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弗·西乌巴 ：人口下降对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1980年，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在《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文章，与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打赌。埃利希在其1968年畅销书《人口爆炸》中认为，人类惊人增长威胁地球生命。西蒙则相信，人类不会因过度消耗资源而自我毁灭，而是通过创新摆脱资源匮乏。他写道，人类的创造力才是“终极资源”。

　　这场赌约涉及一系列商品价格在十年间的变化，但意义远超于此。它实际上是两大阵营的较量：灾难论者认为人类正走向灭绝;繁荣论者相信，无论人口增长到何种规模，市场和技术都会降低物价。最终，埃利希输掉赌约，全球经济形势印证了西蒙的乐观观点。20世纪世界人口飞速增长并未导致大规模饥荒，反而带来繁荣和生活水平提升。

　　近半个世纪过去，这场争论以新形式延续。许多环保主义者仍担忧人口增长和消费超过地球承载能力。然而，如今挑战来自另一方向：新型灾难论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人口过多，而在于过少。尽管上世纪世界人口增加60亿，但如今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每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下降如此之快，联合国估计已有63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达到峰值。到2060年或2080年左右，世界总人口可能增长至约100亿，此后将急剧下降，每一代人口少于上一代。

　　西蒙的丰饶愿景依赖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带来新鲜思维和创新。经济学家迪恩·斯皮尔斯和迈克尔·格鲁索在《人口激增之后：人口、进步与人口论》一书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一条路是人口锐减阻碍发展;另一条路是社会鼓励生育更多子女以稳定人口。只有后者才能维持并加强繁荣源泉。

　　在许多鼓励生育言论滑向仇外和厌女之际，斯皮尔斯和格鲁索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他们承认气候变化现实及个人权利核心地位，同时强调人口减少是对人类福祉的真实威胁。他们写道：“如果世界人口不减少，那就更好了。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迫或被要求生育(或不生育)。”

　　作者将道德论证置于经济论证之上，认为人口更多的世界本身更好。但这种强调对行动指导作用有限。西蒙主张人口持续增长，因为更多人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斯皮尔斯和格鲁索赞同，但不如提供路线图，引导社会走向人口稳定，需要人们生育比现在更多子女。

　　他们无法提出具体方向，或许源于视野宏大。他们从全球层面与环保主义者对话，担忧地球承载能力。这种关注最终抹杀了国界、差异和具体语境，使读者缺乏切实政策方案。

　　全球层面缺乏政策制定机制。人们可能被说服认为稳定人口符合理性利益，但让人们认为生育子女符合理性利益则完全不同。这种矛盾难以化解，但至关重要。作者写道：“如何共同应对全球人口减少，并非选择家庭规模的问题。”这说法错误。因为个人选择总体上必然驱动全球趋势。作者自相矛盾地认为，“我们不能同意，每个人在既定形势下做的选择，就一定是关于创造更美好未来的最终答案。”

　　如今低生育率讨论愈烈，亟需从宏观转向个体实践，尤其各国如何让人们更容易选择生育更多子女。作者困境反映领导者更广泛挑战。希望提高生育率同时避免限制自由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构建既肯定个人自主又肯定家庭价值的框架。否则，那些牺牲个人权利追求更多子女的人，将主导鼓励生育议程。

　　为民众辩护

　　人口减少问题已在全球敲响警钟。在美国，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和副总统JD·万斯等知名人士警告，出生率下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种担忧往往侧重经济层面(人口老龄化萎缩导致经济增长和生产力下降)，或带有本土主义色彩(担心需移民弥补劳动力缺口，导致民族认同削弱)。

　　尽管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是经济学家，但观点更偏哲学。他们将伦理置于核心：“如果更多人能过上美好生活，而不是更少，这重要吗?这更好吗?”他们担忧人口减少，希望社会努力实现稳定，认为这为人类繁荣提供最佳机会。

　　作者认真考虑反对生育主义立场的论点，大部分篇幅用于驳斥常见反对。例如，与右翼灾难论者不同，他们认识到气候变化紧迫性，探讨“人口下降可能对地球有益”的观点。他们指出，过去环境危机如臭氧层损耗和酸雨，即便人口增长也逐渐消散。

　　气候变化更为复杂系统性危机。但作者认为，即便人们追求更高物质水平，个人选择及政府企业政策仍有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他们坚持人口减少绝非解决环境灵丹妙药;事实上，可能使情况更糟，因为削减清理环境所需人力资源。他们承认，理论上人口减半会立即减少排放，但这种想法不可行也不可取。在许多地方，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减少未来新生儿无法解决气候问题。人口减少终将到来，但来不及修复环境。

　　更重要的是，人口减少未来会更加贫瘠。为论证人口增长必要性，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援引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观点：如果终极善是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那么人口越多，幸福越多。在他们看来，人口增长推动进步、创新，提升福祉，从农耕到各种发明。

　　本书承诺富足未来可能，这精明论证，因为一些环保主义者称通往幸福在于节制，难以引起共鸣。人口增长带来繁荣，因为固定成本在更多人分摊时降低，这是规模效应。斯皮尔斯和格鲁索认识到消费本能：当人们想要共同事物，这些需求激励商品更快更便宜生产。因此，如果现在想要美好，将来想要更好，就应生育子女，确保未来享规模优势。

　　通往虚无的地图

　　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有效描述人口减少问题，但未提出宏大理论解释生育率下降原因——归因于教育提高、智能手机普及、宗教衰落等。他们承认无人知如何扭转，但为稳定人口，人们必须生育更多孩子。

　　一些人口减少论者，尤其是右翼，将生育率暴跌归咎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成就。他们认为提高生育率唯一途径是回归父权制，让女性专注育儿，男性成唯一经济支柱。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深恶痛绝。他们相信保障个人权利重要，同时认为提高生育率必要。他们的介入打破充斥谩骂的生育主义话语，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识到问题复杂，生育既私密选择，又有深远社会影响。

　　但他们错失机会引导读者找到维护权利又支持家庭的解决方案。他们或许过于谦逊，坚持目前无人知如何稳定人口，但值得努力。这没错，但学者可提出更有价值问题和研究议程，推动社会稳定。

　　例如，研究人员知养育成本对生育率下行压力，因此应探究住房成本飙升原因。儿童保育法规可能是托儿供应不足原因。产假采纳断断续续，研究可深入工作文化如何抑制休假(从而抑制生育)。短期内，评估政策不应仅着眼生育率影响，而关注减轻家庭负担、改善教育健康、帮助平衡工作家庭。

　　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承认，对现状未来悲观阻碍生育意愿。现代生活节奏飞快，可能降低为人父母意愿。如果如此，需要解决社会对持续增长创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可能导致分裂、竞争和精疲力竭。

　　生育辩论核心是一系列根本问题：国家是否有权干涉私生活?公民是否有义务为公共利益生育?为“理想人口”鼓励或抑制生育是否合乎伦理?本书回避这些，尽管作者意识到逻辑可能被利用，包括限制避孕或生育教育剥夺权利的做法。

　　书中有一个警示故事，与格鲁索个人经历相关。据他讲述，严格堕胎法让他和妻子在流产后放弃继续怀孕，因为不确定能否获得所需医疗。这个轶事揭示作者无法克服的困境。

　　从集体视角剖析个人生育选择，极易导致生育道德化。生育不再是事实或选择，而是美德，那些有利于国家方式履行责任的人成“好”公民。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未充分重视论点可能被利用，但应重视。除非社会在承认自由和正视人口减少危险间找到平衡，否则低生育率讨论充其量徒劳，最坏则威胁个人权利。

　　恐慌的代价

　　物理学家约翰·霍尔德伦是埃利希合作者之一，也加入与西蒙打赌，坚持人类逼近自然极限。但他承认：“即便我错了，人们温饱、住房和幸福感也会提升。”对人口控制热情和生态恐惧，无论多不切实际，都能促成有益行动。在20世纪60-70年代人口过剩恐慌后，世界许多方面更好。为降低生育率，提供更好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赋予女性追求教育就业能力。

　　然而，许多抑制人口增长政策造成破坏性后果。20世纪70年代，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采取激进措施，强制绝育。在秘鲁，约30万妇女被强制绝育。

　　正如20世纪反面，人口减少恐慌可能带来倒退后果。有些领导人可尝试鼓励生育政策，如降低住房成本、促进性别平等、更好支持家庭。但有些政府可能限制避孕普及、拆除医疗服务、将女性挤出职场迫使回归家庭。危言耸听可能滋生担忧政策。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看待低生育率和人口减少方式至关重要。他们不是历史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行动方式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詹妮弗·D·西乌巴是人口参考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她与迈克尔·S·泰特尔鲍姆和杰伊·温特合著了《有毒的人口统计学：意识形态和人口政治》。本文原载《外交》杂志。

　　1980年，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在《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文章，与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打赌。埃利希在其1968年畅销书《人口爆炸》中认为，人类惊人增长威胁地球生命。西蒙则相信，人类不会因过度消耗资源而自我毁灭，而是通过创新摆脱资源匮乏。他写道，人类的创造力才是“终极资源”。

　　这场赌约涉及一系列商品价格在十年间的变化，但意义远超于此。它实际上是两大阵营的较量：灾难论者认为人类正走向灭绝;繁荣论者相信，无论人口增长到何种规模，市场和技术都会降低物价。最终，埃利希输掉赌约，全球经济形势印证了西蒙的乐观观点。20世纪世界人口飞速增长并未导致大规模饥荒，反而带来繁荣和生活水平提升。

　　近半个世纪过去，这场争论以新形式延续。许多环保主义者仍担忧人口增长和消费超过地球承载能力。然而，如今挑战来自另一方向：新型灾难论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人口过多，而在于过少。尽管上世纪世界人口增加60亿，但如今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每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下降如此之快，联合国估计已有63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达到峰值。到2060年或2080年左右，世界总人口可能增长至约100亿，此后将急剧下降，每一代人口少于上一代。

　　西蒙的丰饶愿景依赖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带来新鲜思维和创新。经济学家迪恩·斯皮尔斯和迈克尔·格鲁索在《人口激增之后：人口、进步与人口论》一书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一条路是人口锐减阻碍发展;另一条路是社会鼓励生育更多子女以稳定人口。只有后者才能维持并加强繁荣源泉。

　　在许多鼓励生育言论滑向仇外和厌女之际，斯皮尔斯和格鲁索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他们承认气候变化现实及个人权利核心地位，同时强调人口减少是对人类福祉的真实威胁。他们写道：“如果世界人口不减少，那就更好了。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迫或被要求生育(或不生育)。”

　　作者将道德论证置于经济论证之上，认为人口更多的世界本身更好。但这种强调对行动指导作用有限。西蒙主张人口持续增长，因为更多人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斯皮尔斯和格鲁索赞同，但不如提供路线图，引导社会走向人口稳定，需要人们生育比现在更多子女。

　　他们无法提出具体方向，或许源于视野宏大。他们从全球层面与环保主义者对话，担忧地球承载能力。这种关注最终抹杀了国界、差异和具体语境，使读者缺乏切实政策方案。

　　全球层面缺乏政策制定机制。人们可能被说服认为稳定人口符合理性利益，但让人们认为生育子女符合理性利益则完全不同。这种矛盾难以化解，但至关重要。作者写道：“如何共同应对全球人口减少，并非选择家庭规模的问题。”这说法错误。因为个人选择总体上必然驱动全球趋势。作者自相矛盾地认为，“我们不能同意，每个人在既定形势下做的选择，就一定是关于创造更美好未来的最终答案。”

　　如今低生育率讨论愈烈，亟需从宏观转向个体实践，尤其各国如何让人们更容易选择生育更多子女。作者困境反映领导者更广泛挑战。希望提高生育率同时避免限制自由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构建既肯定个人自主又肯定家庭价值的框架。否则，那些牺牲个人权利追求更多子女的人，将主导鼓励生育议程。

　　为民众辩护

　　人口减少问题已在全球敲响警钟。在美国，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和副总统JD·万斯等知名人士警告，出生率下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种担忧往往侧重经济层面(人口老龄化萎缩导致经济增长和生产力下降)，或带有本土主义色彩(担心需移民弥补劳动力缺口，导致民族认同削弱)。

　　尽管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是经济学家，但观点更偏哲学。他们将伦理置于核心：“如果更多人能过上美好生活，而不是更少，这重要吗?这更好吗?”他们担忧人口减少，希望社会努力实现稳定，认为这为人类繁荣提供最佳机会。

　　作者认真考虑反对生育主义立场的论点，大部分篇幅用于驳斥常见反对。例如，与右翼灾难论者不同，他们认识到气候变化紧迫性，探讨“人口下降可能对地球有益”的观点。他们指出，过去环境危机如臭氧层损耗和酸雨，即便人口增长也逐渐消散。

　　气候变化更为复杂系统性危机。但作者认为，即便人们追求更高物质水平，个人选择及政府企业政策仍有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他们坚持人口减少绝非解决环境灵丹妙药;事实上，可能使情况更糟，因为削减清理环境所需人力资源。他们承认，理论上人口减半会立即减少排放，但这种想法不可行也不可取。在许多地方，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减少未来新生儿无法解决气候问题。人口减少终将到来，但来不及修复环境。

　　更重要的是，人口减少未来会更加贫瘠。为论证人口增长必要性，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援引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观点：如果终极善是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那么人口越多，幸福越多。在他们看来，人口增长推动进步、创新，提升福祉，从农耕到各种发明。

　　本书承诺富足未来可能，这精明论证，因为一些环保主义者称通往幸福在于节制，难以引起共鸣。人口增长带来繁荣，因为固定成本在更多人分摊时降低，这是规模效应。斯皮尔斯和格鲁索认识到消费本能：当人们想要共同事物，这些需求激励商品更快更便宜生产。因此，如果现在想要美好，将来想要更好，就应生育子女，确保未来享规模优势。

　　通往虚无的地图

　　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有效描述人口减少问题，但未提出宏大理论解释生育率下降原因——归因于教育提高、智能手机普及、宗教衰落等。他们承认无人知如何扭转，但为稳定人口，人们必须生育更多孩子。

　　一些人口减少论者，尤其是右翼，将生育率暴跌归咎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成就。他们认为提高生育率唯一途径是回归父权制，让女性专注育儿，男性成唯一经济支柱。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深恶痛绝。他们相信保障个人权利重要，同时认为提高生育率必要。他们的介入打破充斥谩骂的生育主义话语，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识到问题复杂，生育既私密选择，又有深远社会影响。

　　但他们错失机会引导读者找到维护权利又支持家庭的解决方案。他们或许过于谦逊，坚持目前无人知如何稳定人口，但值得努力。这没错，但学者可提出更有价值问题和研究议程，推动社会稳定。

　　例如，研究人员知养育成本对生育率下行压力，因此应探究住房成本飙升原因。儿童保育法规可能是托儿供应不足原因。产假采纳断断续续，研究可深入工作文化如何抑制休假(从而抑制生育)。短期内，评估政策不应仅着眼生育率影响，而关注减轻家庭负担、改善教育健康、帮助平衡工作家庭。

　　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承认，对现状未来悲观阻碍生育意愿。现代生活节奏飞快，可能降低为人父母意愿。如果如此，需要解决社会对持续增长创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可能导致分裂、竞争和精疲力竭。

　　生育辩论核心是一系列根本问题：国家是否有权干涉私生活?公民是否有义务为公共利益生育?为“理想人口”鼓励或抑制生育是否合乎伦理?本书回避这些，尽管作者意识到逻辑可能被利用，包括限制避孕或生育教育剥夺权利的做法。

　　书中有一个警示故事，与格鲁索个人经历相关。据他讲述，严格堕胎法让他和妻子在流产后放弃继续怀孕，因为不确定能否获得所需医疗。这个轶事揭示作者无法克服的困境。

　　从集体视角剖析个人生育选择，极易导致生育道德化。生育不再是事实或选择，而是美德，那些有利于国家方式履行责任的人成“好”公民。斯皮尔斯和格鲁索未充分重视论点可能被利用，但应重视。除非社会在承认自由和正视人口减少危险间找到平衡，否则低生育率讨论充其量徒劳，最坏则威胁个人权利。

　　恐慌的代价

　　物理学家约翰·霍尔德伦是埃利希合作者之一，也加入与西蒙打赌，坚持人类逼近自然极限。但他承认：“即便我错了，人们温饱、住房和幸福感也会提升。”对人口控制热情和生态恐惧，无论多不切实际，都能促成有益行动。在20世纪60-70年代人口过剩恐慌后，世界许多方面更好。为降低生育率，提供更好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赋予女性追求教育就业能力。

　　然而，许多抑制人口增长政策造成破坏性后果。20世纪70年代，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采取激进措施，强制绝育。在秘鲁，约30万妇女被强制绝育。

　　正如20世纪反面，人口减少恐慌可能带来倒退后果。有些领导人可尝试鼓励生育政策，如降低住房成本、促进性别平等、更好支持家庭。但有些政府可能限制避孕普及、拆除医疗服务、将女性挤出职场迫使回归家庭。危言耸听可能滋生担忧政策。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看待低生育率和人口减少方式至关重要。他们不是历史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行动方式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詹妮弗·D·西乌巴是人口参考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她与迈克尔·S·泰特尔鲍姆和杰伊·温特合著了《有毒的人口统计学：意识形态和人口政治》。本文原载《外交》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