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帕尼科夫：沙特与阿联酋的“冷战”将撕裂整个中东

　　沙特阿拉伯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裂痕如今已昭然若揭。去年，两大海湾君主国在也门问题上发生冲突，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真正的敌意在今年1月公开爆发：沙特媒体指责阿联酋“在北非和非洲之角投资混乱”，并称其在更广泛地区充当以色列的傀儡。阿联酋方面虽未公开回应，但最新争端只是冰山一角。

　　利雅得与阿布扎比陷入更广泛的战略竞争，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上互相角力。曾经的友好竞争已演变为敌对对抗。危机的根源在于沙特阿拉伯的宏伟未来计划——“2030愿景”。若王国要实现其事实领袖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简称MBS)设定的目标，就必须挑战阿联酋在金融、旅游和商业领域的霸主地位。两国政府虽未公开承认这种紧张，但显然心知肚明;毕竟，这种取代正是阿联酋几十年前从巴林手中夺走海湾首要商业角色时所做的事。

　　海湾裂痕大概不会升级为沙特与阿联酋之间的直接战争，甚至不太可能出现较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如封锁。但利雅得与阿布扎比已在本土展开经济冲突，并在多场海外代理军事战斗中对峙。他们的争吵将塑造未来十年的地区格局，包括它们如何与西方大国开展安全合作、如何吸引私营部门投资，以及如何介入若干正在进行和酝酿中的地区冲突。

　　激烈的竞争

　　2015年，当MBS成为副王储并开始掌控沙特政府时，利雅得与阿布扎比在中东最大问题上高度一致。在个人层面，MBS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简称MBZ)关系融洽。阿联酋支持沙特在也门对胡塞武装(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两国共同推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伊朗的“最大压力”政策。2017年，它们联手对卡塔尔实施禁运，迫使多哈疏远伊朗、关闭半岛电视台(一家新闻媒体)，并停止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已有百年历史、遍布地区、推动某种政治伊斯兰形式的运动，一些海湾政府视其为威胁。例如，兄弟会支持民主。(上个月，美国将该组织指定为恐怖组织。)

　　但几年后，这种共同议程开始出现裂痕。两国放弃了对卡塔尔的封锁，尽管多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及其与伊朗的关系并未实质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最大压力政策也未能说服德黑兰缓和行为。

　　鉴于这些失败，从2021年左右开始，沙特阿拉伯开始偏离阿联酋路线。它开始改善与伊朗、卡塔尔和土耳其的关系。到2023年，它与德黑兰达成正式和解。沙特高级官员甚至开始声称，阿联酋当年曾怂恿沙特加入对卡塔尔的封锁。

　　沙特转向的原因是对实现国内议程最佳路径的重新评估。MBS最初采取对抗性外交政策，重点打击与政治伊斯兰相关的国家。但他最终意识到，这种做法并未推进其首要目标——实现“2030愿景”，即让王国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成为金融、商业和旅游中心。要实现该计划，王国需要数百亿美元的外资，而这反过来要求可预测性和平静。

　　因此，沙特与昔日对手建立更温暖关系，并非因为对其看法改变，而是因为它现在认为包容它们是更好的策略。中东或红海的冲突可能扰乱贸易走廊或吓跑外国投资者。相比之下，阿联酋仍固守过去十年驱动其外交政策的同一套优先事项。它希望维持其地区和全球影响力——这建立在其国内经济、商业和投资实力之上——并防止政治伊斯兰扩散。

　　如今，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在以色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在大多数这些领域，沙特优先考虑稳定——只要不对王国构成特定威胁——而阿联酋通常希望阻止伊斯兰主义者获利。在苏丹(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地)，利雅得支持苏丹武装部队(阿联酋怀疑其与伊斯兰主义有关)，而阿联酋则向对立的快速支援部队提供资金和武器，尽管它否认这样做。

　　与此同时，沙特同意投资数十亿美元用于叙利亚重建，因为它视新领导人(前圣战分子)为该国实现稳定的最佳机会。但阿联酋几乎未提供资金，因为它怀疑新总统巩固权力的能力及其放弃伊斯兰主义根基的意愿。至于以色列，阿联酋已悄然加强商业和安全联系，而沙特拒绝在没有通往巴勒斯坦国的途径的情况下实现关系正常化。

　　这些地区紧张在2025年底的也门达到顶峰。在多年共同对抗胡塞武装后，由利雅得和阿布扎比支持的派系陷入内斗。12月，阿布扎比支持的也门分离主义团体夺取了沙特支持团体控制的领土。利雅得以轰炸阿联酋武器运输作为报复，促使阿联酋完全撤出其部队。

　　2030愿景

　　公开淡化分歧符合沙特和阿联酋的利益，以向外国投资者保证海湾是一个安全的投资地。但阿联酋-沙特紧张很可能进一步恶化。两国日益在相同领域争夺投资。鉴于沙特为实现“2030愿景”所需的外资规模，其成功很可能以牺牲阿联酋在金融、技术、旅游和物流领域的霸主地位为代价。地区和全球市场大概无法同时大规模支持两国。

　　阿联酋领导人决心不让阿联酋重蹈巴林覆辙。1932年，巴林成为该地区第一个发现石油的国家。但由于储量小，它实现了经济多元化。到20世纪70年代，它已成为地区金融、旅游、物流和铝冶炼的热点。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迪拜(后来是阿布扎比)建立了监管更宽松、资本更充裕的金融中心。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包括棕榈杰贝阿里人工岛(用于豪华住宅和旅游)和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在内的巨型项目巩固了阿联酋作为外籍人士目的地的地位。随后政府在2010年代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全球影响力。1971年阿联酋成立时，其GDP为9.4亿美元，巴林为4.22亿美元。到1990年，阿联酋GDP为3080亿美元，巴林为270亿美元。

　　如今，沙特正在采用这一策略。但阿联酋花了几十年才在关键产业超越邻国，而沙特试图在更短时间内做到，并利用一切优势。沙特市场是地区最大的。为击败阿联酋，利雅得使用非关税壁垒挤压阿联酋企业在本土市场的份额。例如，王国要求外国卡车获得特殊许可才能在其境内运输农作物和牲畜。2021年，它开始对所谓自由区(允许外国人全资拥有公司并免除进出口税)生产的商品征收更高关税。阿联酋是海湾最大出口国，拥有超过40个此类自由区。2024年，沙特开始只向在本国设有区域总部的公司授予政府合同，导致许多跨国公司将办公室从阿联酋迁往沙特。

　　沙特还拥有远超阿联酋的工业和制造能力，并因拥有磷酸盐、金、铝土矿和稀土元素储量而大力投资本土采矿。按国土面积，它是阿联酋的27倍。它甚至利用其规模、资本和能源资源建造大规模生产综合体，支持中东最大的乳业。它还受益于宗教旅游及其对伊斯兰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的监护所带来的影响力。利雅得认为，由于这一角色，它是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唯一领袖。

　　然而，沙特更大的人口是一把双刃剑。这意味着国内消费增长空间更大，但也需要支持更多人口。沙特有3500万人，其中约2000万是沙特人，而阿联酋有1100万人，但外国人占比远更高：阿联酋人仅略超100万。其小规模使其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快速变化行业中转向更快。

　　阿联酋长期以来对外国投资和人才具有吸引力。它已在金融服务、航空、医疗和旅游领域确立优势。它社会限制也更宽松。例如，未婚夫妇可同居。其贸易和物流处理能力在地区无与伦比：2023年，阿联酋处理的集装箱数量是沙特的兩倍，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是沙特的兩倍。凭借如此多元化的经济，阿联酋GDP中仅有约25%来自石油，与沙特(近50%GDP依赖石油)相比，对油价变化更不敏感。

　　沙特的问题在于，当它寻求经济多元化时，阿联酋寸步不让。阿布扎比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在“2030愿景”要求沙特在本十年末主导的相同领域竞争，如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和全球物流。

　　走向和解?

　　利雅得与阿布扎比仍可通过在特定产业合作来缓和紧张，例如创建联合技术中心和数据中心。两国也可双边或通过巴林或阿曼等调解人，尝试就各冲突区希望看到的结果达成一致，然后共同逆向推进实现目标。

　　但紧张升级似乎越来越可能。鉴于这一现实，美国和欧洲应谨慎避免在海湾竞争中选边站队。沙特和阿联酋的地理位置赋予它们对石油市场和关键贸易路线的超大影响力;保持两者满意至关重要。若华盛顿或欧洲首都表现出偏向一方，将失去另一方的影响力和投资机会。更糟的是，这可能破坏地区稳定。若一方海湾大国感到地位下滑，它可能向中国倾斜，在航运、投资和军事基地权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过去四位美国总统都承诺在中东少做，但最终仍保持活跃。特朗普明智之举是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存在。与欧洲领导人一道，他应在两大海湾国家之间保持平衡。他还应注意，弥合分歧可能需要更个人化的接触。有些观察者称，在MBS早期担任王储时，他是MBZ的门徒。虽然这可能夸大其词，但两人关系确实良好。如今，每位领导人都认为对方不够尊重，这种嫉妒加剧了更广泛的竞争。两人之间的和解可能极大有助于稳定地区。

　　作者简介：乔纳森·帕尼科夫是大西洋理事会斯科克罗夫特中东安全倡议主任。2015年至2020年，他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近东地区副国家情报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沙特阿拉伯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裂痕如今已昭然若揭。去年，两大海湾君主国在也门问题上发生冲突，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真正的敌意在今年1月公开爆发：沙特媒体指责阿联酋“在北非和非洲之角投资混乱”，并称其在更广泛地区充当以色列的傀儡。阿联酋方面虽未公开回应，但最新争端只是冰山一角。

　　利雅得与阿布扎比陷入更广泛的战略竞争，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上互相角力。曾经的友好竞争已演变为敌对对抗。危机的根源在于沙特阿拉伯的宏伟未来计划——“2030愿景”。若王国要实现其事实领袖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简称MBS)设定的目标，就必须挑战阿联酋在金融、旅游和商业领域的霸主地位。两国政府虽未公开承认这种紧张，但显然心知肚明;毕竟，这种取代正是阿联酋几十年前从巴林手中夺走海湾首要商业角色时所做的事。

　　海湾裂痕大概不会升级为沙特与阿联酋之间的直接战争，甚至不太可能出现较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如封锁。但利雅得与阿布扎比已在本土展开经济冲突，并在多场海外代理军事战斗中对峙。他们的争吵将塑造未来十年的地区格局，包括它们如何与西方大国开展安全合作、如何吸引私营部门投资，以及如何介入若干正在进行和酝酿中的地区冲突。

　　激烈的竞争

　　2015年，当MBS成为副王储并开始掌控沙特政府时，利雅得与阿布扎比在中东最大问题上高度一致。在个人层面，MBS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简称MBZ)关系融洽。阿联酋支持沙特在也门对胡塞武装(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两国共同推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伊朗的“最大压力”政策。2017年，它们联手对卡塔尔实施禁运，迫使多哈疏远伊朗、关闭半岛电视台(一家新闻媒体)，并停止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已有百年历史、遍布地区、推动某种政治伊斯兰形式的运动，一些海湾政府视其为威胁。例如，兄弟会支持民主。(上个月，美国将该组织指定为恐怖组织。)

　　但几年后，这种共同议程开始出现裂痕。两国放弃了对卡塔尔的封锁，尽管多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及其与伊朗的关系并未实质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最大压力政策也未能说服德黑兰缓和行为。

　　鉴于这些失败，从2021年左右开始，沙特阿拉伯开始偏离阿联酋路线。它开始改善与伊朗、卡塔尔和土耳其的关系。到2023年，它与德黑兰达成正式和解。沙特高级官员甚至开始声称，阿联酋当年曾怂恿沙特加入对卡塔尔的封锁。

　　沙特转向的原因是对实现国内议程最佳路径的重新评估。MBS最初采取对抗性外交政策，重点打击与政治伊斯兰相关的国家。但他最终意识到，这种做法并未推进其首要目标——实现“2030愿景”，即让王国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成为金融、商业和旅游中心。要实现该计划，王国需要数百亿美元的外资，而这反过来要求可预测性和平静。

　　因此，沙特与昔日对手建立更温暖关系，并非因为对其看法改变，而是因为它现在认为包容它们是更好的策略。中东或红海的冲突可能扰乱贸易走廊或吓跑外国投资者。相比之下，阿联酋仍固守过去十年驱动其外交政策的同一套优先事项。它希望维持其地区和全球影响力——这建立在其国内经济、商业和投资实力之上——并防止政治伊斯兰扩散。

　　如今，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在以色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在大多数这些领域，沙特优先考虑稳定——只要不对王国构成特定威胁——而阿联酋通常希望阻止伊斯兰主义者获利。在苏丹(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地)，利雅得支持苏丹武装部队(阿联酋怀疑其与伊斯兰主义有关)，而阿联酋则向对立的快速支援部队提供资金和武器，尽管它否认这样做。

　　与此同时，沙特同意投资数十亿美元用于叙利亚重建，因为它视新领导人(前圣战分子)为该国实现稳定的最佳机会。但阿联酋几乎未提供资金，因为它怀疑新总统巩固权力的能力及其放弃伊斯兰主义根基的意愿。至于以色列，阿联酋已悄然加强商业和安全联系，而沙特拒绝在没有通往巴勒斯坦国的途径的情况下实现关系正常化。

　　这些地区紧张在2025年底的也门达到顶峰。在多年共同对抗胡塞武装后，由利雅得和阿布扎比支持的派系陷入内斗。12月，阿布扎比支持的也门分离主义团体夺取了沙特支持团体控制的领土。利雅得以轰炸阿联酋武器运输作为报复，促使阿联酋完全撤出其部队。

　　2030愿景

　　公开淡化分歧符合沙特和阿联酋的利益，以向外国投资者保证海湾是一个安全的投资地。但阿联酋-沙特紧张很可能进一步恶化。两国日益在相同领域争夺投资。鉴于沙特为实现“2030愿景”所需的外资规模，其成功很可能以牺牲阿联酋在金融、技术、旅游和物流领域的霸主地位为代价。地区和全球市场大概无法同时大规模支持两国。

　　阿联酋领导人决心不让阿联酋重蹈巴林覆辙。1932年，巴林成为该地区第一个发现石油的国家。但由于储量小，它实现了经济多元化。到20世纪70年代，它已成为地区金融、旅游、物流和铝冶炼的热点。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迪拜(后来是阿布扎比)建立了监管更宽松、资本更充裕的金融中心。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包括棕榈杰贝阿里人工岛(用于豪华住宅和旅游)和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在内的巨型项目巩固了阿联酋作为外籍人士目的地的地位。随后政府在2010年代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全球影响力。1971年阿联酋成立时，其GDP为9.4亿美元，巴林为4.22亿美元。到1990年，阿联酋GDP为3080亿美元，巴林为270亿美元。

　　如今，沙特正在采用这一策略。但阿联酋花了几十年才在关键产业超越邻国，而沙特试图在更短时间内做到，并利用一切优势。沙特市场是地区最大的。为击败阿联酋，利雅得使用非关税壁垒挤压阿联酋企业在本土市场的份额。例如，王国要求外国卡车获得特殊许可才能在其境内运输农作物和牲畜。2021年，它开始对所谓自由区(允许外国人全资拥有公司并免除进出口税)生产的商品征收更高关税。阿联酋是海湾最大出口国，拥有超过40个此类自由区。2024年，沙特开始只向在本国设有区域总部的公司授予政府合同，导致许多跨国公司将办公室从阿联酋迁往沙特。

　　沙特还拥有远超阿联酋的工业和制造能力，并因拥有磷酸盐、金、铝土矿和稀土元素储量而大力投资本土采矿。按国土面积，它是阿联酋的27倍。它甚至利用其规模、资本和能源资源建造大规模生产综合体，支持中东最大的乳业。它还受益于宗教旅游及其对伊斯兰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的监护所带来的影响力。利雅得认为，由于这一角色，它是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唯一领袖。

　　然而，沙特更大的人口是一把双刃剑。这意味着国内消费增长空间更大，但也需要支持更多人口。沙特有3500万人，其中约2000万是沙特人，而阿联酋有1100万人，但外国人占比远更高：阿联酋人仅略超100万。其小规模使其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快速变化行业中转向更快。

　　阿联酋长期以来对外国投资和人才具有吸引力。它已在金融服务、航空、医疗和旅游领域确立优势。它社会限制也更宽松。例如，未婚夫妇可同居。其贸易和物流处理能力在地区无与伦比：2023年，阿联酋处理的集装箱数量是沙特的兩倍，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是沙特的兩倍。凭借如此多元化的经济，阿联酋GDP中仅有约25%来自石油，与沙特(近50%GDP依赖石油)相比，对油价变化更不敏感。

　　沙特的问题在于，当它寻求经济多元化时，阿联酋寸步不让。阿布扎比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在“2030愿景”要求沙特在本十年末主导的相同领域竞争，如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和全球物流。

　　走向和解?

　　利雅得与阿布扎比仍可通过在特定产业合作来缓和紧张，例如创建联合技术中心和数据中心。两国也可双边或通过巴林或阿曼等调解人，尝试就各冲突区希望看到的结果达成一致，然后共同逆向推进实现目标。

　　但紧张升级似乎越来越可能。鉴于这一现实，美国和欧洲应谨慎避免在海湾竞争中选边站队。沙特和阿联酋的地理位置赋予它们对石油市场和关键贸易路线的超大影响力;保持两者满意至关重要。若华盛顿或欧洲首都表现出偏向一方，将失去另一方的影响力和投资机会。更糟的是，这可能破坏地区稳定。若一方海湾大国感到地位下滑，它可能向中国倾斜，在航运、投资和军事基地权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过去四位美国总统都承诺在中东少做，但最终仍保持活跃。特朗普明智之举是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存在。与欧洲领导人一道，他应在两大海湾国家之间保持平衡。他还应注意，弥合分歧可能需要更个人化的接触。有些观察者称，在MBS早期担任王储时，他是MBZ的门徒。虽然这可能夸大其词，但两人关系确实良好。如今，每位领导人都认为对方不够尊重，这种嫉妒加剧了更广泛的竞争。两人之间的和解可能极大有助于稳定地区。

　　作者简介：乔纳森·帕尼科夫是大西洋理事会斯科克罗夫特中东安全倡议主任。2015年至2020年，他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近东地区副国家情报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