个学说出来反驳，异说源源不断，争论绵延不断。相反，亚洲各国的人民，轻信虚诞妄说，沉溺于巫蛊神佛，或者深信孔孟圣贤的话，直到万世之后还无法摆脱这些圣贤的思想框框。西方与东方，两者在见识的优劣上，或志气的勇怯上，差距大得无法相提并论。”

　　福泽谕吉对在日本影响巨大的儒家学说给予了严厉批判，他指出：“后世研读孔子思想的人，必须把时代的因素考虑在内，善加取舍。如果到了现在，还有人全盘接受孔子的思想，那就是不懂事物的价值会随时代而改变的道理。跟这种食古不化的人没什么好谈的。”“清国是个拙于改革的国家，一千年来，两千年来，始终守着古人说的话，丝毫不懂临机应变。他们患了自大症，以为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国家，因此从不向他国虚心学习，也不力图改革。”这种“与时俱进”地对待传统学问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我国当今那些仍把“国学”奉若神明的人学习。在福泽谕吉看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道德，其目的在于形成人的奴性，而西方文明精神则让人独立自尊，日本必须扬弃前者，追求后者。

　　福泽谕吉深知启蒙之难，他特别强调洋学者在民间身体力行的模范带头作用：“如今，为了促进我国的文明，必须先把深植人心的旧习一扫而尽才行。可是，要怎么个扫法呢?这很难靠政府下令，也很难靠个人的说教，一定要有一批人站在民众的前头，身体力行，做民众的模范。这批能够成为民众模范的人在哪里呢?他们不在农民之中，不在商人之中，也不在国学者或汉学者之中，只有洋学者才能担当这项大任……。可是他们读了洋书之后，不是不了解洋书中的真正含义，就是了解其含义后，却不身体力行，这些学者君子只知做大官，而不知做大事，他们只想在政府中谋求一官半职，却不愿在民间做事……。民间的事业中，十有八七都与政府扯上关系。于是，世上人心越来越被这股风潮所影响，他们由崇拜官方而依赖官方，由惧怕官方而献媚官方，没有一点发挥独立心的勇气。这样的丑态实在令人不忍卒睹。”

　　福泽谕吉认为：“创造文明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于上面的政府，也不是来自于下面的小民，而是来自于夹在两者之间的中间层。从西洋各国的历史可知，商业和工业，没有一样是政府创造出来的，而是位于中间层的知识分子竭尽心智所促成。蒸汽机为瓦特所发明，铁路的出现是史蒂文森的功劳，首先论述经济原理而改变商业手法的则是亚当.斯密。这些人都是所谓的中产阶级，非政府官吏，也非劳工小民……。政府的工作应该只是在于不妨碍他们，让他们自由创造，并且体察人心之所向，而给予保护。因此，创造文明是民间的事，保护文明则是政府的事。”这种思想，放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指导意义。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男尊女卑观念极为强烈的日本，福泽谕吉大力提倡女权：“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以对社会的用处而言，天下没有一日可以不要男性，也没有一日可以不要女性。二者的用处都是一样大，不同的只是男人力气大，女人力气小罢了。”对孔孟之道主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福泽谕吉的回答是：“不管孔子也好，孟子也罢，只要其主张违反天理，我们就不必理会。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可说是人类的罪人。……所谓不孝，应该是指为人子者做出不合情理的事，让父母的身体或精神感到痛苦。……孝顺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是老人，即使对方与自己非亲非故，也应该好好对待，何况是自己的父母。”他还认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什么惟独女人与下层人民很难应付呢?因为儒家思想要他们卑屈，束缚他们，不给他们丝毫的行动自由，久而久之，他们心中自然积累成一股怨气，性情也变得很难应付。”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是女性的地狱”。他指出，在古代的日本，女性地位其实与男性平等，后来因为受到儒家思想和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女性的地位才一落千丈。他大力主张用教育来提高女性的地位：“女子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女性获得知识，了解事物的道理，并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他对丈夫提出这样的要求：“身为丈夫者，应该分担妻子的辛劳，即使外面工作繁忙，也必须抽空帮助妻子养育子女，让妻子偶尔可获得休息。”他认为：“洗衣煮饭维持一家的清洁卫生，以及养育子女等等，都是人生居家的重要事情，这与男人在外面的工作相比，没有难易轻重之别。”他还认为婚姻是一种男女间的契约，如果夫妻有一方淫乱不德，冷落对方，就是毁约行为，被害的一方可堂堂正正地向对方问罪。他还极为超前地主张男女结婚后，可从双方的姓氏中各取一字，作为夫妻的共同姓。

　　福泽谕吉写的《劝学》在日本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873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今后的教育方针：

　　1、过去的学问只属于武士阶级，与庶民和女性无缘。今后必须普及教育，让全国没有一位文盲。

　　2、过去的学问只偏重于文字的记忆暗诵，与实际生活脱节。今后的学问必须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用处才行。

　　3、过去的学问是为了国家，今后的学问则必须为个人，让每个人都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三点教育方针全是抄自福泽谕吉的《劝学》，可见《劝学》影响之大。

　　中国为什么引进西方文明总是不成功?

　　1875年8月，福泽谕吉又出版了另一本代表作《文明论之概略》。在书中，福泽谕吉对“截长补短论”进行了批判。

　　日本和中国一样，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也出现了一批折中人物，他们认为东西文明各有优点，西方优点在物质(或科技)，东方优点在精神(或道德)。因此引进西方文明时，只需选择对方的优点--物质即可，这就是“截长补短论”。这与中国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一些日本思想家主张的“东方的道德，西方的技术”是一致的。

　　福泽谕吉根本否定这种论调，他指出：

　　1、文明可分为外观和精神两个部分。外观是指食、衣、住、行，以及法律、政令等。精神指人民的习气或人心风俗。

　　2、无论是文明的外观也好，文明的精神也好，东方(亚洲)都远逊于西方(欧美)

　　3、引进文明的外观较容易，有钱就可办到。引进文明的精神则难得多。同样是文明的外观，引进食、衣、住、行较容易，引进法律政令较难。

　　4、在引进的先后顺序上，必须先从难的着手，即先引进文明的精神，其次是法律政令，最后才是食、衣、住、行。因为只要大多数人民都拥有文明的精神，文明的外观就不请自来。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汲汲于追求文明的外观，而忽略掉文明的精神的话，文明化的工作一定会窒碍难行，或者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

　　这些观点简直是在批判中国以“中体西用”论为号召的一大批读书人的糊涂思想。特别是福泽谕吉主张的引进西方文明必须“先难后易”的观点，尤为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中国对外开放的许多弊端，都是因为反着来，总是“先易后难”，重外观不重精神。

　　为什么中国引进西方文明总是不那么成功呢?福泽谕吉深刻地指出：

　　“西洋文明流入中日两国的途径大不相同。中国是通过商人流入，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

　　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儒家思想，对西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产品，也不为所动，觉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这些商人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对西洋文明并没什么兴趣，只是想与洋人贸易赚钱罢了。因此，他们即使学会洋话，也只是学会简单的日常用语。他们虽进口洋货，可这些洋货中却很少有西洋书籍，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书更是几近于无。

　　因此，通过中国商人流入的西洋文明，只停留在外观的层次，只是让市面上多了一些舶来品，以及让一部分商人学会日常会话用的洋文罢了。换言之，西洋文明的流入并没有对中国人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日本则与此相反，在二百多年的锁国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兰学者)努力研究西洋学问(兰学)，并且借着开班授徒与著书立说，把吸收来的西洋学问传授给其他日本人。因此，西洋文明可说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日本。

　　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较高，所吸收的都是西洋文明中最深层的部分，因此西洋文明通过他们流入后，便在日本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中国引进了西洋文明的肤浅外观，日本则引进了西洋文明的深层内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化脚步如此迟缓，而日本的文明化脚步那么快捷的原因。”

　　这种观点真可说是振聋发聩!当今中国主导社会风气的仍然不是代表先进文明的知识分子，而是急功近利的商人，再加上格调日益低下的媒体助阵，所以社会上弥漫着不择一切手段发财的流氓无赖风气，大众学不来西方文明最优秀的精神内核，而把那些肤浅甚至堕落的外观迅速学了来。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担当不了文明传播的大任呢?原因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当时中国的读书人只关心金榜题名以便做官发财，而科举的出题范围却只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四书五经。中国的读书人十年寒窗所学的，正是福泽谕吉眼中“与实际生活脱节的学问”。他们不会去读洋学，因为科举不考。何况他们认为洋学是夷狄的学问，有什么值得学的呢?

　　相反，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历史上几乎样样向中国学习的日本人，偏偏没有学长期束缚中国读书人思想的科举制度。即使在锁国时代，日本的知识界也相当多元化，有人学汉学，有人学国学，有人学兰学，这必然带来思想上的活跃，而且产生了许多洋学人才，这就是日本现代化步伐比中国快得多的主要原因。

　　明治维新之父

　　福泽谕吉深刻地认识到：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普及，他最被人称道的是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极大尊重。1893年，他在题为“人生的乐事”的演讲中，吐露了一个长久的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设立一个研究所，挑选五至十名学者，让他们衣食无忧，能够终生在研究所里专心研究学问。他们想研究什么学问，则完全不干涉，任凭他们自己自由决定。他说到做到，后来他两次自己出钱，为日本著名的细菌学大师北里柴三郎建立研究所和医院，还怕北里柴三郎因杂务缠身无法专心于研究，特地派了一名门生去负责医院的经营管理。福泽谕吉的这些做法，和他一贯推进日本的文明进步思想是一致的。

　　在福泽谕吉影响下，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出现了大批的启蒙思想家和洋学者，他们从思想深处影响了日本大众，也影响了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促使全社会和政府官员全面向西方学习。1871年，明治新政府做了一件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做过的事：派遣了一支由46名政府官员组成的使节团到欧美各国考察。这个使节团包含了新政府近一半的决策官员，其中包括“维新三杰”中的两杰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可以说是政府精锐尽出。这个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团长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考察团，用了一年零九个月，先后考察了12个欧美国家，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了西方文明的精华，回来后极大地推进了明治维新的进程，加快了日本全面进入工业文明的步伐。

　　1901年2月3日，这位日本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与世长辞了，享年66岁。出殡当日，有15000人参加送葬，很多群众站在道路两旁目送。福泽谕吉的一位门生捧着他的牌位，牌上的法名是“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独立自尊正是福泽谕吉一生的写照，也是他启蒙大众的思想核心。

　　当然，福泽谕吉的思想中也有一些反动霸权的内容，比如他主张日本要“脱亚入欧”，与亚洲落后国家划清界限;在国家危急情况下国权应当暂时压抑民权;主张用武力逼迫中国和朝鲜开放进步等等。他以传播文明的名义公然主张侵略亚洲落后国家，这为后来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思想依据。他对西方文明也过于深信不疑，缺乏对其弊端的深刻思考和批判，这实际上违背了他自己倡导的怀疑精神。

　　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

　　吕理州在《明治维新》一书中，分析了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而中国清末改良却难以成功的五条原因：

　　第一，日本有兰学，而中国没有。

　　17世纪以来，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但仍旧准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到长崎贸易。经过多年来往，在一部分日本人中逐渐形成了兰学--通过荷兰语学到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经过几位日本兰学大师多年的努力和各地兰学私塾的培养，到1853年日本学习兰学的人有2000多人，他们在西方冲击来临之前，便对西方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日本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和积极推动明治维新的政府官员早年都学过兰学。同时期的中国却没有任何的西式教育机构，兰学人口为零，致使中国读书人和朝廷官员对西方文明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咸丰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第二，中国有科举制度，而日本没有。

　　中国读书人把毕生精力花费在四书五经里，对其它学问漠不关心，一心想通过科举升官发财。即使他们考场失意，而不得不开设私塾谋生时，所教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因为社会上没有人愿意学考试范围以外的学问。其实早在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就将西方学术介绍给了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但洋学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形成气候，因为洋学是既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的夷狄学问。直到鸦片战争过了65年(1905年)，科举制度才被废除，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才开始解放，而这时日本明治维新早已成功，并成了世界一流强国。

　　日本却没有科举制度。令人赞叹的是，虽然日本人长期学中国，但科举和宦官制度却不学。看来日本人只学外国的精华，而糟粕从来不学。儒学虽然是日本知识分子必修的教养科目，但也仅仅是“教养”而已，与当官发财没有直接关系。儒学在日本并不像在中国那样有压倒一切学问的绝对权威，因而才有兰学和其他学问发展的空间，形成了多元化的思想格局，其应变能力就灵活敏捷得多。

　　第三，日本有武士阶层，中国没有。

　　日本在江户时代的社会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的士(武士)是统治阶层，也是社会的精英，负责统治与打仗，其它阶层负责生产。这些从小在尚武环境中长大的武士，基于捍卫国家的使命感，对外患的动向非常关心，会设法先收集更多的情报，以便了解敌人的情况。

　　虽然中国也有士、农、工、商之分，其中的士也是社会精英。可中国的士却是只懂之乎者也的文士，他们不需修习武术也看不起武人，吟风弄月还行，却根本不会打仗。因此外患出现时，他们关心的程度不如日本武士，他们的心全在科举上，打仗是朝廷的事。

　　第四、中国遭西方冲击在先，日本在后。

　　中国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后，消息通过荷兰和中国商人迅速传到日本，这个亚洲自古最强大的帝国竟然被来自万里之外的夷狄打败，不得不割地赔款，这给近在咫尺的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日本的有识之士因此产生了危机意识。

　　鸦片战争之后13年，美国舰队才来到日本，日本比中国遭受冲击晚了13年，使日本朝野上下能冷静思考，接受中国的教训，不一味儿与强大的西方国家相对抗，而是不断采取妥协政策，少走了许多弯路。

　　第五、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比日本人强烈的多。

　　中国读书人历来把儒家思想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上国，周遭国家都是夷狄蛮貊，从来只有夷狄蛮貊向中国求教，而没有中国向它们求教的道理。虽然中国被西方来的夷狄不断击败，但绝大多数读书人仍不承认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比中国文明优越。

　　日本知识分子历来在中国文化面前有文化自卑感，早在唐代，日本就派了大批留学生到中国虚心求教，到了近代也能真诚地向西方求教，爱学习，也善学习，早就是日本的民族传统。

　　吕理州归纳的五条原因极有道理，但他没有特别指出日本有福泽谕吉，而中国没有，其实这是更重要的一条原因。

　　中国古人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子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可见思想家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多么重要。郁达夫说过：“一个民族没有杰出人物固然不幸，但有了杰出人物而不知爱戴更为不幸。”福泽谕吉与胡适的不同遭遇，让人感慨系之!

　　(文章略有删减)

 　　前年，我去日本旅游，看到一万日元钞票上印着一个人的头像，问导游才知道，那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他在日本家喻户晓，被称为“明治维新之父”。我一直对明治维新非常感兴趣，却对这位福泽谕吉知之甚少。

　　明治维新之迷

　　1868年，日本开始了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明治维新，只经过短短二十多年便大见成效。1895年，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北洋水师，使中国割让台湾又赔巨款。十年后的1905年，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罗斯，一跃成为世界列强之一，震撼了全世界。

　　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由一个落后锁国的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为什么别的亚洲国家做不到?

　　这些谜团曾经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的学者专家去研究明治维新，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和专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仅仅在知识界的小圈子里流传，对广大民众没有多大的影响。中国知道明治维新的人很多，但了解其来龙去脉的人却很少，知道福泽谕吉及其思想的人就更少了。

　　《明治维新(附福泽谕吉传)》(吕理州著)一反传统学术专著的写法，用浅显流畅的文笔和讲故事的方法，生动地介绍了明治维新的来龙去脉和福泽谕吉的经历和思想。

　　读了这本书，最让人感到惊叹是：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竟然对明治维新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时势，亦即那个国家人民当时拥有的习气和智德状态，才是推动历史影响文明的主要动力，而不是少数贤君的出现。文明的进步或落后，不是操之于少数一二人之手，而是取决于人民的素质，统治者只是起到不妨碍的作用。统治者能不妨碍文明进步就已经尽到职责了，不可能直接去加快文明的进步，那是民间的事。这接近“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但他更强调人民精神状态的根本性作用。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福泽谕吉一生坚持在民间做启蒙大众的工作，数次拒绝了政府给他的官职和各种头衔。他长期坚持写书、办学、办报纸，在日本人民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福泽谕吉长期又艰苦的思想启蒙工作，催生了明治维新的发生，称他为“明治维新之父”可以说当之无愧。

　　惊人的学习精神

　　福泽谕吉出生在日本封建幕府统治的末期(1834年)，封建锁国的日本当时也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日本与中国一样，有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危险。

　　1853年，日本国门被美国军舰强行撞开后，福泽谕吉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日本人。他很早就认识到，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西方的学问--兰学(通过荷兰文而学得的西方学问)。他想方设法进入了日本兰学大师绪方洪庵所办的“适塾”学习，他从绪方洪庵那里得到的最宝贵教训是：写文章必须简单明白，尽量不用艰涩的字眼。他后来成为影响千千万万日本人的启蒙思想家，一手流畅易懂的文笔是重要原因。

　　当时适塾没有毕业证书，更谈不上就业保证，但福泽谕吉认为：“我们虽然粗衣淡食，表面上看起来是落魄的穷书生，可是思想智力却活泼高尚，觉得连王公贵人也比不上自己。”“读书的时候，如果一味儿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考虑将来如何赚大钱、住华丽的房子、吃山珍海味、穿体面的衣服，把心全摆在这上头，那么书一定读不好。”他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非功利的学习精神，很像当年爱因斯坦在瑞士伯尔尼当小职员时与朋友业余组织的“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也认为“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情”。这与中国书生为了当官发财而苦读四书五经以参加科举考试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后来福泽谕吉发现，会英语更容易直接学到西方文明的精华，他毅然从头开始学英文，采取主动拜师、自学、找同样兴趣的学习伙伴的方法，迅速学会了英文。他还不惜以仆人的身份挤进日本赴美考察团，到美国实地考察西方文明。他在美国期间，拼命找机会与美国人聊天，以增强英语会话能力。别人都忙着买各种新奇物品时，他却买了两本英语学习工具书《韦氏辞典》和《华英通语》。《韦氏辞典》是当时美国最权威的词典，全日本还没有人买过。9年后，福泽谕吉回忆说：“那时候，我实在高兴极了，好象获得了天地间无上的至宝。”回国后，他立即翻译了《华英通语》，在当年出版。这是当时日本唯一的英语入门书，极为畅销，连出了数版。福泽谕吉还由荷兰文改教英文，他开的私塾，成了江户(现东京)唯一教英文的私塾。

　　1862年，27岁的福泽谕吉又以翻译的身份随日本使节团出访欧洲，前后用一年时间考察了六个欧洲强国。与其他团员不一样，他不光注意先进事物的表面，还进一步追根究底，想探明背后的原理。比如他看到铁路，便问清铁路运输是谁在经营?政府或民间?铺设铁路所需的巨额资金从哪里筹措?利润如何分配?等等。他想弄明白，西方文明这朵花开得如此美丽的土壤环境是什么样的结构?他打定主意，要把这朵花连根带土移植到日本去。当别人买了钟表、望远镜、音乐盒等西方珍奇物品时，他却花光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大堆英文书，其中大都是百科事典和初等教育的教科书，准备从开阔日本人的眼界和基础教育做起。

　　当时日本出现了类似中国义和团的“尊王攘夷”运动，全国充满了排外情绪，许多崇尚西方文明的洋学者被暗杀。福泽谕吉不畏艰险，决定扩大私塾，努力培养掌握西方文明的人才。他回乡挑选学生，不让他们参加内战，而接到私塾加紧培养。1866年(明治维新前二年)，福泽谕吉写出了介绍欧美见闻的书《西洋事情》，目的是让绝大部分没有出过国的日本人也能够大致明白西方文明的摸样，使他们认清：西方文明无论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方面，都遥遥领先日本，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而已。

　　《西洋事情》一出版，立刻成了空前的畅销书，包括各种盗版书在内，总共卖出了25万套，福泽谕吉成了全日本最知名的作家，当时日本各阶层各派的人议论国事和争辩日本向何处去，都必须先把《西洋事情》读一遍，可见这本书影响之大。

　　后来福泽谕吉又争取到第二次赴美的机会，他筹集到一笔巨款，在美国买了八大箱的英文书，包括辞典、历史、地理、经济、法律、数学等各方面的内容，他简直想把西方文明知识全买回日本去。回到日本后，他又写了《西洋事情》续集和《西洋旅行指导》两本书，都成了畅销书。甚至当时的封建幕府将军也读过《西洋事情》，而且还读了不止一遍，可见福泽谕吉影响之大。

　　思想的力量

　　1872年，37岁的福泽谕吉写出了他一生最大的杰作《劝学》。书一上市，立刻造成轰动。他接着写续集，仍然很畅销，他便一直写下去，坚持写了四年，一直写到17集。每集的销量都超过20万册，17集的总销量达到340万册。当时日本只有三千五百万人，其中许多人还不识字，却卖出去了这么多册书，真可说是惊人的畅销，那影响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劝学》中，福泽谕吉说了这样一句在日本影响极大的名言：“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在人之下也不造人。”意思是说，神在造人的时候，授予每个人同等的权利，没有一出生就注定了贵贱不同的道理。谁也不需惧怕谁，谁也不妨害谁，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利用天下的物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快乐地度过一生，这是神的意旨。智者与愚者和身份贵贱的区别，是由有没有学问来决定的。努力求知的人就可获得富贵，没学问的人就贫贱。

　　福泽谕吉所说的“学问”并不是指认识艰深的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诵咏和歌、作诗等对社会没有实际用处的学问。他认为这些学问虽然能够抚慰人的心灵，有其价值，但绝没有汉学者所说的那么重要。自古以来，很少有善于赚钱的汉学者，也没有擅长作和歌又擅长做生意的商人。因此，我们必须暂时放下这种用来打发时间的“虚学”，改学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实学”。例如日本拼音字母的读写法、信的写法、记帐法、算盘的打法、天秤的称法等，学完这些之后，再进一步学地理学、物理学、历史学、经济学与修身学。这些学问无法从中国的古书中获得，必须读西洋书的翻译，最好能读原文书。只要是人，无论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都必须拥有实学的教养。有了这种教养之后，每个人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使个人和家庭获得独立，进而使整个国家成为真正的独立社会。

　　福泽谕吉特别强调，读书人必须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人的权利是有限度的。上天授予每个人权利，这样的权利不受任何其他人的束缚。但我们如果只是一味地主张自由，而不知道“自由的限度”，那么就会沦于任性、放荡。自由与任性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妨害到他人。

　　福泽谕吉不但主张人与人平等，更主张人民和政府平等。人民如果对政府有什么不满，不必压抑在心里，大可堂堂正正地透过有关机构，心平气和地、毫无保留地向政府诉说自己的主张。如果这个主张合乎天理、顺乎人情，那么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必须和政府争到底，这样才算尽到了国民的本分。个人也好，国家也好，都是基于天理而拥有独立与自由。因此，如果我国的独立遭受到侵害时，即使与世界万国为敌也无须惧怕。如果我们个人的自由被人妨害，即使对方是政府官员，也不必客气。政府之所以残暴，都是由于人民的无知造成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水准，就有与其相称的政府和政治。法律之严厉或宽大，完全随着人民的品行高低而定。如果人民想避免暴政，就得赶紧读书求学，充实自己才能品德，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与政府同等。

　　福泽谕吉认为人民对政府不应有感恩的心态。设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怎能说是“恩”呢?如果说政府保护人民是“恩”，那么人民缴税给政府何尝不是“恩”?因此，身为人者，应该时时刻刻记得权利平等的精神，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可以说，这种现代公民意识，直到今天仍有重大意义。

　　福泽谕吉对当时媒体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给予了尖锐的抨击：“现行的出版条令并不是很严苛，然而报纸不仅从未刊登批评政府的文字，政府稍微做点好事，便言过其实地歌功颂德，简直就像是娼妓在取悦客人一样。再来看看写给政府的建议书。这些建议书可说是极尽卑屈之能事，尊崇政府仿佛把政府当成了神，卑贱自己则像罪人一般。官吏和人民都同样是人，可是这些建议书却故意践踏自己，真是恬不知耻。”

　　福泽谕吉认为学问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无论何种学问，目的都在于增广自己的知识与见闻，并借此养成判断事物的能力，以及明白身为人所应背负的使命。如果只是识字，而不知道事物的道理，便称不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明白处世的方法是学问，调查金钱的出入是学问，了解时代的动向也是学问，而且这些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学问。只会读汉洋书籍则不算是学问。这种把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能力和以活学问为社会服务的使命感作为学习目的的主张，与爱因斯坦的观点不谋而合，对当今教育仍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福泽谕吉指出：所谓人权，是指每个人的生命都很贵重，每个人的财产都不得被侵犯，每个人的尊严与名誉都不得被损伤。只要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有权利满足欲望。福泽谕吉如此超前地具有了现代人权意识，真是难能可贵。

　　除了平等，福泽谕吉还特别强调独立的重要性。他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能以外观来衡量一国是否文明。学校也好、工业也好、陆军也好、海军也好，这些都只是文明的外观。拥有这些外观并非难事，只要用钱买就行了。可是另有一种无形的东西，这个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不能买卖，也不能贷借，可是它却能够普遍存在于国人之间，发挥很大的作用。没有这样东西，学校、工业、陆军、海军等外观都无法发挥真正的功能。这可说是文明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是其人民独立精神的普及，而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强大。

　　福泽谕吉认为，所谓独立，是指自己能够支配自己，没有依赖心。自己能够判断事物的是非，而采取正确处理方式的人，便可以不依赖别人的智慧而独立，独立首先要做到经济独立。没有独立精神和能力的人，往往把自己当作国家的客人，把保卫国家的责任完全交给主人，国事与自己无关。人数很少的主人无法维持一国的独立。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会怕别人，怕别人的人一定会阿谀别人。经常怕别人、阿谀别人的人，日子久了，就会习惯这套模式。他们的脸皮厚如铁甲，该羞耻的不以为耻，该主张的不敢主张，一看到人就反射性地弯腰。这种没骨气的小人，一碰到目中无人的外国人，自然胆战心惊，不敢为国家争权益。在国内没有独立地位的人，对外也无法独立。所以，个人的独立决定了国家的独立，越是有独立精神的国民就越爱国，越是没有独立精神的国民越不爱国。爱国之士不论朝野，应先谋求自己的独立，倘若还有余力，便帮助他人独立。父兄帮子弟独立，教师劝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民都独立之后，自然可以保卫国家。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自己忧劳国事，倒不如解放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才是明智之举。

　　独立精神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具备独立精神呢?福泽谕吉告诉人们首先要学会怀疑：“在相信的世界里，有很多伪诈;在怀疑的世界里，反而有很多真理。……文明进步的原因，在于人类不断地研究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运作本质，而挖掘出其真理。西洋各国为什么会达到今日文明的境界呢?追本溯源，应归功于‘怀疑’两字。伽利略因怀疑传统的天文学说，而发现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现象;加尔瓦尼看到死青蛙的腿微微抽动，起了疑惑，而发现动物体内的感电现象;牛顿看到苹果掉落地面，也起了疑惑，而发现引力的法则;瓦特对水壶的热气感兴趣，怀疑是水蒸汽的作用，而发明了蒸汽机。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先经过怀疑的过程，最后才抵达真理。不只是自然科学的领域如此，社会的进步也有赖于怀疑精神。托马斯.克拉森因为怀疑贩卖奴隶的不合理，四处奔波，终于断绝了这个天底下最大的毒害;马丁.路德因为怀疑罗马旧教的荒诞，起而倡导宗教改革;法国人民因怀疑贵族的跋扈，而引发大革命;美国十三个州的人民因为怀疑英国法令的正当性，而独立成功.……在西方，某个学说出现之后，立即有另一个学说出来反驳，异说源源不断，争论绵延不断。相反，亚洲各国的人民，轻信虚诞妄说，沉溺于巫蛊神佛，或者深信孔孟圣贤的话，直到万世之后还无法摆脱这些圣贤的思想框框。西方与东方，两者在见识的优劣上，或志气的勇怯上，差距大得无法相提并论。”

　　福泽谕吉对在日本影响巨大的儒家学说给予了严厉批判，他指出：“后世研读孔子思想的人，必须把时代的因素考虑在内，善加取舍。如果到了现在，还有人全盘接受孔子的思想，那就是不懂事物的价值会随时代而改变的道理。跟这种食古不化的人没什么好谈的。”“清国是个拙于改革的国家，一千年来，两千年来，始终守着古人说的话，丝毫不懂临机应变。他们患了自大症，以为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国家，因此从不向他国虚心学习，也不力图改革。”这种“与时俱进”地对待传统学问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我国当今那些仍把“国学”奉若神明的人学习。在福泽谕吉看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道德，其目的在于形成人的奴性，而西方文明精神则让人独立自尊，日本必须扬弃前者，追求后者。

　　福泽谕吉深知启蒙之难，他特别强调洋学者在民间身体力行的模范带头作用：“如今，为了促进我国的文明，必须先把深植人心的旧习一扫而尽才行。可是，要怎么个扫法呢?这很难靠政府下令，也很难靠个人的说教，一定要有一批人站在民众的前头，身体力行，做民众的模范。这批能够成为民众模范的人在哪里呢?他们不在农民之中，不在商人之中，也不在国学者或汉学者之中，只有洋学者才能担当这项大任……。可是他们读了洋书之后，不是不了解洋书中的真正含义，就是了解其含义后，却不身体力行，这些学者君子只知做大官，而不知做大事，他们只想在政府中谋求一官半职，却不愿在民间做事……。民间的事业中，十有八七都与政府扯上关系。于是，世上人心越来越被这股风潮所影响，他们由崇拜官方而依赖官方，由惧怕官方而献媚官方，没有一点发挥独立心的勇气。这样的丑态实在令人不忍卒睹。”

　　福泽谕吉认为：“创造文明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于上面的政府，也不是来自于下面的小民，而是来自于夹在两者之间的中间层。从西洋各国的历史可知，商业和工业，没有一样是政府创造出来的，而是位于中间层的知识分子竭尽心智所促成。蒸汽机为瓦特所发明，铁路的出现是史蒂文森的功劳，首先论述经济原理而改变商业手法的则是亚当.斯密。这些人都是所谓的中产阶级，非政府官吏，也非劳工小民……。政府的工作应该只是在于不妨碍他们，让他们自由创造，并且体察人心之所向，而给予保护。因此，创造文明是民间的事，保护文明则是政府的事。”这种思想，放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指导意义。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男尊女卑观念极为强烈的日本，福泽谕吉大力提倡女权：“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以对社会的用处而言，天下没有一日可以不要男性，也没有一日可以不要女性。二者的用处都是一样大，不同的只是男人力气大，女人力气小罢了。”对孔孟之道主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福泽谕吉的回答是：“不管孔子也好，孟子也罢，只要其主张违反天理，我们就不必理会。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可说是人类的罪人。……所谓不孝，应该是指为人子者做出不合情理的事，让父母的身体或精神感到痛苦。……孝顺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是老人，即使对方与自己非亲非故，也应该好好对待，何况是自己的父母。”他还认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什么惟独女人与下层人民很难应付呢?因为儒家思想要他们卑屈，束缚他们，不给他们丝毫的行动自由，久而久之，他们心中自然积累成一股怨气，性情也变得很难应付。”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是女性的地狱”。他指出，在古代的日本，女性地位其实与男性平等，后来因为受到儒家思想和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女性的地位才一落千丈。他大力主张用教育来提高女性的地位：“女子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女性获得知识，了解事物的道理，并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他对丈夫提出这样的要求：“身为丈夫者，应该分担妻子的辛劳，即使外面工作繁忙，也必须抽空帮助妻子养育子女，让妻子偶尔可获得休息。”他认为：“洗衣煮饭维持一家的清洁卫生，以及养育子女等等，都是人生居家的重要事情，这与男人在外面的工作相比，没有难易轻重之别。”他还认为婚姻是一种男女间的契约，如果夫妻有一方淫乱不德，冷落对方，就是毁约行为，被害的一方可堂堂正正地向对方问罪。他还极为超前地主张男女结婚后，可从双方的姓氏中各取一字，作为夫妻的共同姓。

　　福泽谕吉写的《劝学》在日本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873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今后的教育方针：

　　1、过去的学问只属于武士阶级，与庶民和女性无缘。今后必须普及教育，让全国没有一位文盲。

　　2、过去的学问只偏重于文字的记忆暗诵，与实际生活脱节。今后的学问必须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用处才行。

　　3、过去的学问是为了国家，今后的学问则必须为个人，让每个人都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三点教育方针全是抄自福泽谕吉的《劝学》，可见《劝学》影响之大。

　　中国为什么引进西方文明总是不成功?

　　1875年8月，福泽谕吉又出版了另一本代表作《文明论之概略》。在书中，福泽谕吉对“截长补短论”进行了批判。

　　日本和中国一样，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也出现了一批折中人物，他们认为东西文明各有优点，西方优点在物质(或科技)，东方优点在精神(或道德)。因此引进西方文明时，只需选择对方的优点--物质即可，这就是“截长补短论”。这与中国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一些日本思想家主张的“东方的道德，西方的技术”是一致的。

　　福泽谕吉根本否定这种论调，他指出：

　　1、文明可分为外观和精神两个部分。外观是指食、衣、住、行，以及法律、政令等。精神指人民的习气或人心风俗。

　　2、无论是文明的外观也好，文明的精神也好，东方(亚洲)都远逊于西方(欧美)

　　3、引进文明的外观较容易，有钱就可办到。引进文明的精神则难得多。同样是文明的外观，引进食、衣、住、行较容易，引进法律政令较难。

　　4、在引进的先后顺序上，必须先从难的着手，即先引进文明的精神，其次是法律政令，最后才是食、衣、住、行。因为只要大多数人民都拥有文明的精神，文明的外观就不请自来。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汲汲于追求文明的外观，而忽略掉文明的精神的话，文明化的工作一定会窒碍难行，或者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

　　这些观点简直是在批判中国以“中体西用”论为号召的一大批读书人的糊涂思想。特别是福泽谕吉主张的引进西方文明必须“先难后易”的观点，尤为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中国对外开放的许多弊端，都是因为反着来，总是“先易后难”，重外观不重精神。

　　为什么中国引进西方文明总是不那么成功呢?福泽谕吉深刻地指出：

　　“西洋文明流入中日两国的途径大不相同。中国是通过商人流入，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

　　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儒家思想，对西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产品，也不为所动，觉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这些商人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对西洋文明并没什么兴趣，只是想与洋人贸易赚钱罢了。因此，他们即使学会洋话，也只是学会简单的日常用语。他们虽进口洋货，可这些洋货中却很少有西洋书籍，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书更是几近于无。

　　因此，通过中国商人流入的西洋文明，只停留在外观的层次，只是让市面上多了一些舶来品，以及让一部分商人学会日常会话用的洋文罢了。换言之，西洋文明的流入并没有对中国人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日本则与此相反，在二百多年的锁国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兰学者)努力研究西洋学问(兰学)，并且借着开班授徒与著书立说，把吸收来的西洋学问传授给其他日本人。因此，西洋文明可说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日本。

　　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较高，所吸收的都是西洋文明中最深层的部分，因此西洋文明通过他们流入后，便在日本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中国引进了西洋文明的肤浅外观，日本则引进了西洋文明的深层内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化脚步如此迟缓，而日本的文明化脚步那么快捷的原因。”

　　这种观点真可说是振聋发聩!当今中国主导社会风气的仍然不是代表先进文明的知识分子，而是急功近利的商人，再加上格调日益低下的媒体助阵，所以社会上弥漫着不择一切手段发财的流氓无赖风气，大众学不来西方文明最优秀的精神内核，而把那些肤浅甚至堕落的外观迅速学了来。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担当不了文明传播的大任呢?原因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当时中国的读书人只关心金榜题名以便做官发财，而科举的出题范围却只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四书五经。中国的读书人十年寒窗所学的，正是福泽谕吉眼中“与实际生活脱节的学问”。他们不会去读洋学，因为科举不考。何况他们认为洋学是夷狄的学问，有什么值得学的呢?

　　相反，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历史上几乎样样向中国学习的日本人，偏偏没有学长期束缚中国读书人思想的科举制度。即使在锁国时代，日本的知识界也相当多元化，有人学汉学，有人学国学，有人学兰学，这必然带来思想上的活跃，而且产生了许多洋学人才，这就是日本现代化步伐比中国快得多的主要原因。

　　明治维新之父

　　福泽谕吉深刻地认识到：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普及，他最被人称道的是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极大尊重。1893年，他在题为“人生的乐事”的演讲中，吐露了一个长久的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设立一个研究所，挑选五至十名学者，让他们衣食无忧，能够终生在研究所里专心研究学问。他们想研究什么学问，则完全不干涉，任凭他们自己自由决定。他说到做到，后来他两次自己出钱，为日本著名的细菌学大师北里柴三郎建立研究所和医院，还怕北里柴三郎因杂务缠身无法专心于研究，特地派了一名门生去负责医院的经营管理。福泽谕吉的这些做法，和他一贯推进日本的文明进步思想是一致的。

　　在福泽谕吉影响下，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出现了大批的启蒙思想家和洋学者，他们从思想深处影响了日本大众，也影响了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促使全社会和政府官员全面向西方学习。1871年，明治新政府做了一件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做过的事：派遣了一支由46名政府官员组成的使节团到欧美各国考察。这个使节团包含了新政府近一半的决策官员，其中包括“维新三杰”中的两杰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可以说是政府精锐尽出。这个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团长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考察团，用了一年零九个月，先后考察了12个欧美国家，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了西方文明的精华，回来后极大地推进了明治维新的进程，加快了日本全面进入工业文明的步伐。

　　1901年2月3日，这位日本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与世长辞了，享年66岁。出殡当日，有15000人参加送葬，很多群众站在道路两旁目送。福泽谕吉的一位门生捧着他的牌位，牌上的法名是“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独立自尊正是福泽谕吉一生的写照，也是他启蒙大众的思想核心。

　　当然，福泽谕吉的思想中也有一些反动霸权的内容，比如他主张日本要“脱亚入欧”，与亚洲落后国家划清界限;在国家危急情况下国权应当暂时压抑民权;主张用武力逼迫中国和朝鲜开放进步等等。他以传播文明的名义公然主张侵略亚洲落后国家，这为后来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思想依据。他对西方文明也过于深信不疑，缺乏对其弊端的深刻思考和批判，这实际上违背了他自己倡导的怀疑精神。

　　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

　　吕理州在《明治维新》一书中，分析了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而中国清末改良却难以成功的五条原因：

　　第一，日本有兰学，而中国没有。

　　17世纪以来，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但仍旧准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到长崎贸易。经过多年来往，在一部分日本人中逐渐形成了兰学--通过荷兰语学到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经过几位日本兰学大师多年的努力和各地兰学私塾的培养，到1853年日本学习兰学的人有2000多人，他们在西方冲击来临之前，便对西方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日本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和积极推动明治维新的政府官员早年都学过兰学。同时期的中国却没有任何的西式教育机构，兰学人口为零，致使中国读书人和朝廷官员对西方文明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咸丰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第二，中国有科举制度，而日本没有。

　　中国读书人把毕生精力花费在四书五经里，对其它学问漠不关心，一心想通过科举升官发财。即使他们考场失意，而不得不开设私塾谋生时，所教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因为社会上没有人愿意学考试范围以外的学问。其实早在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就将西方学术介绍给了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但洋学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形成气候，因为洋学是既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的夷狄学问。直到鸦片战争过了65年(1905年)，科举制度才被废除，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才开始解放，而这时日本明治维新早已成功，并成了世界一流强国。

　　日本却没有科举制度。令人赞叹的是，虽然日本人长期学中国，但科举和宦官制度却不学。看来日本人只学外国的精华，而糟粕从来不学。儒学虽然是日本知识分子必修的教养科目，但也仅仅是“教养”而已，与当官发财没有直接关系。儒学在日本并不像在中国那样有压倒一切学问的绝对权威，因而才有兰学和其他学问发展的空间，形成了多元化的思想格局，其应变能力就灵活敏捷得多。

　　第三，日本有武士阶层，中国没有。

　　日本在江户时代的社会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的士(武士)是统治阶层，也是社会的精英，负责统治与打仗，其它阶层负责生产。这些从小在尚武环境中长大的武士，基于捍卫国家的使命感，对外患的动向非常关心，会设法先收集更多的情报，以便了解敌人的情况。

　　虽然中国也有士、农、工、商之分，其中的士也是社会精英。可中国的士却是只懂之乎者也的文士，他们不需修习武术也看不起武人，吟风弄月还行，却根本不会打仗。因此外患出现时，他们关心的程度不如日本武士，他们的心全在科举上，打仗是朝廷的事。

　　第四、中国遭西方冲击在先，日本在后。

　　中国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后，消息通过荷兰和中国商人迅速传到日本，这个亚洲自古最强大的帝国竟然被来自万里之外的夷狄打败，不得不割地赔款，这给近在咫尺的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日本的有识之士因此产生了危机意识。

　　鸦片战争之后13年，美国舰队才来到日本，日本比中国遭受冲击晚了13年，使日本朝野上下能冷静思考，接受中国的教训，不一味儿与强大的西方国家相对抗，而是不断采取妥协政策，少走了许多弯路。

　　第五、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比日本人强烈的多。

　　中国读书人历来把儒家思想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上国，周遭国家都是夷狄蛮貊，从来只有夷狄蛮貊向中国求教，而没有中国向它们求教的道理。虽然中国被西方来的夷狄不断击败，但绝大多数读书人仍不承认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比中国文明优越。

　　日本知识分子历来在中国文化面前有文化自卑感，早在唐代，日本就派了大批留学生到中国虚心求教，到了近代也能真诚地向西方求教，爱学习，也善学习，早就是日本的民族传统。

　　吕理州归纳的五条原因极有道理，但他没有特别指出日本有福泽谕吉，而中国没有，其实这是更重要的一条原因。

　　中国古人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子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可见思想家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多么重要。郁达夫说过：“一个民族没有杰出人物固然不幸，但有了杰出人物而不知爱戴更为不幸。”福泽谕吉与胡适的不同遭遇，让人感慨系之!

　　(文章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